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可比铁木真的努尔哈赤，为何没能让清朝成为元朝翻版？
大一统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后金–清的勃兴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对于中华文明的融合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草原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波音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也需要以草原文明的视角来看待。
撰文丨波音
摘编丨何安安
大一统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后金–清的勃兴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对于中华文明的融合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草原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
事实上，囊括了巨大的面积、人口的大一统的中国是逐渐的、慢慢的、逐步融合形成的。蒙古族学者波音，从多个角度观察对中国历史走向影响巨大的华夏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数千年的碰撞、互动、融合过程。在波音看来，“华夏文明”，是指“禾的世界”——长城以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而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长城之外的区域则是“草的世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草的文明”。
4000年间，从“满天星斗”的史前文化时代一路走过商周秦汉、三国两晋、唐宋元明清，也一路走过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蒙古，走到大一统的清朝，以及受到全球化强烈冲击的清末民初时期。波音认为：要想真正了解并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仅仅观察华夏的文明进程，仅仅以华夏的视角观察中华文明，是片面的。在其所著的《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中，他尤其强调了两种文明如何协调自身，如何呼应对方，如何选择文明的发展方向，如何不断演进，最后融合成璀璨耀眼的中华文明。
以下内容选自波音所著的《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波音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对于朝贡者来说敕书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1634年，后金大汗皇太极征服了蒙古察哈尔部，有“蒙古末代大汗”之称的察哈尔部林丹汗病死于青海，其子额哲投降后金，将元朝历代据有的传国玉玺献给了皇太极，该玉玺据称是当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逃往塞外时带走并流传于北元朝廷的。
得到传国玉玺的皇太极下令，本国禁止再使用“女真”“诸申”这种族称，改称“满族”。1636年，后金在盛京（今沈阳）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漠南蒙古16部49个部落推选皇太极为蒙古大汗，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天聪汗）的尊号。同时，皇太极命人修筑天坛，举行祭天大典，满族人、漠南蒙古人和辽东汉族人的代表根据古代中国天命原理，共同推举皇太极为大家的皇帝，定新国号为“大清”。
这样，皇太极既是满族人的大汗，又继承了元朝衣钵，成为蒙古人的大汗，而且还拥有汉族人的皇帝名号，三大至尊头衔集于一身。
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年仅25岁的女真人努尔哈赤用上两代遗留的13副铠甲起兵算起，到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不过短短50年的时间，整个亚洲东部迅速崛起了一股新的势力，从北方草原的蒙古势力与南方华夏的明朝势力之侧杀将出来，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的政治格局。
后金–清的勃兴是怎样发生的？它的出现对于中华文明的融合进程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后金–清的故事要从建州女真的努尔哈赤说起。建州女真是广泛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女真人的重要一支，而努尔哈赤的家族则是建州女真人中的一支。努尔哈赤的奋斗史，正好可以与比他早500年的蒙古帝国的创立者铁木真做对比，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铁木真从没落贵族的低微起点出发，并没有一股强大的草原部落做依托，只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兄弟、朋友到亲密的安答、那可儿。所以当铁木真冲破一切人生的局限，终于一统草原时，他可以对草原部落松散联盟的古老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尤其是在军事上以千户制打破了各部落拥兵自重的传统，对草原进行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
铁木真
如此逆天改命的人生轨迹，我们在努尔哈赤身上也可以看到。努尔哈赤起兵之初，身边的可用之兵估计仅有几十人，说他是一个部落首领都很勉强。幸好他曾在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手下做过事，既得到了军事能力的历练，也得到了明朝辽东机构的一些人脉资源，还得到了贸易资格—敕书。但这些零碎的事业基础，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很多女真人头领和其他族群比如蒙古人头领都具备，甚至很多人的基础比努尔哈赤更好。
时势造英雄，努尔哈赤崛起前期，也就是16世纪中叶到后叶，东北地区已不再是零星分布着一些渔猎者的蛮荒之地，而是已经深刻地被周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并被卷入了复杂的东亚局势，甚至间接地受全球化浪潮的影响。
明朝后期，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已经遭受了严峻的挑战，并演化为丰臣秀吉挥师入侵朝鲜半岛，强撼东亚朝贡体系，明朝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体系而抗日援朝的大规模战争。
东北地区处于朝鲜半岛、明朝和东部蒙古各部之侧，与各方势力都有接触，必然受到了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当时东北地区的农业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有相当多的农业人口，同时这一地区传统的狩猎、畜牧、渔业也一并开展着。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现象是，当时的东北地区已经较深地卷入了广泛的贸易体系之中。明朝的辽东军队曾经在征战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为了安抚他，明朝给了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封龙虎将军，复给都督敕书”。三十道敕书，实际上是给予了努尔哈赤与明朝做朝贡贸易的资格和额度。敕书可以证明来明朝朝贡的人的官职、等级，进而决定了他们接受明朝赏赐的级别和数量，对于朝贡者来说，敕书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敕书这样的朝贡制度，给女真人的社会带来了变革。敕书成为女真各部落权势与财富的标志，敕书越多，权势越大，财富越多。于是，各个部落围绕敕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权势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在一部分女真人头领手中，这些部落豪强再加强对其他女真部落的控制，使得女真部落越来越走向统一。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是什么模样？
日本学者有句名言：“丰臣秀吉播下的种子，却为努尔哈赤所收获。”大明王朝抗日援朝，惨烈的战争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尤其是对于东北地区的羁縻有所放松，给了努尔哈赤天大的机会。他自起兵之后不断兼并周边，在明朝辽东机构的漠视甚至纵容下，日益壮大。
就在明朝和朝鲜联军与日本军队激战之时，当时已经完成了建州女真内部统一的努尔哈赤曾经向明朝请缨，希望入朝参战，结果朝鲜方面表示反对，生怕努尔哈赤假借援朝之名吞并朝鲜的国土。这说明当时的努尔哈赤已经成长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努尔哈赤崛起前的女真部落。
等到明朝终于结束了朝鲜半岛的战事，回头一看，努尔哈赤的女真势力已经十分强大，明朝辽东机构已经无力用过去“谁做大就打压谁”的策略来压制努尔哈赤了。1608年，明朝的辽东官员与努尔哈赤集会，宰白马祭天，设盟誓，定边界，约定双方各守边境，不得越境。如此盟誓，清楚地表明努尔哈赤的势力已经不再是顺服于明朝朝贡制度之下的藩属，而是与明朝划疆而治的一方政权。
初步统一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如同自己的前辈铁木真那样，对自己麾下的军事力量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与当年蒙古帝国的千户制对应的是努尔哈赤推行的八旗制度，这同样是一种打破了部落联盟结构的军事建制，当然也包含了政治与经济建制在其中。
在起兵的初期，努尔哈赤的权力受到集团内部很多人的制衡，比如自己的弟弟舒尔哈齐以及自己的大儿子褚英。随着建州女真越来越强盛，努尔哈赤变得更加不能容忍和其他人共享权力。1611年，努尔哈赤干掉了舒尔哈齐。此情此景，如同当年铁木真试图杀死自己的弟弟哈撒尔的翻版，所不同的是，哈撒尔有老母亲诃额仑力争而保住了性命，舒尔哈齐却惨死。
历史上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正是由于统一蒙古的铁木真与基本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对于部落联盟体制的相似改造而引发，两位雄主必须把那些试图维持自己部落独立性的各部首领甚至家族成员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如果自己的亲弟弟反而是阻碍这种改造的首要麻烦，那么不除不行。
那么，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是什么模样呢？
1601年，努尔哈赤把他的部众每300人编成一个单位，称作牛录，最初只有四个牛录，分别以红、黄、蓝、白颜色的旗作为标识。来归的人越来越多，牛录的数目也增加，分别被纳入四个旗下。到了1615年，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设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红旗镶以白边，黄、白、蓝三旗均镶以红边，共为八旗。每旗下统五个扎拦
（后改称参领）
每旗各设置旗主，旗主与汗有亲密的血缘关系。比如天命年间，除了努尔哈赤以汗的身份兼领两黄旗外，其次子代善领两红旗，侄子阿敏领镶蓝旗，五子莽古尔泰领正蓝旗，八子皇太极领正白旗，孙子杜度领镶白旗。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在内部权力斗争中陷入孤立，努尔哈赤的大儿子褚英不仅失去了储君的地位，而且在1615年被努尔哈赤处死。比起铁木真的长子术赤，褚英算是倒霉透顶。而连自己亲弟弟和大儿子都干掉的努尔哈赤，也就完全摆平了其他人对自己的权力制衡，可以一言九鼎了。
应该说，八旗制度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与成吉思汗的千户制同样的高度上，不是以部落联盟或联军的形式存在，而是形成了统一指挥的军事力量。
八旗制度
与蒙古汗国早期黄金家族的政治结构类似，各旗旗主都是后金国的贝勒，贝勒原是各部落首领的通称，努尔哈赤建国后，才成为比汗低的一个爵位。八旗的旗主除了在本旗内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外，对于汗国政治也有相当的决策权。努尔哈赤曾明定八旗共理国政的体制：继承汗位的人，应当出自各旗旗主的推举，必须是有才干、有品德、能够虚心纳谏的人，若是即位之后刚愎自用、有负众望，各旗旗主可以罢免他，另举合适人选。
这种选举大汗的方式，与蒙古忽里勒台推举大汗的形式基本相同，可见蒙古黄金家族留下的草原传统对于后金有着很深的影响。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至少在铁木真和努尔哈赤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的权力是不怎么受到内部议政制约的。
八旗不仅是军事单位，还有经济功能。努尔哈赤时期的每个牛录中，除了包括300名士兵外，还包括他们的家眷。平时，各牛录的属人在本牛录世袭的长官督导下，从事农业、手工业等各项生产。遇到战事来临，各牛录提供一定数目的士兵出去打仗。士兵所需的一切粮草钱财，都由长官从本牛录的成员中征集，士兵齐集在各自的旗下，每个旗就构成了一个战斗团队。这样，努尔哈赤将自己的政权组成了一个战斗的机构。
不过，正如统一蒙古高原的铁木真骨子里仍然是一位游牧民的君主，为游牧民的利益而四处劫掠，努尔哈赤也更像是一个女真人的君主，为女真人的利益而四处扩张，而不是向着所有族群的天下共主转化，那还不在他的字典里。
努尔哈赤的征战，以及与庞大的明朝的战与和的选择，更多是站在女真人集团角度的利益考虑。当自己羽翼未丰之时，他考虑的是如何把更多的敕书抢到自己手中，通过与明朝的贸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他逐渐强大起来后，他就希望能够与明朝坐在谈判桌上，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了。
努尔哈赤的设想是，明朝的“边外”由他来统一，然后与“里边”的明朝平等地做生意。这种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要求，正是一些强大的蒙古部（比如土默特部）与明朝的关系，努尔哈赤也希望获得这样的待遇，建立一个更符合自己利益的外交体系。
然而，明朝并不认为应该给予努尔哈赤的女真人以蒙古各部的同样待遇。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明朝作为回应，切断了与女真人的贸易往来，这无异于一种经济封锁。同时明朝还支持叶赫部和周边蒙古各部，试图压制后金势力。1618年，努尔哈赤愤然颁布了“七大恨”，正式对明朝宣战，进攻抚顺，揭开了后金–清与明朝之间几十年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对明朝的征战，也与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征战有着类似的模式，以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以战养战。毕竟战争期间，后金与明朝的正常贸易终止，而后金这种混合经济模式的政权又不能缺少外部财富的输入，否则努尔哈赤就难以维持八旗内部的团结一致，其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与成吉思汗不同的是，从辽东起家的努尔哈赤还具有更久远的契丹君主耶律阿保机的一些风格。努尔哈赤吞并了辽东的一些城池和土地后，显然就不能够再纵兵劫掠这些地方了，而只能考虑经营问题。那么，这些地方的税收该归谁所有呢？
亲手创造了八旗制度的努尔哈赤此时站在了政权最高统治者的高度上，把从明朝手中得到的地区和民众（以汉族人为主）作为整个政权的资源，而不是分配给八旗来支配。他任用汉族官员来管理这些地区，这些汉族官员直接听命于努尔哈赤而不是八旗的领主们。
这一幕几乎就是耶律阿保机设立头下军州以充实自己实力的翻版。努尔哈赤几乎不可能通过阅读史书来了解契丹君主的做法，但相隔700年的时光，两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唯一的解释是，两人的政权基本情况是类似的。
清朝会是元朝的翻版吗？
早期的契丹政权和早期的后金政权都属于混合政权，既包含了农耕区，又包含了非农耕区。两个君主也都要面对内部强力派的挑战，强力派既包括政权联盟的其他部落的首领，也包括自己部落中的军政大员，有些甚至是自己的亲属。耶律阿保机不仅利用自己的本族力量，而且培养了头下军州这样的“编外”力量，从而击败了八部首领的挑战，也压制了本族兄弟的反对之声。努尔哈赤则通过铁血的女真八旗击败了东北地区各方势力，然后他又努力培植自己的汉族势力以压制八旗的领主。
在努尔哈赤时代，归附过来的汉族人和蒙古人的武装，往往编入女真八旗，以充实八旗的力量，早期八旗这种融合各个族群的特征，恰好反映了努尔哈赤起兵时期东北地区的民众情况，是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形态，开展农业的汉族人、从事畜牧业的蒙古人和从事渔猎的女真人都在这片土地上肩并肩地讨生活。
但在1626年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后金迎来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类似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向忽必烈的元朝的转变。作为后金的第二位大汗，皇太极为了压制那些实力派的八旗贝勒，更加注重汉族人的力量，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相继组织起来，这些军事力量直属于最高统治者，也就是皇太极本人。
郎世宁笔下的满洲骑兵。
更为重要的转变是皇太极对于“天下”以及后金政权发展方向的构想。起点更高、视野更为开阔的皇太极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塞外的大汗，他有着更大的雄心。即位之初，皇太极就颁布命令，赦免逃亡的汉民、汉官，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
考虑到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一干贝勒与蒙古各部首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姻关系，皇太极提出满汉一体，显然是准备做所有人的“天下共主”了。皇太极也的确向着这个目标策马狂奔而去。
为达目的，皇太极甚至不惜推翻老爹努尔哈赤的许多做法。比如努尔哈赤设立国号“大金”，是为了借助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女真人建立金朝的威名，努尔哈赤自己在讨明檄文中自称“我本金朝之裔”，以此来与明朝、蒙古和朝鲜并立，使自己的政权具有合法性。
但其实就算努尔哈赤时期的女真人与建立了金朝的女真人在族群上比较接近，两者在血缘上应该也没有先后次序的关系。前文已经讲过，金朝为了统治中原，从东北倾巢出动，最终汇入中原人口的汪洋大海中，没有返回老家。而努尔哈赤的女真人先祖应该属于没有南下的东北渔猎民众，金朝的建立和他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面对最大的敌手明朝时，不论是战是和，强调本国是金朝后裔的做法，都会给华夏王朝和汉族人带来不好的历史联想，毕竟华夏的史书清清楚楚地记载，当年金朝南下消灭了华夏政权北宋。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公开否认本国与金朝有直接联系。比如在1631年，他在给明朝将领祖大寿的书信中写道：大明皇帝并不是宋朝皇帝的后裔，我也不是金朝大汗的后裔。不得不说，皇太极的观点还是挺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皇太极这样宣称的真正目的，还是谋取广阔的天下。后金已经越来越强大，不需要借助于过去的完颜部的金朝来标榜自己的政权正统性，而应该剑指更宏伟的目标—重现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合二为一的辉煌。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讲的一幕，皇太极改女真的称呼为满族，改金朝的国号为大清，皇太极试图以此来淡化与华夏文明的对立。皇太极称帝之时，长城以南的华夏还在明朝的手中，漠北蒙古、西域各部以及青藏高原都还不受大清管辖，但皇太极显然志存高远。南面的明朝崇祯皇帝仅仅只是华夏的统治者，而皇太极则要做天下的统治者。
皇太极头脑中的“天下”，和试图维持朝贡制度的明朝的“天下”并不一样，它既包括从周朝开始历代华夏王朝所传承的文化传统，也融合了元朝的“大天下”的创造。
皇太极
在元朝之前，华夏王朝的国号基本上都来自周朝的封国名，人们对于“天下”的想象来自遥远的周朝，是周朝利用青铜礼制所维系的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时候，并没有沿用周朝的这套文化体系，而是自命为“大元”，实际上就是向整个世界宣称，元朝已经不仅仅是周朝的“天下”的继承者，而是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新天下。毕竟元朝疆域远胜于华夏王朝，包含了草原文明、西域文明、华夏文明、高原文明乃至海洋文明等，已经突破了华夏王朝的疆土和文明范围。
明朝其实也是继承了元朝的天下概念，并没有采用周朝的封国名作为国号，而是选择了有着宗教色彩的明教的“明”字为国号。可惜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朱棣，都没能将元朝的天下完全收入囊中，最终明朝只是控制了昔日华夏王朝的疆域范围，朱家人只不过是华夏的天子，而不是天下人的天子。
不过明朝皇帝对于元朝的天下观还是有认识的，朱棣就曾经利用西域各国“谁拥有汗八里，谁就是天下的大汗”的观念，与这些国家积极开展外交，获得了很好的国际认同。甚至朱棣最终迁都汗八里，也就是北京城，也有些许这样的考虑，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真正的天子，或者至少让周围各国认为自己有资格做真正的天子。
称帝祭天的皇太极也是这么定位自己的角色的，虽然此时汗八里还不在他手中，但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通过皇太极的精心构建，各个族群都被有效地纳入了八旗制度乃至清朝的体系之中，并肩作战，从而克服了王朝主导族群女真人人数过少的缺陷，清朝一统天下有了坚实的族群基础和强大的战斗力。
自身进取，广纳蒙古各部加入自己的阵营；机缘巧合，明朝内部以李自成为首的起义军攻陷明朝的都城北京。1644年，清朝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入主华夏的机会，从越过山海关开始，到1662年杀死南明政权的永历帝，经过接近20年的浴火征战，清朝基本上消灭了大陆上的明朝势力，将广袤草原和宽阔华夏都收入自己的版图之中，重现了数百年前元朝的盛况。一个新的大一统政权矗立在东亚大地上。
本文选自《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发布。
作者丨波音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张婷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