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期读书⑩丨王晨：公开透明，是高效治理不可或缺的条件
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译者王晨，他分享了自己在疫期进行翻译工作以及阅读《鱼翅与花椒》和托马斯·潘恩《常识》的特殊感受，也分享了对自己家乡河南的日常观察，并重申了认识和声音多元化对于当下的意义。
采写丨杨司奇
当下的疫情牵动着每个个体的心灵，也影响着各行各业、处于不同境遇中的人们的命运。每天，在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着许多无法言说的悲哀与痛楚，更何况，还有更多没有被归入“数字”里的生命。而作为执笔者的作者和译者们，此时面对这无妄的灾难，笔下也似乎有无底深渊，或者寸字难行，或者艰难书写，时或陷入文字的混沌时刻。
平时喜欢关注花花草草、大千世界、充满好奇心的译者王晨，也陷入了他的混沌时刻，他为那些痛苦无助的人们忧思，也为那些不该发生的悲剧愤怒。在他的家乡河南，因为临近湖北疫区，也时时上演着各种各样的人间闹剧。回家之前，他随手带上了一本关于吃吃喝喝的“美食书”，但是后来他发现，里面谈及的2003年非典疫情，竟与如今的境遇有着高度相似。对照当下，感触良多。
王晨，自由译者，河南人，现居成都。从事自然科普、旅游、户外、园艺等相关图书译介工作。
人们为什么会拥有如此不同的认识？
新京报：今年春节和疫情期间，你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阅读或者写作是如何安排的？有哪些突然被打乱的、混沌的时刻？
王晨：我的春节一开始就被疫情打乱了。武汉风声渐紧之前，计划了很多行程，最终都取消了。大年三十，我携女友返回毗邻郑州的县城家中，在河南待了四天。在家的状态还是比较放松的，初一晚上还戴着口罩去街上逛了一圈。
但是，初三送女友回成都之后，我的生活就进入了混沌时刻。本来我有一本书要翻译，计划初四开始进入工作状态，然而后来疫情信息分走了太多关注，让我没法保持精力。每天我大约有一半的时间不停刷新微博和朋友圈，越看越焦虑，很可能已经进入应激状态。我开始打游戏排解压力，留给工作和阅读的时间着实有限。
新京报：这段时间在读什么书？有哪些不同于以往的感受和思考？
王晨：在成都收拾行李时，我带上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鱼翅与花椒》，现在零零散散读了一半。作者扶霞是一位上世纪90年代来到成都的英国留学生，她在成都混迹于菜市场和后厨，甚至去四川烹饪专科学校学了三个月的厨师，通过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中国的饮食文化，成了一名著述颇丰的美食作家。这是一本美食书，以异域者的角度详细介绍了中餐在烹饪技法和材料上与西餐的差异，它还是作者的个人自传，讲述了一个英国人是如何爱上一座中国城市并见证其变迁的，行文不乏人文观察和幽默趣味。
当时选择这本书和疫情并无关系，回家便随手带上了。巧的是，后来我发现它真的和冠状病毒有关。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为了写一本湘菜菜谱，作者正在长沙考察，亲自经历了从恐慌开始到疫情结束的过程。对照当下，感触良多。彼时流言纷纷，外国人逃离，餐厅大量歇业，在呼吸科办健康证时对交叉感染的恐惧，在车站测量体温，当地人推崇中药汤剂。谁能想到17年后一切重演呢？
不过，对照一些细节不难看出，非典的形势远远没有这一次严峻，作者提到身边若无其事的大有人在，平常什么样还是什么样，还有很多保安按照规定戴口罩，却把口罩拉得很低方便抽烟，这样的人现在恐怕是要被全民声讨了。
《鱼翅与花椒》，[英]扶霞·邓洛普著，何雨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7月版。
新京报：这段时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部？有哪些感受和思考？
王晨：最近几天晚上在陪爸妈看《新世界》。剧是个烂剧，人物矫揉造作，逻辑牵强，情节诡异，这是我们仨的一致判断。我妈形容得好，“主角像个小公鸡，见谁都叨一口。”但烂剧还是要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实在太无聊了。
前两天看的时候，一个细节倒是让人很有感触。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下的北平人心惶惶，每天都有人乘坐货机从天坛机场逃离，而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居然语调平静地播放着二十万共军投诚的消息。听者有何反应呢？一点反应也没有！用北京话说就当“听个响”了。一个国家级媒体，把自己搞成“听个响”，国民党能不丢掉北平和整个大陆吗？
新京报：是否有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有什么特殊感受？
王晨：在翻译一本关于人的意识和神经科学的科普书，因为状态不佳进展缓慢，但是已经翻出来的内容仍然给我不少启发。疫情暴发以来，各种大相径庭的观点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人们为什么会拥有如此不同的认识？为什么有些荒谬的谣言会被一些人深信不疑？
这本书介绍的一种理论认为，意识是一种“被控制的幻觉”，大脑的运行机制类似一台作出预测的机器，将来自外部世界的感官信息与对世界存在方式的预先假设或期望结合起来，大脑对造成感官信号的原因作出“最佳猜测”，这就是人有意识地感知到的内容。一些经典的视错觉现象就是这个原理。
大脑对感官信号的意识感知是这样实现，而个人对事件的看法何尝不是。我们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同，有的人面面俱到，有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人被虚假信息蒙蔽了眼睛。我们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期望不同，有人倾向社群价值，有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人仿佛活在五十年前。在舆论场日益两极化的今天，更不乏一些人自动过滤显而易见的信息，用选择性的信息强化自己的预设期望。
新京报：在你对疫情的持续关注中，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根据你对家乡或者身边日常生活的观察，有哪些具体的感受？
王晨：在大年三十回家的飞机上，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拿到空乘发的汉堡包之后没有吃，而是装了起来。初二，“硬核防控风”从豫南刮到我县，封村是基本操作，我县更硬一步，关闭了所有餐饮。初三送女友去机场，上高速前看到前两天帖子里的挖掘机和土垄封村。机场入口排队检查身份证，有一持湖北身份证的年轻男子被拦在外面，无助地抱怨。进门之后接受红外测温仪扫描。送别后，只能从一个门出去，只出不进，有人看守。回到我县，下高速时身穿全套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拦下车询问从哪里来，去干什么了，摇下车窗测体温。
由于我县在初三傍晚实行了禁止机动车出入小区的政策，我爸只能把车停在路边。他已经提前上班了，县里的行政事业单位都要搞防疫工作，但是据他说大部分时候也就是在单位里大眼瞪小眼，有时去林区转转
（他们单位是林场）
在2月1日
（初九）
新京报：对于这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是否有什么建议？
王晨：这次疫情的暴发，人为因素占了很大部分。医务工作者在只有少数病例的情况下，敏锐地觉察到出现了新的传染病，科学家用最快的速度确定病原体并进行了测序，我们的疾控体系在技术方面可以说是第一流的。然而，对于好不容易掌握的种种信息，有关方面却不愿及时告诉公众，公开透明，这是高效治理不能缺少的条件。心怀侥幸，不重视专业人员的意见，想方设法掩盖事实，有关部门如此行事，说明有些官员已经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实际上，镜头下的表现说明，这些官员甚至到了一问三不知、离了秘书写的讲稿就不会说话的骇人地步。
对于疫情的应对，各地出现了不少一刀切的过激做法，就其根源而言，和疫情的暴发是一样的。只知道自己的地盘不能“出事”，不在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封村封路，养殖户只能任由活鸡饿死，活埋刚孵化的鸡仔；没有良好的预案就匆匆封城，导致城内变成交叉感染和社区感染的温床，城外的货车司机在高速公路上游荡；持湖北身份证的人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被拒绝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被酒店拒绝入住；铁链封锁的居家隔离；外地租户被禁止返回住处。这种种状况绝不能被夸奖为硬核，只是懒政和形式主义的铁证。
新京报：在这段特殊的时期，有没有想要推荐给读者的书籍或艺术作品？
王晨：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尤其是第一章，看看潘恩如何清晰简洁地说明政府的立意和目的。但也许看这本书会让有些人更焦虑，那就看上面提到的《鱼翅与花椒》，整天待在家里，学着做点菜也是好的。
采写丨杨司奇
编辑丨徐伟安也
校对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