原标题：疫情之下：“他人的痛苦”，为何令我内疚？
此次疫情带来了种种复杂的情绪与思考，众声喧哗中，很多人在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下开始了自我隔离、抑或强制隔离的生活，并且整日被疫情新闻牵动着情绪，有心理学家观察说，许多人产生了某种近似PTSD（创伤应激反应）的症状。
撰文丨重木
当新冠肺炎疫情在媒体、网络和各种渠道以一种燎原之势于公众面前呈现时，一时间所涌来的压抑、愤怒、恐慌和不安也伴随着这些铺天盖地的新闻接踵而至。由此，全国目光都开始聚集在新冠病毒最先发现的武汉，并且随着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多个城市与地区开始封城，使得紧张感进一步被加强。
面对突发的灾难事件，尤其如新病毒这般未知之物时，人们会感到紧张和恐慌是自然的反应。或许也正因如此，及时、公开的信息才最能安慰人，对于感染者的帮助、照顾和治疗也最能鼓舞人。此次疫情带来了种种复杂的情绪与思考，众声喧哗中，很多人在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下开始了自我隔离、抑或强制隔离的生活，并且整日被疫情新闻牵动着情绪，有心理学家观察说，许多人产生了某种近似PTSD
（创伤应激反应）
这些心理反应，甚至让不少人开始产生一种愧疚：有人在受苦，我却在过着安稳如常的生活。如果说，在疫情自1月持续至今的此刻，大多数人已经能够处理最初的过度恐慌与怀疑，但这种微妙的愧疚，仍然在困扰着不少人。我们今天的文章，主要想谈谈关注疫情之时，如何去处理“他人的苦难”与自身的安稳之间的张力。
疫情之下，我们可能会有这些心理反应
在新华社的一篇文章中，讨论了新冠疫情下公众可能产生的心理反应，其中就包括如下症状：疑病。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所产生的症状与流行感冒十分相似，并且又因为冬季正是流行感冒频发时期，而导致许多人对此焦虑不安。前一段日子，笔者因洗澡着凉而感染风寒，所有的症状与当时正在网上铺天盖地揭露的新冠肺炎症状十分相似。虽然知道自己只是感冒，但却依旧为此满心紧张与焦虑，甚至产生恐慌。正如其后相关医学专家在一开始所提醒的，如果没有接触史，且知道是感冒，则不必前往医院，因为一方面医院本身人流密集，容易形成交叉感染；另一方面也会占据新冠感染者的检测和救助机会。
除此之外，可能产生的心理还有抑郁情绪、睡眠障碍、强迫症
（如反复洗手、消毒等）
（如身处新冠疫情严重地区以及有过相关接触史等）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考验着我们这些处在远方之人的道德、同情心以及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对于彼此的责任。因而许多评论也指出，此次疫情也成为了一个公众自我学习和教育的事件。
《关于他人的痛苦》，[美]苏珊·桑塔格著，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4月版。
在这些铺天盖地的信息之中，我们也会看到其中蔓延着一股似乎由恐慌所导致的消极情绪。当我们观察此类人群的相关言论时便会发现，他们其实始终积极且专注地在参与对此次疫情的讨论。他们转发武汉以及其他城市中缺乏物资的医院的社会求助信息，转发那些在封城中的个体所遭遇的困难和困境，以及对各种捐赠物资的监督也毫不松懈……他们对于远方的灾难和哭声的关注或许无人能及，但也正是在这些关注下渐渐衍生出某种消极、无力甚至虚无感，由此几乎困扰着每一个没有置身第一现场的、远方的关注者们。
这种情绪其实十分常见。在苏珊·桑塔格的《关于他人的痛苦》一书中，她通过对记录着灾难和战争的摄影作品的讨论，指出观看者们可能由此形成的某种无力感和愧疚。因为远方的灾难和哭声会提醒我们一个似乎在日常里总被忽视的问题，即我们关于这些“远方的”不幸的无能为力。这不仅仅只是地理意义
（虽然它似乎也总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无能为力是这其中最令人沮丧的情绪，而由此往往会产生两种看似不同的行为：
一是觉得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道，所以他们进入“远方”，置身第一现场，参与对灾难的抗击，以此来帮助那些哭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伴随着日军侵华，处在后方的年轻学子们开始蠢蠢欲动希望能够前往前线参军抗敌。正如清华大学救国会在其《告全国民众书》里所说的：“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二是为此情绪所困，而产生出某种愧疚、自责甚至是“原罪”的心理。这一心理在自认为背负着“道”的知识分子中十分常见，并且也会随着自身道德感的强弱而有所起落。
在这个要求隔离的状况下，我们都被束缚在彼此的、小小的个体空间中。而也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前述的心理似乎会变得更加浓重，并且伴随着某种“实用主义”和“立刻实现”的渴望的落空，由此往往容易导致此类情绪变得无处纾解，最终走向消极、虚无或是彻底的冷漠。
“附
近性
”的缺失，与对“远方哭声”的愧疚
在这其中，人们感到无能为力的不仅仅只是那些在被封闭的城中遭遇困难，直面新冠病毒威胁的人们，其实还有对于个体局限的直视，从而造成某种幻灭。在这极端的个体和遥远的他者之间的大起大落，在学者项飙看来是一种现代性的结果。
他在《十三邀》中接受采访时提道，伴随着个体主义愈演愈烈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发展，一个——项飙称作“附近”——的中间地带消失了，于是便出现了光谱的两头，即个体和超越性的他者/群体。当个体发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为力时，他往往会直接一步跨越进远方的他者那里，与之形成某种心理上的联系，从而把自己置身于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中，获得归属感。这是许多人所遭遇的状况。即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他们发现一直以来处于自我状态中的个体，是有限的甚至是不稳定的，而开始通过各种方法来让自己成为当下热点新闻关注和讨论的一员，通过对远方的苦难和哭声的关注、抒情与言说来保护自己的漂浮感。
《十三邀》剧照
在这一看似的“命运共同体”背后，其实便是汉宁·里德在其《无处安放的同情》中所发现的问题，即当下的传媒时代塑造了一种虚妄，它让现代人觉得所有的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场景之中。所以他们会为非洲的饥民、灭绝的野生动物、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流下热泪，但对于邻居死了，他们却可能无动于衷。
这样的现象不是十分常见吗？我们对于“附近”忽视和冷淡，对于“远方”热情、积极关注，有着强烈的道德感。而在这一心理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我们十分熟悉的意识形态，即来自超越性的诱惑。它可以是某个组织、国家或是某种想象性的共同体，甚至可以是“远方”那些面容模糊的“他者”。
在此次疫情中，人们重提加缪的《鼠疫》来批判与反思，但在这部小说中加缪其实还讨论了英雄主义。始终守在鼠疫肆虐的城里的里厄医生，所展现的并非传统超越性的英雄主义，而正是恰恰与之相反的、关于“附近”的关注式的英雄主义，所以他才会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便是尽道德之责。在《奇葩说》中，当李诞反驳黄执中所说的要听到“远方的哭声”时，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方的哭声”，更重要的是“近处的哭声”。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在其《日常生活》中所强调的观点。她认为社会变革无法仅仅只在宏观尺度上实现，而且还要在微观层面——日常生活——上进行改革，使其变得人道化。而这也就要求，我们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以及“附近”的关注和深入。因为这些联系就如项飙所指出的，是由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往和实践所创造的真实的联系与场域，并且在其中的每张面孔都是可见且清晰的。
在关于此次新冠疫情中，层出不穷的个体遭遇，一方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施于援手进行帮助。而更多的是通过转发来让更多人看到，由此希望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他们。而更可恨的状况则是一些营销号通过对这些不幸的撰写和营造来获得流量与报酬，而它所抓住的，其实也正是人们对于远方的不幸的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某种愧疚感。
接纳自己的安稳，不要否认附近的“幸福”
哈维尔提倡要“生活在真实中”，即由我们每个个体通过与他人的连接所产生和创造的生活，而非由互联网或是其他图片、影像所构建的那些“远方”。很多人利用后者来压制、剥削甚至禁止前者，似乎只有通过对于远方苦难不可停歇的崇高化，反反复复地描述，才是对于不幸的补偿或尽了我们作为他者的责任，甚至是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道德感。而也正因此，日常的生活、那些快乐和感受到的幸福似乎就充满了某种不合时宜，甚至不道德，“别人遭受着如此的苦难，你怎么还一如既往地吃喝玩乐呢？”而这一逻辑最后会形成合流，即当某处发生了灾难，所有人都似乎必须为此停下生活而盯着灾难，与其说是为了那些遭遇灾难的民众，不如说是在做着某种可以被看见的表演。
这里对于日常生活的实践本身，并非改革、革命的或创造性的，而恰恰是在破坏。人们言说灾难、描述灾难、构建灾难里的英雄，讲述政府的积极应对等等，最终都会形成一张网覆盖在遭遇封城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上。那些最细微但却最重要的关切，始终并未发生，我们成为一个算法中的小小数据，成为数据中的一个点，归入洪流，无人看见。
《无处安放的同情》，[德]汉宁·里德著，周雨霏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版。
桑塔格在《关于他人的痛苦》里说，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恶意，就感到幻灭
（或难以置信）
桑塔格接着说道，我们现在有一个任务，就是暂时把我们寄予遭受苦痛的他人的同情搁在一旁，转而深思我们的安稳怎样与他们的痛苦处于同一地图上。甚至可能——尽管我们宁愿不这样设想——与他们的痛苦有关，就像某些人的财富可能意味着他人的赤贫。
对于那些与无处不在的苦难和不幸生活在同一个空间中、享受着日常生活的人们，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为了这种快乐与幸福辩护时，他说：
如果我们否定我们的幸福，抗拒我们的满足，
那我们就是在减少她们的匮乏的重要性。
我们必须冒愉悦的风险。我们可以不寻欢作乐，
但不可以没有愉悦。没有享受。我们必须有
那种顽固性，在这世界残忍的火炉中接受
我们那份喜悦。把不公正作为衡量
我们注意力的唯一尺度，等于是赞美魔鬼。
题图来自电影《传染病》剧照。
作者丨端木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