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公共卫生领域专家谈防控：新发传染病，“关口”要前移
截至1月22日20时，发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在全国确诊的病例达到了444例，并致17人死亡。这些病例分布在湖北、北京、上海等十数个省份，境外多个国家也均有发布确诊病例。而这场疫情早在2019年12月上旬即在武汉当地小范围被“传言”，但直至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卫健委才发布第一次通告。直至2020年1月11日确诊41例后，此后5日无新增病例。但紧接着就呈“井喷式”增长。
作为一种与2003年SARS病毒有着七八成相似性的新型冠状病毒，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进行防控？新京报为此专访了传染病学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陆家海和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毛寿龙。
毛寿龙
武汉早期对疫情重视程度可能不够
新京报：对武汉这次新型病毒防治工作，你给当地政府打多少分，为什么？
陆家海：7分，从某种程度来讲，他们还是比较积极应对，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对的。比如说及时关闭（华南海鲜）市场。但对于所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的公布，以及在此过程与其他省份所进行的协同攻关仍需加强。
毛寿龙：如果是从现在的表现来看，已经开始及格了。但是前段时间对相关疫情的应对，尤其是政府的本身的响应和预警机制还不足。
新京报：武汉当地政府是否做到了及时的发布信息？
毛寿龙：（当地政府）相关信息的透明度不够及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陆家海：科学防控是以科学为基础的导向，要及时的去正确认识新型冠状病毒以及冠状病毒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新京报：1月20号，武汉市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这个指挥部能做什么，该做什么？与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有何相同和不同之处？
陆家海：这个指挥部成立的时间其实是有点晚了，应该更早成立。成立这样一个指挥部是不是做到了跨部门合作，这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
成立了以后，就要通过它来实现跨学科、跨部门、跨地区的联动机制，比如，新型冠状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给人的，从动物传给人以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怎么样进行的，是不是需要研究特性的药物，还没有药物和疫苗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重新启动机制研制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多部门、跨学科的合作来完成。
因此，武汉成立指挥部是有益，也有必要的。但是这个指挥部要能够站在更高的层面上，不是单独防控武汉或者是湖北，应该能够接受SARS当年的经验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病源扩散，比如说现在已经建议武汉市民尽量不外出等。这些事情的完成都是在成立统一指挥部的情况下才能够发出一个群策群力的作用。
毛寿龙：这个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性的机构。也就是说，在武汉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把政治资源纳入到传染病防治的体系里，因为传染病防治体系基本上是一个专业部门的事儿。那么，成立指挥部以后，也就是相当于把一个专业部门的工作升格为武汉市委、市政府的一个核心工作。
研判新发传染病需要一个过程
新京报：这次武汉疫情，武汉第一次通报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11日确诊41例，然后隔了5天没有新增，而1月18日开始迅速增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陆家海：认识一个新的病原体需要时间，比如说刚开始时没有诊断方法，或者诊断方法有限。即便认识到新的病原体了，也要去找到一个快速的诊断方法，而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更多的疾病正在酝酿发生，可能出现了从一开始的“有限人传人”进入了“人传人”的过程。尤其当下正是出现人口大量流动的时间窗口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毛寿龙：这说明新型冠状病毒和非典时期的冠状病毒的发病机制是差不多的，因为是新型病毒，传染病里面没有，因此没有办法马上进行应急响应。所以从12月份开始发现相关病毒，大家无法确定，甚至在武汉一家医院脑神经外科出现了病人对医生的传播。
新京报：1月21日，卫健委将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列为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管理，这意味着什么？
陆家海：新型冠状病毒是一个新发病原体，尽管不是SARS，但都是冠状病毒，要想确证一个病原体是需要时间的。把新型冠状病毒归为哪一类病原体是需要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及病原体的一些特性，比如致病性，包括它的传播，效力等因素综合研判。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甲类传染病只有两种，把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乙类传染病甲类管理，是为了提高公众对新发传染病防控的意识，也是为了提高对新发传染病的应对措施，目的是为了有效的防控这种疾病的继续扩散。
新京报：确诊一种新型传染病，一般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
陆家海：确定一种病毒是不是新发的传染病有一个传染病流行病的科赫法则。如果按照过去经典的科赫法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是要一两个月。但现在随着新分子生物学或者说新技术的出现，确定一个新发病原体或者一个新发传染病的时间也在缩短。
陆家海
确定疫情应对机制需改善
新京报：确定为传染病后，地方政府第一时间采取的措施应该是什么？
陆家海：甲类，乙类和丙类传染病，按照传染病法是要采取不同的措施。首先，最重要的几个措施是快速诊断能力的提升和疫情报告能力的提升。其次，通报了以后就要对传染病进行及时的隔离、控制，开展传播途径的调查，开展临床的救治，这些都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来进行的。
毛寿龙：甲、乙、丙这种传染病防御体系，对中国来说，已经有差不多一百多年历史，从清末开始（因为当时有鼠疫）就打造起来了，一直使用到现在。问题是，如果出现新的传染病病种，医疗机构该如何应对的确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给一种新发传染病定级不一定非得国家层面。一旦地方出现疫情后，地方通过立法，在本地就应该可以定级。但这需要中央层面给地方政府或者地方相关部门，地方人大常委会等有相关的授权。
这需要一些条件的成熟，比如地方的专家有很好的合作机制，相关的信息交流机制。一旦出现情况，确定病情标准后，本地就可以把一种新发传染病纳入到一个相应的防护机制——应该怎么办，尤其是医生应该怎么更好的应对。但目前我们的医院内部以及医疗系统内部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新京报：面对一种传染病疫情，你认为应该如何更好的做好防治工作？
陆家海：科学应对、科学防控，有效的采取措施，这是几个原则。科学防控是最重要的。传染病流行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及早的发现传染源，将传染源进行隔离，进行有效救治。第二，传染病是如何传播的，通过呼吸道、飞沫、还是空气传播，要及早切断传播途径。第三，保护易感人群，而且要及早保护。传染病的防治就是要“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
此外，地方政府不能以社会稳定为借口而不去科学防控、不去主动作为；不能够以小团队或者局部利益为借口违反传染病防控的基本原则，也就是只要确定是传染病，在弄不清楚传染源的同时，也要边控制边溯源。
新京报：像这次武汉肺炎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后，国家卫健委明确了一个湖北省以外各省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认程序，即需要国家卫健委确认以后才可以发布，为何有这样一个程序？
陆家海：因为不同的地区的医疗技术水平，诊断方法的成熟程度等不一样，因此要采取防护措施就要有个统一的标准。其实，只要病患两次阳性，省级疾控中心等也能够及时快速的进行确诊了，但国家疾控中心是一个权威部门，技术力量更全面，等他们进一步确诊，也是为了避免误诊。
将高危人群纳入监测体系
新京报：此次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确定是来自于野生动物，此前发生的诸多传染病也来自于动物。那么，应该如何更好地做好野生动物售卖管制工作？
陆家海：根据这些年来流行病学的调查数据显示，75%以上新发传染病都来源于动物。因此，要做到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必须做到源头防控。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卫生组织以及世界粮农组织等机构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防控新发传染病的策略或者理念：就是“one health”理念，可以翻译成“同一健康”“惟一健康”。这个理念说的就是要做好源头防控，要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合作去应对新发传染病，以保证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和环境的健康。
如何保证人、动物环境的健康呢？这就需要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保护环境才能有效保证人类健康。因此，防控传染病就需要关口前移。就是说要对动物有关的从业人员，比如动物养殖者、贩卖者等，进行经常性的监测。这也是非典以后，我的团队一直在倡导的一个传染病防控理念。
新京报：你认为发达国家在面对防控传染病防控方面，有哪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的？
毛寿龙：发达国家的一些做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比如，以病为中心，让一线医务工作者，相关基础数据做到以病为中心，其它方面起辅助性作用。就像鼠疫的预防机制，就形成了一个“善治”。
陆家海：“one health”理念就是从发达国家传播而来的。只要是主动防控，将目前的被动应对变成主动防控。让联防联控机制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机制，而不是等到新发传染病来了才有联防联控，就是平常也要有联防联控机制，协调机制，协调各部门做好人的健康、动物的健康和环境的健康：做好及时监测，将基于以医院为基础的监测模式前移到以高危人群为监测基础。因为病源是有潜伏期的，还有轻症病人，比如感冒，症状很轻，有的患者并不会去医院看病，但没去医院并不代表就不是病毒传染源。
而现代科技完全有条件实现监测模式做到关口前移。比如利用微信群将高危人员纳入监测体系，卫生部门就能够在早期发现这些疾病。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就对于这些高危人群纳入了监测。
新京报记者肖隆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