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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博士的乡村防疫观察:脱贫攻坚让基层学会了发动群众

原标题:医学博士的乡村防疫观察:脱贫攻坚让基层学会了发动群众

几乎是从头开始,淡松松就亲眼目睹、参与了这个村庄防控疫情的工作

新京报讯(记者周怀宗)人员密集、节奏快、人口流动性极强的大城市,在疫情面前显现了它脆弱的一面。而一位即将毕业、回乡过年的医学博士却发现,尽管这些年来,乡村流动性、生活自给成本和市场化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但相对于城市来说,传统自然村落仍然保留一些半封闭性、地域广阔和生产多元等特点,加之基础条件和医疗卫生保障水平的提高,在防疫工作中,乡村显露出了它的一些独特优势。

几乎是从头开始,2020年春节回村过年的医学博士淡松松,就亲眼目睹、参与了这个村庄防控疫情的工作。恰好因为是来自李兰娟院士领导的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淡松松当即用微信群和朋友圈,预警、动员和科普了包括村里在内的周至县第一批群众及亲友,随后又同村干部、村医和党员等,共同参与到了村里和本地的防控疫情基层工作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这一次防疫工作中,基层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此前扶贫攻坚的锻炼,几乎不可能的”,淡松松对新京报记者说,“他们知道了怎么进行调查,怎么发动群众”。

医学博士的乡村防疫观察:脱贫攻坚让基层学会了发动群众

东大墙村疫情防控检查点。受访者供图

“别的村封路,顺便也帮我们堵了”

2020年1月18日,在杭州读书的淡松松,回到了老家西安市周至县东大墙村,准备过年。

而就在前几天,1月13日,村里已有一个从武汉打工回家过年的人;1月20日疫情揭露之后,这家人便都隔离起来了;1月底,又追踪到村里有几个早些时候从江西湖南广东等方向回来的,在武汉封城之前曾坐火车途经停靠过的学生和打工的人,也相继在家都隔离了。

也就是说,几乎是从头开始,淡松松就亲眼目睹、参与了这个村庄防控疫情的工作。而且,恰好又因为是来自李兰娟院士领导的浙江大学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淡松松当即用微信群和朋友圈,预警、动员和科普了包括村里在内的周至县第一批群众及亲友,随后又同村干部、村医和党员等,共同参与到了村里和本地的防控疫情基层工作中。

东大墙村位于关中腹地秦岭北麓的黄土南塬上,四面环坡形如孤岛,下辖六个村民小组,有三四百户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人口集中居住在塬上,少部分居住在旁边的沟谷中;虽然经过了美丽乡村的改造焕然一新,但居住的分布模式几乎没变,也依旧保留着传统村落的样式特点。

2003年非典时,这个村庄也曾封路了,但由于年后开春打工者少和道路不畅等,这个村庄几无影响。而那个时候的淡松松,正在附近的镇上读高中,学校也都看管很严紧。所以,这其实是他第一次真正切身经历一个村子封闭之后的状态。

1月20日,疫情揭露和全国动员后,上级先后下达了取消一切活动的通知;1月25日正月初一,陕西省启动了一级响应,当即又通过干部党员带头、封村封路和限行检查等,以应对正月初二开始的走亲访友传统习俗和流动风险,包括淡松松的父亲也连夜拿起了电话到处通知。

东大墙村四面环坡,有三个硬化道路出村口,有两个较远的路口,正月初一连夜被邻村倒土给堵了,“等于别的村封路,顺便帮我们也堵了”。只留了一个出村口派人值守和设点检查,不让人随便进出。原本淡松松还担心很难阻止这股“洪流”,但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人的脚步全都停下来了。

医学博士的乡村防疫观察:脱贫攻坚让基层学会了发动群众

村里留通的一条路上的检查点。受访者供图

路口一堵,整个村子就近乎隔绝了,城镇集市上的店面也几乎都关了,但这样的封村隔绝或许很难持续很久。

“2003年非典封村的时候,我们这里外出打工的人还很少,虽然收入不高,但家有存粮和自给能力还很强,而如今总得要出村去买东西”,淡松松说。

改变了生态,封村不那么容易了

非典过后17年,中国乡村的发展面貌已经大变样了,而且有大批年轻人外出务工,伴随而来的是人口的聚集攒动和快速流动。

虽然村庄外的人员流动可以限行管控,但在村庄里的流动风险和隐忧担心却有很多。

一年到头,在外的人们回到家里,即便不出村,但很久没见的朋友、兄弟等,总会忍不住聚坐串门等,“外出回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喝酒、打麻将的情况确实不少。我很担心有意外,心也一直放不下”,淡松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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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电线杆上的告示。受访者供图

随着疫情的加剧高发,政府部门和基层干部加强了干预,除了对重点人群进行强制隔离和动态跟踪之外,对于村里其他人,也都加强了劝导通知和追责等;此外,得益于手机和通讯的方便,除了少部分中老年人之外,大多数人也都能够及时了解到社会新闻和疫情讯息等,村民的自觉和重视,中间过渡了几天才渐渐转变过来,但不可能顾全。

“疫情可能至少得持续一两个月或者两三个月;因为新增特殊病例的出现,疑似或接触隔离的时间又从14天延长到了23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封村限行带来的首要问题就是:生活物资的缺乏。如果都出去跑,肯定是不行的,流动和接触风险也都很高,商量委派、指定配送、邻里互助或是当前最好办法”。

每到年底和春节过年,家家户户提早都准备了一些年货和物资等,但仍然有限。

淡松松表示,“物资撑上个把月也不成问题,对于农村的生活影响也没有城里那么严重,当前的问题,主要是缺蔬菜,此外还需要多考虑照顾低保孤寡家庭等。对比2003年非典时,每家每户还都种粮有粮仓,地里种菜也很多,可以坚持很久。这一次能坚持的时间或许会短很多。”

村民的余粮,影响着村庄的安危

对于回乡的人们来说,春节很短,过了初五就得陆续准备出发了,比如上班的、打工的、上学的等。

农村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从农业为主转向半工半农——年轻人在外务工,中老年人在家务农。疫情暴发后,“县城已经封了,差不多休眠了;农村好一点儿,生活物资、活动空间较大,隔离也更方便,很多事情安排上可以灵活调整。但疫情肯定会影响很多人外出务工的计划安排,进而影响到他们一年的生活和收入”。淡松松说。

淡松松告诉记者,外出打工的人,多数收入并不是很高,但即便不高,也比种地好,务工也就渐渐成了许多农村家庭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所以,很多人每年都会着急要外出打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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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人勤,村民们已经开始下地干活了。受访者供图

留在家里务农的,也有自己的烦恼,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发展产业种植,但各地的产业往往比较单一。东大墙村所在的周至县是陕西的农业大县,以猕猴桃为主产和支柱产业,村里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了猕猴桃;往年的行情和收入一般还都不错,但今年普遍价格较低,再加上突遇疫情,可能要面临更严峻的困难。

“现在地里面都不种粮了,猕猴桃好歹有点收益,也比较适合留在家里的中老年人看管打理”,淡松松说,“价格不好,会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在疫情的扩散传播和冲击影响下,隔离和减少流动是防控成本最低最好最有效的办法,但经济和收入普遍受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农村和农民也会如此,“手里有余粮才会不慌,眼下还行,但时间长了,就必须要引起重视了”,淡松松说。

只有一名村医,基层防疫要靠干部带头

平日里的农村,村民们之间的交际比城市居民更多,但突来的疫情,会打乱这种常态、带来很多不适应,老年人大多会无所谓,年轻人喜欢热闹劲儿,这对防控疫情而言,是个大麻烦,需要更多办法去约束。

新闻报道和隔离措施提供了部分的帮助,让人们有了一定的警惕,但还需要干部、村医的监督和带头作用,“在农村,可能没有太多的规则意识,人们大都看样学样”。

东大墙村目前有一名村医,子承父业为村民看病。淡松松告诉记者,防疫中,村医跟村干部一起共同承担着防疫安排任务工作,包括登记、追踪、消毒、病情辨别、宣传防疫知识、传达上级文件、防控人群聚集等,互有分工;如有异常情况,基层要第一时间上报或等待援助,如有疑似或隔离病患,也都会第一时间由县级医院负责救助治疗。

村医大都是村里人,乡镇卫生院则有专职人员,相当于基层卫生枢纽,这样的人员配置和层级体系,承担着农村的公共卫生和疾病健康基础保障工作。“村里的事情,大多由村干部主导、执行和完成,防疫工作也是如此。干部带头,发动群众共同参与,村医一个人基本不可能完成防疫工作”淡松松说。

缺乏的生活物资、农资等,乡镇帮助解决、运送,县里也下了文件。

这个春节,可能所有居民都在家休息,但唯有基层的干部,几乎一天都没休息过,调查村民情况、参与防疫任务、落实政策,上报情况。

淡松松认为,放在几年前,可能并不那么容易做到,“近几年来,基层干部参加扶贫攻坚的工作,其实就相当于一种锻炼,他们知道上级布置的任务该怎么做,知道怎么进行调查,怎么发动群众,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这一次防疫工作中,基层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此前扶贫攻坚的锻炼,几乎不可能的”。

除了贴通知和大喇叭,微信群也很重要

作为探村博士联盟的一员,2017年至今,淡松松总要利用年底节假日,在家乡带头开展一些公益实践的工作,对基层熟悉和了解很多。

这次疫情暴发后,由他所建的村、镇、县3个层级的微信群,总计约有一千成员;加之淡松松本身熟悉的专业和背景,无意当中,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他发挥了预警、沟通、动员、引导、辟谣、科普和反馈等作用。

医学博士的乡村防疫观察:脱贫攻坚让基层学会了发动群众

东大墙村微信群。受访者供图

这不仅方便和帮助了更多村民能够正确认识疫情,而且能够及时迅速地了解到村内外、全县地方和社会新闻等,有效促进联防动员、经验分享和全民行动,而且示范体现了资讯与社群,在基层日常和应急管理与生活中的关键重要性。

淡松松说“除了贴通知、大喇叭和电线杆之外,微信群很方便也很重要”。但同时他也提醒,微信群时不时会有乱发消息的,所以事先要定好规矩,并有效监管和引导才能用好。

封村堵路后,生活物资必定会成为首要问题,近些年来,国家和政府在农村的投入建设很大,道路、吃水、农业、通讯等各项生活生产条件大幅改善成效明显,但生活生产的物资配送和价格稳定方面还有不少短板。

淡松松告诉记者,因为种植产业的单一化,其他生存物资几乎都要出村去买,这给农村防疫带来了困难和风险。

小农模式再引思考,寻找到新的生命力

过去数十年中,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农村的家庭中,除了春节之外,大部分时间处于分散甚至解体的状态,离多聚少。

另一方面,虽然城市集约了信息、财富、科技与创新,但似乎不少人有种无奈与徘徊。李子柒现象的背后,除了乡村记忆及中国文化之外,或许更与某种群体状态有关。

“这次疫情,让我不得不重新思考小农生活的意义。今后长远的出路选择在哪儿?”淡松松说。

天地广阔的乡村,既有自然风景,也是疫病天然的风险缓冲与屏障,在现代社会中,它还可能是舒适生活的象征。比如德国与西欧城郊的农村,恬淡宜居也能让生活工作两不误。在中国,江浙地区的城郊与山岭之间,也已开始吸引不少人向往并留下……

但对于像东大墙村这种偏僻的乡村而言,想要成为现代化的乡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下首要的是基础条件,比如交通、物流和配套等,其次最关键的是教育与医疗水平资源不断上移,不仅增加了人们的开支成本负担,也加剧了人口流动和流出。“而且很多村里人,有条件的都想把孩子送县城里读书”,淡松松说。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

编辑张树婧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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