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疫“隐形卫士”：我所经历的战斗50天
1月20日，市卫健委通报上海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迄今刚好一个月。当我想要在“满月”之际记录些什么的时候，才得知有一群人其实已默默战斗了50多天。这群人在聚光灯背后，每天与病毒赛跑，通常被称为“隐形卫士”，但如果没有他们在幕后努力，我们与疫情的战斗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昨天，我在上海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这个上海抗疫的核心“指挥部”，听5位公共卫生人员讲述不为人知的故事。
“靴子”落地了，心情反而平静
讲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病原微生物检定所李崇山
1月20日晚，国家卫生健康委确认上海市首例确诊病例。这样的结果对于我们病原检测团队来说，“万般不愿，也是意料之中”。1月16日，实验室灯火通明，经过反复验证，我们确认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呈现弱阳性。是或不是？这可能是上海首例新冠肺炎！那个晚上，整个中心的人都来加班了。
根据国家的防控方案，样本需要通过全基因测序，序列比对高度同源才能作为疑似病例上报国家，首例疑似病例更是需要国家疾控中心复核才能公布。经过整整两天两夜的核酸提取、测序、生信分析，将样本送上去后，我们在焦灼中得到了确认的回复。
靴子落地了，心情反而平静。在这之前的十多天，我们已经有惊无险地排除了好几例疑似病例。后来的事谁都没想到，新病原体来势汹汹，发展速度出乎意料。
△区级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分析疑似患者新冠疑似患者检测样本
“首例”过后，工作量很快上去了，工作时间也变成了24小时制，最多的一天要检测200多份样本。除了大家最关注的确诊病例，还有疑似病例的排查、出院病例的检测、环境样本的检测……
好在，得益于多年来的积累，实验室都是“熟练工”，任务量的增长没有消磨他们的责任心。我印象最深的是，同一批20多个样本检测出来都是阴性，质控结果很好，按理说是好事，但是，新冠防控无小事，怕哪个环节有纰漏，反复核对才放心。
后来，检测病毒核酸的任务陆续下放到区疾控，但工作量并没有减少。有一回，集中隔离点送来污水标本，要求检测生活排水中是否有病毒，标本前处理非常复杂，耗时耗力，17份标本要求在一天内出结果。实验室团队反复商讨方案，通宵达旦，不眠不休，终于顺利完成。
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检验的样本、标本是阴性。这让我们觉得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目前，我们还在对公共场所开展病毒检测，比如交通工具上的扶手、拉环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阳性。
医疗是处理存量，疾控是控制增量
讲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现场调查组潘浩
实验室出结果是1月16日，但去年12月31日我们的战斗就开始了。武汉不明原因肺炎传得沸沸扬扬，还有人说是SARS，我们马上收集信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疫情动态，当天便出了风险评估报告和应对预案。
这个病会不会来上海？会不会传人？这是当时最关心的。武汉到上海交通便捷，又即将迎来春运，海陆空全通，病毒的来路畅通。
医疗是处理存量，我们是控制增量。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是传染病防控的最为重要工作之一，包括查明传染源、查明传播途径、确定密切接触者，这是控制增量的重要一环！
△潘浩等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流调查监控
我们现场流调小组要搞清楚病毒传染的来龙去脉，即患者发病前14天（一个最长潜伏期）以及发病到确诊这段时间内去过哪里、吃过什么、干过什么、见过谁等。听上去简单，事实上却面临着各式各样的困难，比如时间太长记不清楚、故意隐瞒真相、甚至完全拒绝回答等。这时，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和引导流调对象回忆事件经过，通过明确事件来串联线索，然后顺藤摸瓜，推演出病毒传染的初步路径。
我的手机与疫情直报系统联网，只要医院有报告疑似病例，无论我在哪里，都能马上收到。一收到信息，马上去，再远也要第一时间到达。疫情就是命令！必须第一时间把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管起来。病人就诊当天医院就会上报疑似病例，因就诊、确认等环节在白天进行，等我们收到报告已是晚上或凌晨，所以熬夜通宵难以避免。
小年夜开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开始快速增加，虽然我们有流调梯队，但人手还是紧张。对未知疾病展开流调挑战性很大，究竟有几种传播途径？究竟是什么传播模式？而且流调工作堪比破案，费时、烧脑，这个“案子”刚调查完，靠在椅子上稍稍打个盹又要去下一个了。
疑似病例的流调报告需在当天内完成，病例复杂的有时要花十多小时。而且，做流调不能有“空白”，每个环节都要接上。比如，1月26日和29日，黄浦区和宝山区分别发生了聚集性疫情，5个病例都没有疫区暴露史，感染来源不明确。黄浦的2例病例说，曾和几个朋友聚过餐，其中聚餐的朋友恰好在宝山确诊了。进一步排摸发现，宝山的3例病例在1月上旬曾经去过安徽的蚌埠，有2例在蚌埠逗留期间曾多次到某健身房。后来，安徽蚌埠宣布，当地已经确诊了5例病例和这个健身房有关。
第一次和小年轻一起没日没夜工作
讲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传防所消毒与感染控制科朱仁义
我们的工作是在病例被确诊后对疫源地进行消毒、对定点医院感染进行评估指导、以及对隔离点进行消毒和防护培训等。
印象深刻的事情太多了。这是我职业生涯里第一次，和小青年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一个月来在家就吃了一顿饭。疫情刚刚冒头，我们就牵头制定了16个技术方案，细化到每个场所每个环节的消毒工作怎么做。对病毒的认识有限，工作越细越好。
医院的发热门诊和留观病房都跑过了，有的还跑了两三遍，指导他们解决问题。有一家医院，隔离病房和肝炎患者病房并没有完全分开，这就是潜在的风险，马上要求他们封掉重新调整。还有的病房没有负压，指导医院随手关门，减少进出，安装循环风空气消毒机。目标将上海医务人员感染风险降到最低。
朱仁义与同事讨论工作
“一级响应”后，有一天凌晨接到任务，地铁2号线有一段在施工，工人当中有40多个武汉来的，这批人已经开工了，怎么办？
马上要出方案，天亮之前就要！由科室骨干江宁医师牵头，同时派季晓帆医师前往现场。那里没有明确地址，实在不好找。与施工现场负责人汇合，已经是凌晨2点多了。
现场排摸发现，这群人来上海的时间在1月10日-14日之间，有的已经过了2周，还有的即将满2周，他们作业都在地下，又戴口罩，不与外界接触，在武汉也是封闭作业，所以风险不算大。
要离开时，突然又听负责人说，曾有3个工人生病去过医院。疲惫不堪的工作人员顿时睡意全无，忙把3人找齐，详细询问并查看就诊记录，排除了新冠肺炎的可能性。前方收工，后方也已写出应急方案，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数据分析，给出科学合理的建议
讲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应急处黄晓燕
我们的战役也始于去年12月31日，已经50多天了。应急处要协调各个部门、各环节，不仅要做好舆情监控、信息收集，还有疫情研判。
上海的防控标准一直是很严的。最初的几例确诊病例，由于我们介入比较及时，很快就切断了传染途径。我还记得首例确诊后，我们马上要找密切接触者，此时，患者的家人已经离开了住处，人在外地了。
我们火速协调公安部门和对方的工作单位，立即将其管控起来，同时又不能制造恐慌。一开始对方还不理解，为什么家人生病了，自己也要隔离？经过多次沟通，对方终于意识到了隔离的意义：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还好，这名家人就地隔离，并没有被感染。
密切接触者管理小组正在处理紧急疫情
我们与公安等部门联动，通过大数据等手段群防群控，提高了工作效率。一个患者确诊，后台马上就可以知道行动轨迹，比如在哪里付了钱，电话打给了谁等。拿到信息后，我们的流调小组要打电话求证，做好追踪。最多的一天，一个组打了超过1000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员，可能是配合的，也可能是拒不配合的，还有的因为恐惧，不断打来电话反复询问。
我们还会帮兄弟省市一起追踪。有一名上海确诊的患者乘坐过飞机，我们找到了其在飞机上的一名密切接触者，但这名密切接触者已经回到了南京家中。2月5日协助追查的函发过去后，南京立即将此人送集中隔离点。不久，这名患者就出现了发热等症状，2月9日送定点医院救治。
每天，我们的信息组都会将确诊病例、排除病例以及涉及场所等汇总信息发给政府机构，由他们向社会公布。作为疾控中心的“情报站”，我们要做数据分析，为不同类型的单位制定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方案，并给出复工、开学的建议，方便政府部门制定科学的决定。
什么都不发生，不代表我们做得少
讲述人：上海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孙晓冬
我们中心有个年轻员工，在流调队伍的一线。那天，有同事看到她在偷偷流泪，原来她父亲病了，人在ICU，可她又不好意思抛下繁忙的工作，情急之下就哭了。同事让她去医院陪伴家人，她第二天一早又来上班了。她说，大家都很忙，我不能偷懒。
这件小事给了我很大的感触。很多人不熟悉我们的公共卫士，市区两级的疾控人员在这次抗击疫情的多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直接面对病人和密切接触人员、病例标本和可能已被病毒污染的场所，每一项工作、每一次出发都面临风险。他们真的很勇敢，没有人退缩。
上海疾控中心建成20多年，一次次成功对抗传染病的经验，为上海市民构筑了一道牢固的防疫屏障。如果说，老百姓对医院的“获得感”，源于医务人员妙手回春带来的真切感受；那么，大家对公共卫生的获得感恰恰应该源自“没有感觉”。关口前移，让什么事都不发生，并不代表我们做得少。
这一次，上海公共卫生体系面临巨大挑战，我们也看到，上海整座城市、各个岗位共同织就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共同确保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有力有效、城市运行和市场供应平稳有序。
SARS后的中国公共卫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这一切还做得不够。新冠肺炎疫情应当唤起我们的防患意识，要持续投入人才建设、梯队培养，硬件更新，强化大公共卫生的理念，不断完善优化我们的公共卫生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