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期读书⑮丨汪天艾：我羞愧于那些不曾落在我身上的棍棒
本期“疫情读书”，我们采访了西班牙语诗歌译者、研究者汪天艾。在此疫情暴发的特殊时刻，汪天艾正在武汉。她亲历了武汉从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变得全民皆兵的过程，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是如何开始重视起疫情来的？她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思？
汪天艾，西班牙语诗歌译者、研究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世界文学》编辑。北京大学西班牙语文学学士，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比较文学硕士，马德里自治大学西班牙文学博士。译著有《夜的命名术：皮扎尼克诗合集》《爱与战争的日日夜夜》《印象与风景》等。
1月17日，从事西班牙文学翻译和研究的青年学者汪天艾，从北京回武汉与父母相聚，准备过年。在回汉之前，她在网上零星地看到过一些有关华南海鲜市场的消息，并提醒了父母。由于她家离华南海鲜市场较远，便觉得并无大碍。不过，以防万一，她在返程的路上戴上了口罩。当她到武汉站时，她发现只有零星的几个人戴着口罩。很明显，那时大家对此并没有警觉。在瘟疫开始蔓延的时候，武汉还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汪天艾的父母在武汉工作。她母亲在高校工作。她母亲告诉她，在期末考试前，学校里有两名学生发烧，学校让他们考试缓考并立即回家。在央企工作的父亲倒没接到什么通知，但在开企业年会的那一天，他们突然接到市里通知，取消后面的年会和聚餐。到1月20日，钟南山确认新冠肺炎会人传人，这时气氛才陡变，大家突然感到疫情变得很严重。风暴终于来了。汪天艾一家决定取消回安徽过年的计划，紧接着，武汉就实施交通管制了。
一开始，对于汪天艾很“宅”的一家人来说，实施交通管制后的生活似乎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后来，不安的感觉开始涌现。大概在1月21日，口罩就已经脱销了。在那段时间里，网上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调查报道。面对铺天盖地的疫情新闻，汪天艾虽然不焦虑，但心情很低落。她认为，很多防疫措施都采取得比较滞后。对人传人预警的滞后就造成了这次的灾难。假装看不见问题，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
此外，在实施交通管制之后，无论在医疗资源的分配，还是其他的一些措施，武汉都显得很被动，处理地没有效率。很多防疫措施在别的省市已经开始采用了，武汉才跟上它们的步伐。在第一时间，很多热心的老百姓愿意当志愿者，提出了许多方案，并自发组织起来调度物资抗击疫情。而政府的反应却比志愿组织滞后。
防疫反应的滞后不仅让许多人不幸染病，更让许多行业的从业者的生计遭到重创。对此，汪天艾说，她想用别德马的一句诗，“我羞愧于那些不曾落在我身上的棍棒”来形容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内心的惭愧。她与她的家人暂时平安，而她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转发一些求助信息，以及在评论里说一些鼓励的话，并以此希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确实体会到“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无奈
新京报：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读书和写作是如何安排的？
汪天艾：春节假期作息基本还是和平时差不多，早上和下午的完整时间段——9点半到11点半、13点到17点——工作
（编辑稿子、翻译、写作或者阅读）
（以往一般都会至少以周为单位进行规划）
我们都希望从尽可能多的途径了解现状，那么除了社交媒体和网络，每天晚上基本上都锁定在央视新闻频道上，一直到看完《新闻1+1》才关机休息。和许多人一样，父母也都是在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确认“人传人”之后，才真正对这件事重视起来，传统主流媒体对上一辈人的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这时候会选择这些书？接下来计划读哪本书？
汪天艾：假期主要还是在继续阅读和工作相关的书，这一两年的研究方向是西班牙二十世纪史在诗歌中的呈现，所以在集中阅读西班牙内战相关的书，最新在读的是普利策奖得主理查德·罗德
（Richard Rhodes）
（Hell and Good Company, 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the World It Made）
在当下抗疫的背景里，我身处武汉，每天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工作者前来支援，和当地的医护人员一起在匮乏的条件里救治病人乃至牺牲自己，觉得阅读到的东西和每日的生活确有呼应。我的研究对象、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曾经在一首关于国际纵队的诗里写道：“谢谢，伙伴，谢谢/这榜样。谢谢你告诉我/人是高贵的。/就算高贵的人实在不多：/一个，一个人就足够/无可辩驳地见证/整个人类的高贵”，最近的感受也是如此吧。接下来，大概也是会继续读西班牙内战史相关的书。
《奥克诺斯》，[西]路易斯·塞尔努达著，汪天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1月版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汪天艾：最近看了一些电视纪录片，比如《“一战”中的炮弹休克》
（Shell Shock in WWI）
（Shell Shock in WWII）
（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汪天艾：因为原本只是一个10天左右的假期，带回来的书籍有限，大部分纸版资料都留在北京，所以研究和翻译的工作进度几乎停滞了。这几天在校对修改我翻译的、今年即将由“世纪文景”出版的小说《帝国游戏》
（El Tercer Reich）
（Roberto Bolaño）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诗人、小说家，著有：《荒野侦探》《2666》《地球上最后的夜晚》等作品。
假装看不见，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汪天艾：一直在关注，每天会通过新闻和社交网络了解，身在武汉那就更是与自己及家人的日常息息相关。记录和观察倒是没有，很多次想要提笔，都觉得如鲠在喉，这时候会觉得文字的无力，自己的日常生活与感受也很苍白，赧于抒情。十几年前，因为父母调动工作我们全家从家乡搬来武汉，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的中学时代，只是我后来离开这座城市的时间已经远比六年更久，父母也是不喜社交的人，这些年来多少还是有我们是在武汉的“外地人”的感觉。但是，对我们全家而言，这次疫情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和这座城市产生了某种情感关联。
如今每天看到微博上的求助信息的时候，那些求助人的家庭住址里有不少都是我知道的、去过的或者和个人记忆有关联的街道或地方，那种有人在一个我能描摹出来样子的地方受苦的具体感很难消化。而我又除了转发、希望有人能帮到他们做不了任何其他事，很难不产生羞愧感。同时也觉得自己目前还能安坐家中读书工作仅仅是暂时的幸运而已，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打破，自己的生活也随时随地可能天翻地覆。
防疫措施的滞后不仅让许多人不幸染病，更让许多行业的从业者的生计遭到重创。我想用别德马的一句诗——“我羞愧于那些不曾落在我身上的棍棒”，来形容我在这段时间里内心的惭愧。我自己所能做的，就是转发一些求助信息，以及在评论里说一些鼓励的话，并以此希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是否有什么政策建议？
汪天艾：我感受比较深的是预警的延迟，因此造成的伤痛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因为我是从北京回来看望在武汉工作的父母，原本再准备一起回安徽老家过年。1月17日，我坐高铁到武汉的时候，我是火车站里零星的几个戴口罩的人之一，无论是父母还是大多数市民都完全没有感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延误造成了更大的灾难。假装看不见、听不见并不意味着问题就不存在或者会自行消失了。
此外，对一些具体情况的预案也不完备，相对滞后，并不是一开始先考虑到，而是有窟窿出现了才去堵，比如市内交通停运、医院被征用后各类慢性病病人的拿药问题，就是多方呼吁才终于有官方的统计渠道和应对方案，而在此期间“等不起”的病人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这次武汉市防疫指挥部的每一轮公告，几乎都是比较提纲挈领的要求和目标，具体的措施如何进行下放到各个社区自行处理（
至少我所在的小区决定封闭、限制进出最早是由业委会讨论决定并发的通知，时间上也早于武汉市的通知，而且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不同小区几天可以出去一次、采用何种方法——出入证卡还是登记还是什么——也五花八门）
《瘟疫与人》，[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余新忠、毕会成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5月版
新京报：在防疫期间，你有没有值得推荐给读者的书？可以是实用类、知识型的，也可以是有助于人们精神安顿的，请说出你的推荐理由。
汪天艾：想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 McNeill）
（Plagues and Peoples）
记者丨徐悦东
编辑丨徐伟罗东
校对丨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