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围城，老人捐赠的带来的伦理难题：温婉谢绝，还是附条件式接受
摘要：这样的捐赠，政府该不该接受？如果拒收，是否伤害了老人的自尊，戕害了社会的利他之心，如果接受了，除了宣传报道，政府还应当做些什么？
为抗击疫情，生活窘迫的老人捐出所有积蓄，令人泪目。面对此种超卓的人性，国家更要以“为他人着想的善良”温柔以待。真诚表彰，温婉辞谢，是一种选择。倘若这样做伤害尊严，戕害爱国与利他之心的召唤，悖反尊重捐赠者这一核心价值，则须创设附条件接受捐赠的安排，关注老人的余生，在确有必要时，以国家的名义施以援手，让老人安度晚年，这样才能安放民众发乎初心的善良。
老人捐赠，带来伦理难题
非常时期，总有些非凡举动，令我们泪流满面。其中，生活窘迫的老年人为抗击疫情捐出“巨款”的行为，即为其一：
2020年1月28日，浙江杭州退休环卫工人戚宝兴捐出10万元；
2020年2月9日，江苏常州一名不愿具名的退休老工人捐出50万元；
2020年2月10日，在重庆路边摆摊的87岁老人倪素英捐出20万元；
……
每一桩义举的背后，都有一则动人的故事，据人民日报2月10日报道：
重庆这位87岁的老人捐出了她的毕生积蓄20万元，老人多年来一直独居，租住在一个老旧门市内，平时摆摊卖小百货来补贴家用。她生活节俭，舍不得为自己多花一分钱。
这20万元，是她攒了30年的所有积蓄。
问起为什么要捐钱？老人说：“国家有难，我不能做旁观者……”
对这篇新闻报道，有自媒体文章质疑：这样的钱，政府怎么能收……
这样的捐赠，政府该不该接受？如果拒收，是否伤害了老人的自尊，戕害了社会的利他之心，如果接受了，除了宣传报道，政府还应当做些什么？
情法之间：劝说老人改变意思表示
反对接受老人捐赠者认为，这样的弱势群体，政府本应帮扶，切不可接收他们的捐赠。媒体报道，在广东佛山，一老人到派出所放下4000元，说了一句话“捐给武汉”，转身就走。民警追出，发现他是独居老人，家境并不宽裕，于是将钱归还，同时表达了谢意。网友很认可这种做法，认为这是一种非常良善的操作。
我们可以认为，民警追出去，并不是代表武汉拒绝受赠，而是劝说老人改变意思表示、撤回捐赠意愿的情谊行为，同时了表达了个人的敬意。在民警的真诚话语下，老人家最终改变了意愿。
较真的民众或许会说，根据《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老人此项捐赠，属于救灾性质，不能撤销。
实则不然，老人将钱交给民警，做出了捐赠武汉的初步意思表示，但民警很快基于良善的想法，让老人改变了意愿，形成了最终的意思表示，这是连续发生的一系列行为，以最后的意思表示为准。故而，在法律上，因为没有最终形成赠与意思表示，合同尚未成立，更谈不上撤销了。
那么，捐款已经汇出，并且武汉方面已经收到了，那又当何论？
温婉谢绝还是附条件式接受
媒体报道，2020年1月28日，浙江杭州退休环卫工人戚宝兴捐出10万元，戚宝兴的儿子说：“我爸妈都是农民，一直也没什么钱，我爸让我去办理10万元捐献，我也不懂互联网怎么捐钱的，就让我老婆帮忙，我老婆办完之后，我爸的银行卡余额显示,只剩下十三块七毛八分钱……”。
作为受赠人，武汉方面可以做些什么？接受还是拒绝？
出于素朴的初心，基于人们在初始状态下愿意接受的善，武汉方面可以这样选择：
其一，真诚地感谢，善良地婉拒
诚如许多民众所愿，倪素英老人对自己近乎苛吝，却慨而捐出毕生积蓄20万元，政府实不宜笑而纳之。这种观点令我想起当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节约使用伦理”的见解。他认为，伦理行为乃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我们不应过分依赖利他、慷慨、团结或公民职责，因为这些道德情感都是可耗竭的稀缺资源。如果这些美德就像化石燃料等自然资源那样，是一个给定的数值，那么我们就应当努力保护好它，因为用得越多，我们所拥有的也就越少。
鉴此，武汉可以基于“审慎使用伦理美德”的立场，在真诚感谢的同时，温婉地谢绝老人的好意。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赠与合同是双方行为，受赠人同意，才能完成这项赠与。在婉拒之下，如果老人收回捐赠，合同因此不成立，老人仍应获得社会的掌声。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人，其品格之高洁，超越人们的想象。如果坚决辞谢这笔捐款，老人或许将非常受伤。
于是，武汉方面就有了第二个选择——附条件接受捐赠，完成温暖的事后安排。
接受老人捐款，并不算错误的选择，因为这样做会赢得双重的伦理价值：
第一，尊重捐赠人意愿，这是捐赠事业的普适价值。前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次演讲中指出，“共同善就是人们的主观偏好的总和，也即许多个人对他们自己幸福的评估的集合……我们应当格外强调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即对个人自己设定的需要、品味、选择与判断的尊重……”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悖反捐赠人意愿，会极大地耗损伦理价值。拒绝老人的捐赠，会伤害“尊重捐赠人”这一基础价值。
第二，只要路径通达，公民美德和公共精神恰似源头活水，汩汩而来，它们不仅不会因为被使用而减少，反而愈用愈多，历久弥新。先哲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说，美德乃是某种我们要用实践去养育的东西。“我们是经由为正义之事才变得有正义的，是经由采取节制之举才变得有节制的，是经由做勇敢之事才变得勇敢的。”因而，利他心、慷慨、团结与公民精神，并不像那些由于使用而会耗竭的商品，而更像那种由于锻炼而会生长并变得发达的肌肉那样，需要经受风雨而不断生长。
在这一意义上，接受老人的捐赠，可以唤醒更多沉睡的利他动机，培养社会的美德。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过：“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慈善也是这样。
当然，受赠方在接受老人捐赠时，也应该关注到老人的余生又当如何度过？受赠方可以作一个合理安排：与老人当地的民政部门合作，创设附条件接受捐赠的合同，保持对老人的关注，在老人生活困顿时，承担供养责任（可以从捐赠款中预提部分款项），在老人生病时为他们开通就诊的绿色通道……只有提供这些回馈安排，让老人安度晚年，才能安放民众发乎初心的善良！
（作者系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长、法学教授）
栏目主编：王海燕
文字编辑：王海燕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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