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武汉大救援：如何提升速度与效率？
来源：中国慈善家杂志
2月1日18时，一架直升机降落在武汉协和医院旁的新华路体育场，飞机中装载了2000余套防护服和口罩，等在现场的协和医院的医护人员即刻将物资运回医院。摄影/湖北日报柯皓
本刊记者/范颖华邱慧郜晓文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武汉儿童医院设备科的刘笑一定会建议医院提前采购、储备尽可能多的医疗耗材。可是，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让所有人都猝不及防。
这段时间，她的朋友圈总有这么一条：“求扩散，作为武汉新冠肺炎患儿定点救助医院，防控任务艰巨，但防护服、隔离衣、N95口罩等物资零库存告急。恳请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与我们共同战斗。”
她不是唯一一个发出呼救信息的医护人员，武汉儿童医院的物资告急也并非个案。在武汉市，乃至整个湖北省，各家医院的物资耗材储备均日渐窘迫。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的每一天里，公益组织和各家医院做的同一件事就是，与病毒赛跑，尽可能多地将全国捐献给武汉和湖北的医疗物资运往医院。
如何将全国各界所捐献物资、资金的接收和调配做得更科学、透明、高效，物尽其用，这是摆在所有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常规渠道失灵
2020年1月20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一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向社会发出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毒人传人”的警告。也正是在当天，武汉市卫健委发布了协和医院等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和金银潭医院等9家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名单。本该更早被预警和重视起来的这件人命关天的大事，开始真正被重视起来。
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预警预案，在武汉，人们开始恐慌起来。
这种恐慌情绪最直接的表达，就是各家医院，尤其是公布的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开始人满为患。同时，街头药店的一次性医疗口罩瞬间售罄。
2月4日，武汉航空路一家大型药店门口，等待买防护口罩、酒精、药品的市民排着长队。摄影/长江日报金振强
武汉卫健委发布医疗机构名单后，李雪所在的这家发热患者定点收治医院接到通知，要求1月23日18时以前，医院要做好全部的接诊部署工作，包括物资调配、人员安排、隔离病区的改造等等。尽管医院开会告知医护人员要做好三级防护，但实际上很难实现。“那个时候并没有防冲击眼罩、防护面罩等三级防护的设备发放。”李雪告诉《中国慈善家》。
而病患数量开始呈井喷式增长，“一两千人堵在急诊，早上挂号的病人可能需要排到晚上11点才能输上液”。
医院仅有的一些三级防护设备，优先供给了发热门诊、急诊、重症医学科和呼吸内科的医护人员使用。其他科室只能做到二级防护，即医务人员身着普通的白大褂，戴手套、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一次性的外科帽子。
武汉某医院设备科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在常规时期，对于一次性医用口罩、外科口罩、防护服、防护面罩等医疗耗材，由于其有保质期限制，医院只根据用量提前采购。在冬季流行性疾病的多发期，就会多置备一些。但是这个采购需要招标，通过当地的医药公司来向生产企业下订单，这都需要一个过程。
“一下子，几乎武汉所有的医院都在向同一家企业紧急下订单，尤其是在春节生产企业放假期间，这个渠道显然是失灵的。”这位工作人员说。
壹基金湖北联合救灾项目总协调人周文告诉《中国慈善家》，1月22日，看到事态日益严重，周文在上报壹基金总部之后，开始发动省内16个地市的85个伙伴单位（义工和志愿者组织），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找距离最近的口罩生产厂家，以解决医院的燃眉之急。
周文回忆，由于极度恐慌，当地居民开始大量购买、囤积口罩，武汉市区乃至周边县市药店里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很快售罄。最终，在当地伙伴的帮助下，周文在湖北仙桃市一个镇里找到了一家无纺布口罩生产企业，用壹基金的募捐资金采购了12万只口罩，紧急运往孝感汉川市人民医院等单位。
作为离武汉最近的周边卫星城市之一，当时的汉川市也已经封城、封路，最后是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才将这批救急口罩顺利运达医院。而另一方面，医院的口罩等耗材时刻处在紧缺状态，上报给上级部门需要走一番流程，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此时，地方政府的应急储备也告失效。与应对自然灾害的物资储备相比，防控流行病的医疗物资储备显然更专业，也更容易被忽视。
周文透露，医院物资开始紧张以后，武汉周边某地的政府应急部门领导还曾经打电话给他，希望通过壹基金的伙伴渠道，尽可能多地找到口罩生产厂家的名单。“他告诉我，你只需要把厂家名字告诉我，组织企业复工就由我们政府来做工作。”
2月2日，湖北省武汉市礄口区汉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前，社区医务工作者龚云（右一）和她的同事们在做出发前的准备。摄影/长江日报金思柳
李雪所在医院的医护人员开始“各显神通”，通过私人关系找寻防护物资。1月22日19时，李雪所在的科室最先被改造，成为了输液室。靠着从同事那里借来的几套防护服，加上两层普通的外科口罩，李雪和科室同事当晚就开始接诊病人。
李雪记得，那一个晚上他们就接诊了两百多个输液和留院观察病人。部分病人的肺部CT显示有病变，但是，即便是呼吸都已经开始衰竭的病人，也只能选择在输液室里观察，原因是输液室没有呼吸机。
防护服是限量的，一人只有一套。一旦脱掉了防护服，再穿上的话就有感染的风险。因此，李雪和同事们在工作间隙不敢吃饭，不敢上厕所。上夜班的医生只能早点吃饭，中午接班的医生就早上多吃点；为了少上厕所，他们不喝水，还用上了“尿不湿”。
1月23日，武汉多家医院在网络上发布了“医院防护物资告急，请求援助”的求助信息，包括武汉协和医院、武汉市中心医院、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武汉市普仁医院、武汉市第六医院等，各个医院标明的急需物资包括N95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
武汉市新型冠性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也在当天发布通告，“开通24小时电话接收社会各界爱心捐赠”。
由于没有上级部门的明确指示，李雪所在的医院虽然也发布了相关求助信息，但还是“没有敢太在明面上喊缺”。情急之下，医护人员通过各种关系，向外界募捐。他们私下找到捐赠物资后，会“藏匿”在医院附近，再由护士长带人前去搬运到科室里。“有的科室也缺物资，所以，如果我们去得晚了，就会出现物资被人‘截和’的情况。”
1月27日，李雪所在的医院最终放开社会捐助口径，明确宣布接受社会捐赠的合格医疗物资。李雪是在工作群里看到这则消息的，那个时候她已经“下岗”了——四天前，她因为接诊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出现不间断发烧、肺部感染等疑似症状，只好回家进行隔离。
物流通道由堵到疏
为了“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1月23日凌晨2时许，武汉市政府发布《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宣布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武汉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这也就意味着，从这一时间点开始，武汉市已变成一座“只进不出”的封闭城池。
封城第一天，正在调休的武汉协和医院医生赵勤接到了科室主任的电话，“目前科里的防护用具基本空了，好在浙江二院的兄弟们早给我们搞了 100套防护服。现在货马上送到武汉了，科里人手不够，辛苦你一定尽快把防护服取回来。”在这批物资到达医院之前，赵勤和同事们都只能是二级防护接诊。
此前一天晚上，赵勤所在的协和医院发热门诊已然人满为患。冬季是流感高发的季节，加上因新型冠状病毒带来的担忧，有疑似症状的市民都涌到医院，试图早日得到诊断。赵勤估算，发热门诊的接诊量是平时的四到五倍。
防护设备都积压在物流公司仓库里了。正常情况下，从仓库到医院，一两天就能到货，但封城后，武汉城内的物资运输几近瘫痪，物资一时难以到达医生手中。
回想起没有穿防护服就给疑似病患做手术，赵勤还有点后怕。他清楚地记得，1月19日，一位疑似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产妇需要做剖腹产手术，当时，赵勤穿着两层普通手术衣，用黄色的垃圾袋套起来当作鞋套。手术做完的第三天，这名产妇就被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1月23日开始，赵勤和同事都接到了科室领导通知，“（防护设备）库存不管有多少，病患只要有发热症状的，医生都需要三级防护接诊。”
作为消耗品，防护服是最紧缺的。1月23日这一天，协和医院发布了求助海报，公开向社会募集医疗防护物资。“求助海报上留下的同事电话，都被打爆了，每天要接一千多通电话。”赵勤说，社交平台也收到了许多捐赠询问的消息。
1月31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展厅临时被征用作援助物资仓库，来自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街道社区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的数十名医务工作者等候领取医疗物资。收治较多新冠肺炎患者的武汉协和医院（本部）并不在名单上。摄影/中青报·中青网李峥苨
在科室里，赵勤还负责捐赠物资的收集。但他发现，远水解不了近渴，求助到的物资很多，但碍于物流不畅，物资只能“漂”在路上，“至少四十多个包裹都堵在路上了，里面有10万多个口罩。”
在赵勤科室收到的物资里，光防护服就有4种，其中大多是工业防护服，达不到医疗使用标准。
医生对于这场“持久战”也没有时间概念，“有可能哪天就不够了”。赵勤估计，在1月底2月初收到的社会援助物资里，合规的物资大概能撑个两周，至于之后怎么办，他苦笑说，“可能，到了那个时候，快递也都到了吧。”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这次疫情救援过程中，全国各界乃至海外华侨、华人的自发表现是非常有力量的。各个医院踊跃地向社会募捐急需的医疗物资，从一个侧面也说明，这种方式是有效的。
唐钧认为，从危机定性到危机响应，再到阻止升级，资源调配，这是一整套科学处置疫情的链条。“虽然疫情的发布有一定程序，但可惜的是武汉市没有在12月初时就先动起来。政府的工作滞后了。”
唐钧表示，这一延误是非常遗憾的，“要不然，至少物资先调配起来，人员先准备起来，备灾的应急预案先做出来。”
为了解决捐赠物资受堵、物流难以运进武汉的问题，1月25日，十余家快递企业相继宣布开通全国各地驰援武汉救援物资的特别通道，全力保障疫情防控相关物资运输。
苏宁武汉物流公司总经理易东告诉记者，原先武汉团队仅有300多人在岗，封城消息一发出，公司连夜召回了90余名员工，这其中包括仓储作业人员、快递员以及货运司机。由于捐赠的企业和基金会较多，业务线上的员工几乎是24小时连轴转。
易东发现，由于物资大批量集中运送，就出现非需品的囤积以及物资不均衡的情况。由此，他提醒捐助人，应该先联系到对应的医院，看对方需要什么样的物资，再根据需求捐赠。
虽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社会力量参与这场大救援的强烈愿望和行动力度让人印象深刻。周文告诉《中国慈善家》，虽然面临封城、交通管制等限制，但在各方的努力之下，物流通道已经逐步畅通。有关部门及人员只要看到车里装载的是医院的物资，基本都会在测过随车人员的体温后第一时间放行。
周文告诉记者，他们最初储备的捐赠物资放在一个2000平方米的仓库，由于现场管理人员中出现一例疑似新冠病例，该仓库被迫封闭。后来，一位爱心人士主动找过来，免费给他们提供了一个8000平方米的仓库，在疫情期间让他们自己管理。
在北京和广东，壳牌定点油站为医院车辆与防疫物资车辆提供了免费加油服务。来自社会力量类似这样的义举数不胜数。
如何形成更高效的机制
在物流问题逐步得到解决的同时，大量社会救援物资送达当地红十字会却不能及时交付当地医院的矛盾在日益加深。湖北当地红十字会在物资分配、分发中所表现出来的低效、错漏百出也备受舆论诟病。
2020年1月26日，民政部在关于动员慈善力量依法有序参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公告中指出，慈善组织为武汉募捐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五家接收。除定向捐赠以外，原则上要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防控指挥部统一调配。至此，接受捐赠的主体由武汉市防控指挥部在1月23日指定的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两家变成了五家。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伍华告诉《中国慈善家》，指定五家机构作为统一出口本身也许没有问题，“管住出口”“出口少一点”的想法可能也没错，但问题是这几家公益组织有没有能力来做这个事情。
湖北省慈善总会向《中国慈善家》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27日18时，湖北省慈善总会共接收社会捐款4.08亿元。1月28日，该批捐赠款已全部转赠全省各地慈善会，用于支持当地疫情防控。资金分配方案如下：武汉市9000万元（含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定向捐赠3000万元）、黄冈市6000万元、孝感市4800万元、襄阳市2000万元、恩施州1000万元、宜昌市1500万元等。
据了解，湖北省慈善总会将与17个受赠市（州）慈善会签订《捐赠协议书》，明确资金使用进展情况反馈和使用完毕专项审计要求。同时，确定每两天提出一次捐赠款分配方案。
相对于资金，受赠医疗物资十分庞杂，需要精细、科学地分配，这让当地五家指定公益组织明显感觉人手不足。
湖北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康锋透露，从武汉市实施疫情管控至今，湖北省慈善总会一直在工作。慈善总会将工作分到10个工作组，包括资金接收组、境内物资接收组、海外物资捐赠组等。原本约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岗，但因为工作量大，慈善总会临时通知外地工作人员在家办公。“每天从早6点到第二天凌晨，像打仗一样。团队大部分是90后，压力大。由于没有轮换的人，通宵工作几乎是常态。”
湖北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也表示，“已经心力交瘁”，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人手方面的压力。
1月30日，网友“协和医生Do先生”在微博发文称：“我们保卫武汉，请求你们支援我们！武汉协和医院再次求助！刚刚得到消息，我们的物资即将全部用尽！恳请转发！抱歉！”
随后，记者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证实了这则消息。微博求助信息发出的同一天，一位不愿具名的协和医生告诉记者，“医院紧急培训完一批医护人员，接诊疑似病患，但现在却没有防护设备。官方派发的物资也未能收到，只能向社会求助。”
1月30日下午，《中国慈善家》就物资分配问题致电武汉市红十字会，对方称，武汉市红十字会只负责收物资，医院的派发则是由武汉市卫健委负责。1月31日下午，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就物资派发问题回复记者时称，物资派发由协调员对接医院需求，再由卫健委统一开单分发。该工作人员说，“运送协和物资的车刚刚（1月31日下午3时）出发。”
康锋表示，湖北省慈善总会是一个枢纽型的慈善组织，主要是对接、转赠物资，目前不参与一线的发放。
于是，全国捐赠来的医疗物资堆积在武汉市红十字会临时征用来的库房——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里。在仓库外，医院工作人员苦苦等待几个小时却领不出物资。与此同时，武汉市红十字会与武汉防控指挥部等单位还在为究竟谁来决定最后派发而扯皮。这些问题曝光之后，舆论一片哗然。
《中国慈善家》在国际博览中心A馆的仓库中看到，来自各地的捐助物资堆积在此，工作人员正在清点着每一箱、每一件货物，但由于人手较少，进度十分缓慢。由于志愿者此前没有医疗经验，在检查物资合格时也是边查边看，特别耗时。而大量物资涌向武汉，光是拆卸整理都要耗费不少时间。在这里，看不到任何大数据、物联网等本应该有的现代高效措施。
“点对点肯定容易乱。”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伍华表示，“雅安地震救灾时，有联合救灾指挥部的机制，可惜这次没有看到类似的做法，武汉当地社会组织和全国各地慈善组织都没有形成合力。”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告诉《中国慈善家》，救助工作光有热情是不够的。在地方疫情暴发后，社会力量应该根据专业部门，包括地方卫健委、疾控中心等部门的建议，进行辅助。出现物资供不上的情况时，应该由政府部门来专业统筹，再有各个部门来响应，完成派发工作。
杨功焕指出，具体到地方而言，物资的调配、疫情的控制跟当地政府的组织力与执行力有关。她以汶川地震中的社会捐助为例，“社会力量找到当时现场的指挥部，表达捐赠需求，再由指挥部进行分发，就协调得很好。”
她还指出，物资分发是否高效和指挥者本身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他是不是尽责；第二，他是不是有经验；第三，他是不是基本素质够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地调整。这些都考验一个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非常关键。”
友成研究院总编辑汪亦兵对《中国慈善家》表示，传染病的传染性使事态进一步复杂，疫情灾害显然又不同于其他类型自然灾害，因此具有特别的专业性，这对救援提出更高的要求。
壹基金湖北联合救灾项目总协调人周文透露的一个细节颇为值得反思：在武汉周边县市某民政局下属的救助管理站，由于发现疑似病例，救助站领导紧急求助于周文，请他援助急需的84消毒液。周文当时反问，你们和县慈善会都归民政局管，都在一个系统，你去那边申请不比我这容易吗？对方无奈回答说，你都不知道我去那边申请流程有多麻烦！
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建议，应该鼓励更多的民间组织参与救助，发挥各自优势。政府和公益力量、民间力量要形成良性互补，有机结合。“政府要做的是管理分阶段、分环节，比如提供医院需求信息，联系生产厂家。其他事项完全可以放开，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并引入社会监督，这样反而更高效。”
伍华认为，要解决当地捐赠救援物资发放中的效率和扯皮问题，可以由当地民政组织救灾处牵头，五家公益组织人员集中起来，形成联合办公机制。内部要负责统计需求，管理仓储物资，并负责分配、调拨；外部则要管住供给，由民政部救灾司牵头，工信部相关部门参与协调，也形成联合机制。避免有募款能力的公益组织各自为战，无序采购，这样也能降低采购成本。
“全国各地公益组织、基金会里有大量成熟的有专业能力、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当地五家组织愿意开放的话，肯定有许多志愿者前去帮扶。”伍华说。
2月1日，中国红十字总会派出工作组赶赴武汉，指导、督促湖北省红十字会、武汉市红十字会做好捐赠款物的接收使用管理工作。
2月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准备收治第一批患者进入病区。摄影/中青报·中青网李峥苨
周文表示，针对目前的疫情防控发展，下一步公益组织要做的是对社区的支持。比如壹基金已经对接专业的医生资源，在当地开展网上在线咨询。目前，他们已经在山东采购了500吨消毒液用于全省社区的防疫隔离。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笑、赵勤、李雪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