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见证北川重建之路
可以说，北川新县城的重建，
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转折点
见证北川重建之路
本刊记者/霍思伊
在新县城建成前，每年清明、“5·12”和羌历新年，瞿永安都会来“三道拐”烧纸或放上几束菊花。这是2008年地震后唯一可以俯瞰老县城的地方，震后改名叫“望乡台”。那时，瞿永安是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在地震中失去了11个直系亲属。
2011年腊月廿九，晚7时，在新县城中心的商业街入口处，一扇红色的城门被立了起来，火枪队向空中打出第一枪，城门被推开。中国首个震后异地重建的县城重获新生。
经历了最初的选址争议，“规划先行”的决策机制在重建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落实。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指出，虽然发源于灾后重建的特殊语境，但北川重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对日常的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建筑创作有长久价值。
选址
“5·12大地震”后不到半个月，瞿永安就着急地带着两名规划师进山。山里道路全被阻断，三个人经四川省绵阳市平武、松潘，再到茂县，绕行700多公里。开车、打摩的、骑马、坐船又走路，最终进入震后北川的大山，在各乡镇实地考察、走访，花费了近一周时间。
考察的目的是向绵阳市以及从北京来的规划专家组汇报，重新选址需要慎重决策。
地震中，北川的遇难、失踪人员共计19956人，占整个地震遇难人口的1/4，直接经济损失近600亿元。“北川近百年来积累的物质基础几乎全部毁于一旦。”瞿永安说。
受住建部委派，中规院的12名规划专家于5月19日下午到达北川，带头的是时任中规院院长李晓江。他们一到现场，就得出了一个和瞿永安一致的初步判断：震后北川，只能异地重建。
作为“5·12大地震”这一举国关注事件中的关键一环，北川选址被赋予了更多符号意味。因此，整个决策过程显得格外慎重。
5月25日，李晓江等人突然听说，有专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新县城可以选址在北川县内的擂鼓镇。李晓江知道，擂鼓镇有两条活动断裂带通过，处于滑坡、崩塌，岩溶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本身受灾也严重，用地空间狭小，不利于北川的长远发展。但擂鼓镇的好处是，仍在北川县域内，不涉及跨行政区划的搬迁。
事实上，中规院后来给出的五个方案中，除了擂鼓镇，另外四个选址分别是永安镇、安昌镇、桑枣镇和安昌东南。它们的共性是，都地处另一个县——安县，也就是说，都涉及行政区划的调整。
李晓江要求团队在三天内拿出一个方案。28日凌晨，中规院正式向绵阳市提交《北川县城“5·12”特大地震灾后重建选址与规划研究基本结论》，明确建议选址在安昌东南。
评估的因素有很多，包括地质条件和安全性、区位条件、用地条件等，但最核心的原则就是“安全性”。参与撰写报告的中规院高级规划师、后来在北川驻扎近三年的孙彤曾回忆说：“安全的标尺是一个一票否决的要素。”
“不是说建筑足够坚固就能抵御所有自然灾害，在大自然面前，人是很渺小的。”后来同样挂职北川副县长近三年的中规院规划师殷会良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回顾北川县城的历史变迁，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治理匪患，北川县城从治城（今禹里镇）迁往曲山镇。此前这里鲜有人居。唐山大地震后，地质专家曾专门来北川勘察，指出曲山镇在龙门山断裂带上。从老县城茅坝新区开挖的建筑基坑中，可以看到数百年前滚落的巨石和砖瓦碎片。更危险的是，北川四面环山，场地狭长，地震过后极易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北川民间一直流传着“包饺子”的说法，也就是担心地震和地质灾害会导致山体滑坡，将县城覆盖。90年代，北川曾致力于将县城搬迁至擂鼓镇，但因投资巨大、问题复杂而屡遭搁置。李晓江在地震后刚踏入北川老县城踏勘时，感慨“这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殷会良指出，“5·12大地震”后对中国人最大的改变，就是纠正了自古就有的“人定胜天”思维惯性。有些灾害防治不了就要加强避让。汶川之后，全国上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2008年6月5日，接到中规院报告五天后，绵阳市委直接向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递交了这份选址报告。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北川新县城选址，将原属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和黄土镇6个村，共215平方公里土地划入北川。最终，北川县城南迁23公里。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对北川重建进行报道
重建
选址落定后，北川新县城开始重建。
在瞿永安看来，新县城规划最好的一点，是坚持“以人为本”。作为一个地道的北川人，他在北川生活超过50年。在新县城重建的过程中，瞿永安主要负责从政府层面推动规划落地，做统筹工作。2012年，他晋升为中共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
对于新老县城的对比，瞿永安有切身感触。虽然对老县城有感情，但由于建成年代久远，老县城在数次整修后仍令人感觉逼仄破败。而新县城“相当于在一张白纸上画出蓝图”，无论是从人居环境，还是建设理念，“放在县城里比较，几百年都不会过时。”
新县城窄路、密网，格局紧凑，建筑限高30米。这与当时全国各地大小城市都时兴的大广场、大马路、大公园和地产开发带来的参差不齐的天际线，差异很大。北川人均城市绿地标准比成都还高，出门300米就见树或进园。新县城还从老县城移植过来很多树木，一些老建筑也被留存，比如板凳桥，这是一条用石墩打成的古桥，因形似板凳而得名。现在，瞿永安还会兴致勃勃地说起这座桥，这是他和很多北川人的过去，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北川重生，桥也被保留了下来。
到了夜晚，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展现出她的民族特色。在县城中心的“巴拿恰”商业街和旁边的新生广场上，数十个人围成圈，跳起羌族舞蹈“沙朗”，羌语意为“唱起来、跳起来”。人们不停地旋移、甩手、摇肩、腾跃。在瞿永安看来，身体俯仰间，是重生后北川不断燃起的生命力。
中规院原院长李晓江用“回归”来形容新县城的重建。
在2018年5月中规院举办的“震后十周年灾后重建研讨会”上，他说，为这样一群遭受巨大灾害的群众服务，规划师们更需要去想他们需要什么，这其实给了规划师一次回归的机会。“做一个最真实的城市、最不夸张的城市、最符合老百姓需要的城市。不是为了房地产、政绩或者所谓的城市竞争力和土地开发效益，”他说。
重建时期挂职北川县委常委、副县长，现任绵阳市梓潼县委副书记、县长贺旺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生态优先、以人为本、保护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等原则，是城乡规划的基本理念，不能说有多新，但在国内很多城市规划建设中却没有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
三年重建完成后，后续所有的建设问题和规划调整，北川县也都会及时找中规院沟通。用瞿永安的话说，中规院是龙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刚修订的《2018~2030北川总体规划》，也是由中规院牵头完成。
在中国几十年的城建史上，从未有一个规划团队和当地政府如此长期持续的合作与服务，陪伴跟踪一座城市的成长。
应地方政府要求，中规院成立了北川新县城规划工作前线指挥部，时任院长李晓江和副总规划师朱子瑜分别担任指挥长和副指挥长，成立若干工作组，选派殷会良、孙彤等一批专业技术人员长期驻扎，一干就是三年。
可以说，北川新县城的重建，是中国城市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规划层面，北川重建成功实践了规划机制和理念上的创新，这些实践后来被专家们总结为“北川模式”。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崔愷指出，“北川模式”对包括雄安新区在内的未来城市的建设、管理和建筑创作都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发展
灾后重建实际上是三部曲，救灾、重建和发展。重建完成的北川，仅仅是物理空间重建，从长远来看，产业重建和社会重建更为关键，也需要一个过程。北川重生之后，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它需要解决的最核心议题。
地震前，北川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项目，只有茶叶和蚕桑，还有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矿类产业。截至2018年，震后10年内，北川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已经突破50亿元。但和其他中小县城一样，北川的产业突围也面临一定挑战，例如缺乏大片土地，无法吸引大型龙头企业，也缺乏产业基础和人才。
2019年12月26日，北川通用机场宣布开工。瞿永安表示，北川未来计划以机场建设为契机，建成一个通用航空产业园，努力延伸产业链，将飞机制造、飞机组装等业态全面引入。此前，北川引进了一所泛美航空学院，今年秋季开始招生。
贺旺认为，目前的通航产业，对北川而言是个机遇。他指出，对于一个人口不多、规模不大、工业底子薄的小县，产业发展思路不能大而全，而应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找到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可能也就一两个特别好的项目，就可以把县域经济带动起来。”他说。
作为灾后重建城市的样本和范例，北川需要探索的更重要命题还包括：在类似于计划经济模式的重建之后，如何摆脱对国家支持和对口援建的依赖，寻求城市自身发展的可持续模式？如何突破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建设等典型“灾后重建”的实践方式，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本，参与县城未来的发展？
从这个意义而言，北川的实践还在继续。
事实上，灾后重建不仅给北川，包括整个四川都带来了新的机遇。
地震后，整个成都平原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国家层面投入的资金极大地拉动了四川板块的经济，为此后十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基建的带动作用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此前封闭的四川盆地开始接受全国各地的信息、人才和文化。四川对外的联系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对原本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生态都带来很大冲击。
“这种冲击，也是一种大的融合。只要有融合，就会激发新的活力和动力。”瞿永安说，灾后重建让北川提前发展了20年。
据四川省统计局2018年5月7日发布的《汶川地震重灾区十年经济发展报告》，地震十年后，灾区综合实力显著增强。2017年，四川区划内的39个国定重灾县GDP、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均大约是2008年的3倍。
现在，昔日的北川老县城，作为全世界唯一整体原址原貌保护的规模最大、破坏类型最全面、次生灾害最典型的地震灾难遗址，2010年5月正式对公众开放。在这里，地震发生的瞬间永远凝固，倾塌的房屋被几根支架撑起，倾斜的角度没有变化。
李晓江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的民族，但我们会在灾难中不断成熟，把上一次灾害的教训变成下一次灾害的借鉴。
他的《规划新北川》一书扉页上写着“多难兴邦”。这也正是2008年5月23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北川中学的黑板上写下的4个字。
《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对北川重建进行封面报道
“2008年5月12日，汶川。历史不会在这一刻定格。让我们在悲痛中汲取成长的力量，向未来，生生不息！”
——摘自本刊2008年5月26日总第372期封面故事《国殇》。5·12汶川地震共造成69227人死亡，374643人受伤，17923人失踪。本刊分别在 2008年5月19日、5月26日、6月2日和6月9日推出封面故事《大地震》《国殇》《汶川的孩子》《一个国家的动员》。
2008年5月19日，第371期《大地震》。
2008年5月26日，第372期《国殇》。
2008年6月2日，总第373期《汶川的孩子》。
2008年6月9日，总第374期《一个国家的动员》。
责任编辑：柳龙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