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五问疫情冲击：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应对？
新京报讯（记者侯润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疑是2020年中国经济的“黑天鹅”。
正值春节黄金周假期，消费零售、交通等多个行业受疫情影响明显。其中，贺岁片集体撤档。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在2020年农历新年第一天，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仅为181万元，而2019年同期这一数据超14亿元。此外，农历新年第一天春运总体运输量同比下跌28.8%，铁路、道路、民航的运输量分别同比下跌41.5%、25%和41.6%。
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会带来多大的影响？据路透引用的标准普尔全球评级的一份报告：“如果消费类服务支出下降10%，整体中国经济GDP增长将下降约1.2个百分点。”
不过，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持有和上述观点不一样的看法。张斌认为，疫情这一短期突发事件暂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但拉长时间看，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徐高则认为，如果肺炎疫情在2月份能得到控制，中国经济受影响的程度将有限。“粗略估计，肺炎估计会拉低2020年全年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没有充分地释放出来，我们的政策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有能力、也有办法应对肺炎疫情的冲击。”徐高说，应对疫情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关键是要稳定大家的信心。
如何稳信心？徐高认为，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有必要降准降息。同时，去杠杆政策的力度也需要有明显的放松。财政政策可以结构性地发力，而这需要财政政策空间的支持。因此，财政赤字率没有必要拘泥于3%这个红线，应该灵活调整。
在应对措施上，张斌和徐高的观点有所差异。张斌认为，此次肺炎疫情事件纯粹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
不过，张斌同时还强调，“即使没有肺炎疫情的冲击，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要降息。财政也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3’”。
“一季度GDP增速会破‘6’”
新京报：肺炎疫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多大影响？
张斌：这次疫情是非常典型的外生事件冲击。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在一季度，在疫情事件冲击下，经济活动短期内会骤然降温，服务业、工业投资等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最近一个月非耐用消费品的消费会明显受影响，比如电影票房、旅游等。加上去年经济增速的基数要高一点，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会破“6”。
但也要看到，很多耐用品的消费只是受疫情影响被延后了而已，待疫情结束后还会出现补偿性的消费。比如，很多人可能打算春节假期买车、买房，但受疫情影响无法出门，这方面的需求并未消失，只是延迟到疫情结束后。相信随着疫情防控情况的好转，经济活动会出现反弹，中国经济重回正常运行轨道——如果疫情很快得到遏制，3月份宏观数据会稍微好转，经济向好的反弹会稍微早一点。如果疫情的防控不那么乐观的话，经济会稍微晚一点反弹。
总体看，疫情这只突然冒出的“黑天鹅”，只是一个短期突发事件，暂时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波动，但拉长时间看，疫情不会对中国经济有太大影响。标普认为，疫情会影响中国经济1.2个百分点，我认为不会达到这样程度，我没有那么悲观。
徐高：现在全国上下已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份得到有效控制，整个疫情对中国全年宏观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的。
首先，疫情当然会对春节黄金周的经济活动带来明显负面影响，尤其对旅游、餐饮这些行业的直接影响非常大。不过，疫情对整个消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一方面，疫情更多改变的是消费的方式——比如以前大家喜欢在外面吃饭，现在改在家里。另一方面，疫情的影响也是短期的，更多带来消费在时间上的推移。以旅游业为例，根据过去几年黄金周的数据，春节出游人次数占全年出游人次数的比重不超过10%。十一黄金周是更重要的旅游季，其出游人次数大概是春节黄金周的两倍。疫情结束之后，相信很多人会在别的时间补偿春节旅游未成的缺憾。其次，因为疫情暴发在春节期间，工业部门的经济活动本来就处于歇业或者停工的状态。相应地，疫情对工业部门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就较小。只要疫情的扩散能够在春节之后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对工业部门这个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会表现在一季度，一季度我国GDP增速应该会出现明显的下行，增长数字大概率会跌破“6.0%”，创下1992年以来季度数据的又一个新低。但是如果在疫情能够在2月份得到控制，包括旅游、餐饮等之前因为疫情被抑制的经济活动会重新焕发出来，从而让二季度经济增速明显反弹。从全年来看，疫情对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影响不会太大。目前粗略估计，大概会拉低全年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
当然，现在只能非常粗略地估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疫情的影响最终要看疫情的发展情况。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面对疫情的发展，我们政府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会主动积极作为。同样，面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冲击，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可以积极对冲——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我国的宏观政策还有很大回旋余地。哪怕疫情的冲击再大一点，只要我们的政策应对得当，也能够妥善对冲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总之，此次疫情会带来短期的影响，一季度经济增速应该会明显下滑。但我们没有必要对这种短期冲击感到恐惧，我们国家有能力、有办法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
“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是短期的”
新京报：很多人还特别关注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你如何看？
徐高：股市主要是反映市场预期，肺炎疫情这一黑天鹅肯定超出了之前市场的预期。A股虽然还没有开市，但周边股市已经因为这一事件而明显下跌。市场目前最担心的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如果肺炎疫情的扩散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市场的恐慌情绪就会大为下降。我相信我国政府完全有能力把疫情遏制住，从这个角度说，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冲击也是短期的。
张斌：从29日香港开盘的情况看，疫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好，并未带来恐慌。但我们的决策层还是要做好一定的准备，防止过度情绪造成的资本市场超调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
因为受肺炎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影响，我们的经济一下子会差很多，这会带来一些情绪性的恐慌，这种反应是典型的，也是正常的。但如果过度反应的话，就会对资本市场带来冲击了。这就要求政策上要有反应，比如对股票的点位作出反应等，以防止市场上再出现流动性的问题。当然，这些反应我们不一定要做，但决策层一定要有这方面的准备。
“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
新京报：应该采取怎样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疫情的冲击？
张斌：使用怎样的经济政策，取决于我们如何对这次疫情定性。在我看来，此次疫情对和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一样——金融危机是因为经济内部长期积累了很多的矛盾，具有一定的内生性。而此次肺炎疫情事件纯粹是外生性的特定冲击，其特点是随着疫情的好转，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会逐渐得消除。因此，不适合用总量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疫情的不利影响，因为一旦使用总量经济政策，未来疫情好转后，政策还要回调。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对特定的行业、部门、地区、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比如，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可以考虑特定时间内的税收减免。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群体，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
现在看，交通、旅游等行业受疫情影响明显，本来这个行业中的一些企业还能正常运营，但疫情冲击下，有的企业面临破产的局面。对于这样的企业，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比如说，在最近一个月或者今年的一季度，减免这些企业的税收。这种减税措施不是总量的减税，而是有针对性的减税。
当然近年来民企生存环境艰难，疫情冲击可能会使得一些民企更艰难。这些有针对性的措施可以帮助民企暂时渡过难关。但民企面临的根本性问题是市场公平竞争，这一问题又不是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解决的。
徐高：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把疫情控制住，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其他事情都要让位于疫情的防控。在疫情被控制住的前提下，讨论宏观经济政策应对的出发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稳定信心——疫情的暴发会让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受到负面影响。如果企业的投资意愿、居民的消费意愿随信心的下降而走弱，那就容易形成悲观预期的“自我实现”，让疫情的负面影响长期化。
应对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是稳定各方的信心。尤其在一季度经济增速“破6”之后，一定要让大家相信我国还是会坚守经济增长的底线，不会放任经济持续的恶化。
“稳增长政策力度要加大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
新京报：具体到货币政策上，是否需要有所调整？
徐高：如何稳定大家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这就要求宏观经济政策要保持宽松。实际上，从去年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以来，国内宏观政策已经朝稳增长方向做了明显调整。在中国经济面临疫情的负面冲击之后，稳增长政策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
具体来看，货币政策要保持宽松的态势，尤其保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为此，有必要进一步降准。人民银行在今年年初就降了准，以提升银行体系向实体经济投放信贷的能力。考虑到一季度的信贷投放规模不会小，今年二季度基础货币还是会存在缺口，需要进一步降准来加以补充。降准之外，降息也有必要。可以进一步调降LPR利率，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
除了降息降准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放松去杠杆政策。过去两年中，过于严厉的去杠杆政策是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最主要原因。在去杠杆政策带来的融资难环境中，民营中小企业受到的压力尤其大。当前疫情的暴发会使一些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艰难。此时，尤其需要疏通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投放融资的各种渠道。应该说，去杠杆政策之前在防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在疫情暴发之后，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此时缓和去杠杆政策力度，可以帮助陷入困境的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又面对疫情这一不利影响的情况下，相信政策会在稳增长方面进一步发力，前期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逐步淡出。
张斌：还是那句话，这次疫情是外生的、临时性的事件，就用临时性的政策来解决，不要用总量的政策来解决。因此，没有必要为这个事件在货币政策上做总量的调整，针对疫情事件本身不需要降息。因为降息的影响和效果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等降息发挥作用时，可能疫情事件已经过去了。
一方面，不要把疫情和降息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一直赞同降息，即使没有肺炎疫情事件，也应该早就降息了，货币政策应该更宽松一点。近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我们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明显的宽松，只是做了一些边际的调整。此次肺炎疫情过去后，经济会反弹，继而回到正常运行的轨道上，但经济的下行压力依存，我们还是要需要降息。
“财政赤字率不应该拘泥于3%的红线应灵活调整”
新京报：应对疫情冲击，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发挥作用？
张斌：需要安排特别的财政预算，用于应对消除疫情事件及其连带影响的相关开支。无论是针对特定企业的减税也好、针对特定人群的补贴，这些支出不应该由企业或者居民部门来承担，同时地方政府不能乱花钱，只能由中央政府来承担。
针对疫情这一特定事件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哪怕现在财政赤字率是“4”、“5”，甚至“7”、“8”，财政赤字都应该增加这笔预算。当然，针对疫情的财政扩张也只是一个暂时性的政策，在疫情结束之后就不再适用了。因此，不能把此次特定事件下的财政扩张和财政赤字率应该扩大到3%混为一谈。即使没有此次肺炎疫情，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财政也应该扩张，财政赤字率也早应该破“3”。
徐高：很多人呼吁，面对疫情给企业带来的影响，政府要减税。但客观地说，在去年大规模减税降费之后，财政当前已经面临着比较明显的减收压力，今年进一步减税的空间已经不太大了。
现在发生了肺炎疫情，财政政策应该在支出方有针对性地、结构性地发力。比如，在疫情防控方面，对一些受影响较大的地区和部门，财政政策可以定向放松，做一些定向的财政支持。
一方面财政支出要扩张，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又面临减收压力，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就需要通过财政赤字的扩张来调和。过去，我国一直拘泥于3%这个财政赤字的红线，不愿让财政赤字规模超过GDP的3%。不过，3%这个红线来自于欧盟，并不适合我国这么一个经济增速远超欧洲国家的经济体。财政赤字适当超过3%，并不会影响我国财政的可持续性。目前，面对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我国理应跳出3%赤字率的约束，把财政政策的功效发挥出来。
此外，还有一个财政工具也需要用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2018年之后对地方政府非正规融资的严厉清查，导致地方政府融资明显受限，令地方政府从事的基建投资增速显著下滑。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也给今年定调“稳”字当头，再加上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此时有必要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相应地，应该放松地方政府的融资约束，满足其合理融资需求。这是今年我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保持平稳的一个关键。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