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面对疑难重症，不一味遵循教条权威的勇气和担当十分可贵
新冠肺炎“战疫”期间，人们为一线工作者及家人的健康而担忧，甚至引发精神的焦灼。胡冰霜的医学散文《与病对话》或许是此时最应景的读本之一。她谈到“那些治愈我们的病”，一些值得尊敬医生以及生活方式不健康的病人。面对疾病，我们更应着力探讨如何生活。
在新冠肺炎“战疫”期间，人们为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而心痛，为一线工作者及自己家人的健康而担忧，甚至引发精神状态上的焦灼和不安。胡冰霜的医学散文《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或许是这时候最应景的读本之一。
《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胡冰霜著，乐府文化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3月版
《与病对话》的后记题是“那些治愈我们的病”。书中所讲的故事，有一些关于减少恐慌后如何带病生活，一些关于人保持活跃的精神状态对健康何等重要，一些具体病例的诊治，以及一些值得尊敬医生。在胡冰霜看来，我们不应该总以如临大敌的态度去面对疾病，我们还应着力探讨如何生活。
胡冰霜，拥有一份并不那么常规的从医履历。她1983年从医学院毕业，在华西医院精神科做医生多年，后来有机会与国际机构合作，先后在摩洛哥、摩尔多瓦、美国、保加利亚、蒙古国等国担任全科医生，行走于精神医学—预防医学—全科医学之间。
她在书中写道：“生命偶然、弥足珍贵，全科医学旨在‘全息’地处理病人的具体情况，而心身问题在其中显然占有重要位置。解读一个人的身心犹如解读复杂的天书，从来就没有相同的副本。年复一年，我目睹着无数生命因信心、勇敢、坚韧、宽阔而得以继续，故对个体康复力、生命力的景仰连绵不绝。本书的主旨便是要展现这些希望和光亮。”
以下内容摘编自胡冰霜的著作《与病对话》中的两个章节。《他连输了49天抗生素》的医生故事告诉我们，除了思维方法、临床经验外，在面对疑难重症时，医生的决断往往要冒很大风险，不一味遵循教条或权威的责任心、勇气和担当，十分可贵。而《对疾病的渴望》中的病人案例则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选择了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引向疾病。
胡冰霜，出生于1958年。华西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复旦大学预防医学博士后，四川大学心理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华西医院精神科医生，先后至摩洛哥、摩尔多瓦、美国、保加利亚、蒙古国等国从事全科医学的学习与实践，并担任“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专家。著有《变态心理学》《儿童智商》《诗意书画》等，译有《现象学和拉康论精神分裂症》等。
撰文|胡冰霜
对疾病的渴望
整整一年，她名正言顺地过足了病人的瘾，重获生活的意义，结核杆菌竟有这样奇妙的功用。
她 40多岁，多年来总感觉周身不对头，喜欢看病，也常来精神科。每次，她都要掏出一份“病情清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她的病情：长期头昏脑涨，有时头疼，头皮上会起包，按不得；脖子经常咔嚓作响；喉咙微微梗起，怀疑是食道癌前期；常常觉得烧心，喘不过气来；腰杆酸胀，站不住、坐不得；腿脚抽筋、酸软，走路抬不起，累得很；第二根脚趾发麻、刺痛，可能是偏瘫早期；手指甲上有纹路，末梢循环不好⋯⋯随后，她自己娓娓道来：“我从小体质就差，虚得很，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感冒咳嗽是家常便饭；胃口不好，老是冒酸打嗝，有时便秘、有时腹泻；最恼火的是睡不着，越睡越清醒，半夜三更要起床好几次去小解⋯⋯”总之，她认为自己五脏六腑都有病，从头发到指甲没有一处对头。但是，她看起来身材匀称、姿态窈窕。
每次看病，我们都从这张清单开始。等她长吁短叹地把病情逐条解说完毕，半个多钟头就过去了。有时，她也会描述一些新状况：“我经常觉得心慌啊，就像作贼被当场抓住那种感觉。”或者咧开嘴：“你看我门牙是不是长得有点儿歪？”要不就掏出面镜子边照边叹气：“你看我是不是对眼？真的有点儿，你没看出来吗？”
我认真复查了她的一大包病历，发现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正常。她从未正儿八经地查出任何一种疾病，但总觉得自己病得很重。“我身体不好”五个字随时挂在她嘴上，就像标点符号一样，在任何语句的末尾随处添加。
我只好给她认真地解释一番：“你看你的血、尿、 X光、心电图、超声、 CT⋯⋯这么多次检查结果都没什么问题，说明你的身体还可以。要不多锻炼身体、多活动看看？”她听后颇不以为然：“哎呀，我真的身体不好，走不得路，要多多保养才行。人家都说，走路多了浪费关节。”
她常常来看病。我渐渐发现，“我身体不好”对她而言不愧为最好的护身符和挡箭牌，替她挡住了一切操劳和烦心事。她已经多年不上班了，每日生活就是调理、养生、休息、看病、检查、吃药。每天，她都要吞下一大堆中药、西药、保健药。
于是，我抽时间耐心地和她聊天：“你需要做些体力活，要不做些家务吧，算是锻炼身体，如果能做做饭也挺好的。”她眉毛一挑：“啊，我从来就不做饭，也不会做饭，都是我们老几（四川方言：丈夫）做，以前在娘家都是我妹妹做。”然后，她凑过嘴来低声说，“我从耍朋友起就把这些男人调教好了的，一开始就不要惯侍（四川方言：娇惯、宠溺）他们。”我尽量保持着和蔼说道：“你现在身体还可以，一定要找些事情做才好，你看你也休息好多年了。”
她提高嗓子争辩：“哎呀，我身体真的不好。你不晓得，我好惨喔，嫁给那个老几⋯⋯原先都怪我妈看到他老实，硬要喊我找他，哪个晓得他那么没用，只会煮个饭，不喊他煮饭才把他安逸死了。”她越说声调越高，“他妈爸那两个老东西管得宽，还想下我的烂药，喊他不要伺候我，幸好两个老不死的没跟我们一起住。我早就给他们打了招呼，每个月把钱寄来帮补下儿子就是了，人就不要来了。”接着，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哎呀，我就是红颜薄命、身体不好，就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说着，她低头抚弄起自己的衣角来。我只好继续劝她：“你只要多活动、多做事，就不像林妹妹了。”“我真的啥事都做不得，我真的有病。你不晓得，我惨得很喔。”
这场谈话似乎全无用处。此后好久，我都没有她的音信。
几年后的一天，我正骑着自行车经过天府广场，远远地看到她身穿花衣衫，衫上的五色菊花闪烁飘动。随后，她兴冲冲地跑过街，手里挥舞着一袋 X光片，喜形于色地冲
我大声喊：“我正想去找你，你还记得我吗？你看嘛，我得了肺结核了，结核菌痰培养都做了，已经开始上抗痨药了。”
我从没见她这样高兴过，有点儿诧异。我看了看片子，确实像是结核性胸膜炎，还好没有肺实质感染。我对她说：“那你要好好地吃药，抗结核药至少要吃 9个月，不能间断啊。”她连声答应：“是的是的，我就是要好好吃药，还要增强营养。我们屋头那个老几，每天都要给我弄些这样那样的，八宝粥、银耳羹、乌骨鸡汤、药膳⋯⋯换着花样来弄，哎呀，我都吃厌了。”她面有得意之色，然后踮起脚尖对准我的耳朵说，“我给你说嘛，原来我们单位有个女的也是得了肺结核，她那个老几也是好好生生地伺候她，天天抱上抱下、喂饭喂水、端屎端尿，她才好了的。”
我听着实在没忍住，当街大笑起来。她也笑，笑得很透彻、很幸福。同行了好一段路，分手时，她攥住我的自行车把手问：“我原先说我身体不好嘛，你不相信是不是？现在你才晓得了吧？”见她眼巴巴问得恳切，我一时不好作答，只好勉强点点头。她这才兴高采烈地走了。
看着轻盈的五色菊花飘然远去，我感觉背脊上凉悠悠的。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早知如此，或许当年就该给她开些抗抑郁药，让她兴奋点儿，提起劲头来生活。这样或许她就不至于那么长久地泡病号，活得那么郁闷，她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处于良好的状态，也就不至于发生结核了。
如今回想起来，我当年给她的一切建议，比如运动和劳动，她都做不到。那些话说了也是白说。人要管住自己，要改变一点点，也挺难的。其实，她的核心问题是生活毫无意义，对世界和他人的看法一片虚无、一片灰暗，所以才转过头来瞄准自己身体的细枝末节，才会发现和体验到那么多不好的感受，才会推断和相信自己有那么多毛病。而且，一个人如果选择了她那种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把自己明明白白地引向疾病。针对这种情况，万不得已，医生可以用抗抑郁药让患者兴奋起来，从而逐渐改变生活态度和道路。如果要勉强为她作个诊断，可以是隐匿性抑郁、焦虑症或疑病症等，按旧的标准可以诊断为神经衰弱。依当下的标准，医生确实有理由用抗抑郁药为她治疗。
“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在服用了整整一年的抗结核药后，她的胸膜结核完全好了，胸片看起来很清晰。抗结核这一年，她过得很高兴。有娘家和婆家共同倾力照顾，她名正言顺地过足了病人的瘾。围绕着结核的诊断和治疗问题，她建立起新的交往圈子和生活内容。由此，她触类旁通地关注起健身、行走、瑜伽、太极、按摩、烹调、缝纫、花艺、茶道等。家中氛围日渐温馨，丈夫和公婆的日子也都好过起来，人人如蒙大赦。
让病人重获生活的意义，结核杆菌竟有这样奇妙的功用。智慧的医者不得不明察其中曲折的因果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她用的其中一种抗结核药叫异烟肼，其化学结构与抗抑郁药苯乙肼相似，所以也具有某种程度的抗抑郁作用。对她而言，异烟肼既治疗了结核，又改善了情绪，让她变成了一个高兴的人，算是一箭双雕。1987年，我在华西医院精神科做住院总医师。有一天，我去结核科会诊。当时，结核科坐落在金陵路的小河沟边上，在一个隔离的小院中。会诊完毕离开时，我发现好些结核病人笑容满面地站在过道上欢送医生，一边说着“再见”，一边集体鼓掌。那场景太温馨了，却也有点儿让人诧异。
他连输了49天抗生素
在面对疑难重症时，医生的决断往往要冒很大风险。除了思维方法、临床经验外，医生的责任心和胆量也很重要。
他 50多岁，嗜好烟、酒、茶，长年累月不喜欢活动，饭桌上的应酬交往是职业的重要内容。一次体检，他发现自己染上了公务员的职业病——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还有脂肪肝。但他并没在意，因为除了腹围稍大以外，“三高”没让他感到什么不适。
两年后的初夏，疾病像洪水一样袭来。一天，他突然高热、气紧、寒战，竟卧床不起，体温达到 39. 8℃。到医院看急诊，胸部 CT发现右肺中叶炎症、包裹性积液，他只好赶紧入院。检查结果显示，他的身体已是四面楚歌：肾功不佳，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肝功不好（转氨酶高达 400 u/L）。于是，医生积极采取措施，为他抗感染、保肝、控制糖尿病。
抗菌素连输了两周，他肺部的炎症仍未好转，转氨酶也居高不下。医院请华西医院的两位权威教授分别来会诊，二人意见一致：“病人的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都支持肺结核，建议立刻开始抗结核治疗。”结核病的诊断需等待痰培养结果，虽然结果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但他的胸部 CT看起来确实很像结核。所以，病房里的医生们都觉得抗结核治疗的方向已经定了，甚至还调侃：“两位大拿都诊断了，还有啥子说的呢。”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很多抗结核药物都会损害肝脏，一旦使用就至少要用一年。病人的肝功原本就不好，很难经得起长时间的抗结核治疗。
一般医院的规矩都是：上级医生军令如山，下级医生唯命是从。人命关天，所以必须明确认定责任人。可是，他的主治医师、年轻的王医生却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暂不执行两位老师的会诊意见，不使用抗结核药物，而是继续按普通的感染、用普通的抗菌素再做几周“诊断性治疗”。到时候如果他的肺炎好了，就证明那只是普通的感染，而不是结核感染。因为肺结核病程漫长，用普通的抗菌素几周内是治不好的。
他的肺部感染很顽固，治疗过程旷日持久。王医生天天来病房观察，摸着石头过河，乐天泰然、富有耐心。病人望之即感心安。为了坚定他和家属的信心，王医生几次提到一个病例。本院的一位外科医生得了肺结核，抗结核治疗一年多后，肺结核虽然痊愈了，但肝脏受到严重损害，现在已是肝硬化晚期，反而比肺结核更快地危及生命。
由于他的体温一直居高不下，王医生只好持续用大剂量的抗菌素联合轰炸，一组无效就换成另一组，先后用过青霉素、头孢、万古霉素、左氧氟沙星等抗菌类药物。他的体温终于渐渐降了下去。算起来，他连续输了49天的抗菌素，肺炎才痊愈。在治疗过程中，他的肝肾功能渐渐好转，转氨酶也恢复正常。王医生的“诊断性治疗”证明，他只是感染了普通的肺部炎症。
出院后，他开始遵循健康理念生活，和烟、酒、茶绝缘，节食、步行、钓鱼、爬山。从此，他腹围日渐减小，肌肉日渐强壮，整个人仿佛重返青春，真可谓“祸兮，福之所倚”。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肺部感染的症状都不太典型，导致诊断困难。而且，很多细菌都具有抗药性，造成治疗困难、过程漫长。这对医生的耐心是很大的考验。假如他真的患有肺结核，那么“诊断性治疗”可能就会以失败告终，还可能因此耽误肺结核的治疗时机。如果真是那样，王医生就必须独自承担所有责任。如果仅仅想着保全自己，那么按权威专家的意见行事是最稳妥的。在面对疑难重症时，医生的决断往往要冒很大风险。除了思维方法、临床经验外，医生的责任心和胆量也很重要。王医生灵活又周全地考虑到病人的整体情况，坚持自己的治疗方案，而不是一味遵循教条或权威，这种勇气和担当十分可贵。
撰文丨胡冰霜
摘编丨董牧孜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