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期读书①|何怀宏：能在边缘处境坚守人的义务就是英雄
新冠肺炎疫情的攻坚战究竟还要打多久，至今仍难以研判。在此特殊的历史时刻，新京报文化频道将采访一批作家、学者和艺术家，请他们谈谈在疫期的工作和生活、阅读和思考。这是对特殊时刻知识群体生活状态的记录，也希望能为人们心灵的安顿提供一份有益的参考。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在这个漫长难熬的特殊假期，每个人都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现代医学的飞速进步，一度让人产生“人类已经战胜古老的传染病”的错觉，但正如美国细菌学家汉斯·辛瑟尔所警示的：“只要人类的愚蠢和残暴给传染病一个机会，它们就会乘虚而入，重整旗鼓。”
面对疫情，恐慌和焦虑是人类出于本能的应激反应，也是人体必要的自我防御机制。这场全民皆兵的攻坚“战疫”究竟还要打多久，至今无从研判，我们或主动或被动地隔离在家中，接受着各种疫情信息的轰炸，若非专业的医疗和科研人员，不免有爱莫能助的无力感。
但其实，我们至少可以做两件事情：一是对这个历史性时刻进行记录，把每天的日常见闻和思考写下来，这些文字拼贴在一起将会是此次疫情的全景纪实，它们不仅能为当前的疫情防控提供有效信息，更能为历史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底稿；二是可以到书籍和电影等艺术作品中，寻求必要的智慧和心灵的安顿，让我们能更从容地应对此时的困境。
在接下来一段时期，新京报将采访一批作家、学者、艺术家，请他们谈谈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和生活，以及他们的阅读和思考。这些采访将记录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知识分子群体的生活、心理和文化状态，他们未必都能为疫情的控制提供良策，但在对一些事关宏旨的时代议题的反思和人们心灵的安顿自处上，他们将提供有益的思考或一份可参考的书单、影单。
第一期我们采访到的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他撰写过《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底线伦理》，也是《沉思录》《正义论》等经典名著的译者。从事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研究数十年，他在疫情中首先关注的是人类对待动物的伦理问题，疫情暴发不久后，他便以《野生动物的报复》为题撰写了反思文章。
春节期间，他再度拿起加缪的《鼠疫》，并重审灾难中的责任与信仰问题。他认为，“加缪的倾向是不太赞成过于理想化的高调，无论那是追求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还是宗教信仰……能够在一种边缘处境中坚持履行职责和做人的义务、尊严与同情，其实也就是一个英雄。”此时此刻，被全网悼念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或许正是这种“英雄观”的最佳诠释。
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著有《生命的沉思──帕斯卡尔评述》《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底线伦理》《道德·上帝与人》《独立知识分子》等，译有《沉思录》《正义论》《道德箴言录》等。
重审灾难中的责任与信仰问题
新京报：这个春节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每天的生活、读书和写作是如何安排的？
何怀宏：和往常没有什么变化，原先也基本是“宅”在家里。白天读书写作，也上上网。晚上看看闲书或电影。每天还是会照旧出去到空旷处走走。
新京报：春节假期在读什么书？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选择这些书？
何怀宏：除了读一些原先计划中的书，又重读了加缪的《鼠疫》。这是我第四次读这部作品，它让我思考突发灾难中的责任与信仰问题。作者的倾向是不太赞成过于理想化的高调，无论那是追求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还是宗教信仰，他强调的是一种突然“被卷入的情境”中的诚实面对和职责所系，是日常的劳作和抗击。但是，能够在一种边缘处境中坚持履行职责和做人的义务、尊严与同情，其实也就是一个英雄了。
作者也不认为最后就是人战胜了鼠疫——鼠疫是自己退走的，但是，在心力交瘁中依然做好自己的本分，也是闪现出人性的光辉了。他还是坚信，在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还是比应该唾弃的东西要多。但事过境迁，人可能就会忘记灾难及其原因，“鼠疫”很可能再回来，所以，有些东西一定要写下来，要牢牢记住。
《鼠疫》（法）阿尔贝·加缪著，李玉民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版
新京报：春节期间看了什么电影或电视剧？为什么选择这些影片？
何怀宏：看了电影《日本沉没》，但和很多年前看过的小说似有些不同，我对当年书里面写到的坚决不肯离开日本列岛的元老级人物的镇定与悲哀有过深刻的印象。他们愿意把年轻人送出去避难，自己则和自己所爱的东西一起毁灭，或者说，还有愿让死和生一样绚烂吧，就像飘落的樱花一样。这当然是个人的选择，但和民族性大概也有点关系。
新京报：最近是否在写作或翻译什么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做这项工作是否有何特殊感受？
何怀宏：写了两篇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有关的短文，一篇是《野生动物的报复》，一篇是《让同胞之情落到实处》。前一篇是和这次疫情暴发的原因有关，是试图代入动物的立场，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对人类发出警告，不免有一些悲愤。后一篇则是因为对这次事件中看到的一些地方性的歧视和排斥有感而发、心情则是有些悲凉，我们不是最讲爱国主义的吗？到真正需要同胞内部团结、互伸援手的时候，为什么却变成了歧视和排斥？我希望同胞情谊能落到实处，能落实到我们身边具体的个人。
《正义论》（美）约翰·罗尔斯，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希望能从痛感中产生改革的力量
新京报：你对疫情有持续关注吗？是否有做日常的记录和观察？
何怀宏：每天都会关注涌来的各种消息，当然也会分辨，也会随手写下一些感想，但并无有规律的记录和观察。
新京报：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你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什么问题？有何政策建议？
何怀宏：这件发生在春节期间波及全国的大事件，肯定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吸取教训。有些问题是暴露得很明显的，有些则还需要通过问责调查与沉淀思考去发现。听到最早预警的一位医生李文亮的死讯，我深感悲哀和痛惜。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也许只是到这样的生死关头，对这句话才能有一种全民的痛感。我希望从这种痛感中能够产生出改革的力量和举措，不仅恢复健康的肌体，也促成一个健康的社会。
《良心论》何怀宏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至于当前的政策建议，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只能从观念方向上提一点意见：希望能同时注意全面兼顾和抓住重点。重点自然是武汉、湖北各县市和其他疫情严重的地方，要迅速采取措施让所有患者和疑似患者都能够得到确认、收治和隔离，而不是像武汉封城之后前十来天那样，病患求医无门、交叉感染。“兼顾”是说全国疫情不那么严重的大多数地方，除了防范，也要迅速恢复比较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生产，乃至为争取后面的经济反弹努力做好准备和促进工作。“非典”过去十七年了，有一些错误我们不要让它成为“典范”，有一些经验和优势则可以继续发扬。
作者：徐学勤
编辑：徐伟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