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庆祥：在2020年，回望九十年代断代
2020年已至，距市场化改革全面展开也已过去了近30年。在张悦然主编的杂志《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数位作者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本文选取了杨庆祥的《九十年代断代》，他冷静地省察了普通人、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转折时刻发生的巨大而微妙的改变。
编者按：
2020年已至。网上流传着一个戏谑得有点残酷的段子，“20后出生了，他们看90后，就像90后看60后”。时间清醒地提醒我们，曾给数代人精神与社会生活打上烙印的60年代、90年代都已远逝，然而，他们留下的结构性遗产却依旧在生发和演变。
在张悦然主编的杂志《鲤·我去二〇〇〇年》中，数位作者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这也是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代的一次集体性省察，试图共同追溯当时的经验如何影响了现在的自己。比如，在访谈部分，导演毕赣和作家笛安分别讲述了90年代的经验如何塑造了他们独特的表达。在专题板块，批评家杨庆祥和《单读》主编吴琦从宏观层面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特点，李静睿、周嘉宁选取喇叭和台风天这两个私人记忆深刻的意象进行书写，魏思孝和龙荻则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经验。班宇、郑执、春树、张玲玲奉上同主题小说新作，以虚构的方式再次回到90年代，带领读者进入大雪中的逃亡，千年虫逼近的时刻，以及那时的北京与南方小镇上。
本文选取了杨庆祥的《九十年代断代》（有删节）一篇，文章将个人的90年代记忆置于宏观的政治经济框架下，结合社会文化变迁及思想史的对照，冷静地指出普通人、知识分子在中国的转折时刻发生的巨大而微妙改变。崔健的《九十年代》歌词表达了这种含糊的感受，“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而杨庆祥的文章则将这些感受化为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与经验之中。
《鲤·我去二〇〇〇年》
主编：张悦然
版本: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年11月
九十年代断代
撰文|杨庆祥
时间的指针回拨到1991年7月。有两个人将从安徽省宿松县出发，前往南京。他们从一个叫下仓的水运小码头登上机动帆船，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穿过了该县最大的水域——黄湖。上岸后步行了近一个小时，在长江边上一个叫复兴镇的地方短暂休息，然后用半个小时坐轮渡横穿长江，抵达江西省彭泽县——就是那个著名的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地方。在彭泽县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款待，在一条小街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向这两个人打招呼，有人买了西瓜切开，大家围坐在一家店铺的门口边吃边聊。当然更多的人，是向那位来自南京的医生咨询相关病情。第二天晚上 7点钟，这两个人来到彭泽县的客运码头，他们将在这里登上驶往南京的大轮船。这两个人，一个是我，其时 11岁不到。另外一位，是我的叔祖父，年龄并不大，40多岁，不过是因为家族人丁兴旺而早早就登上了祖父的辈分。他是南京军区第八一医院肿瘤与肝病方面的专家。这一次他回家短暂探亲，并决定带上我去南京见见世面——在我们老家那一带，南京意味着极遥远的所在，如果小孩贪玩不回家，大人找到了往往会责怪一句:跑到芜湖南京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因为长江水路的便利，这两个城市也往往是家乡生意人常去的地方，俗语的背后，是经济的脉络。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用于客运的大轮船，也是目前为止唯二坐过的客运轮船，另外一次就在数周后，我同样坐大轮船从南京返回。据相关资料，2003年4月25日，武汉港关闭水路客运，2004年年底，南京港也停止长江客运，至此经营了45年的长江客运线路全线关闭。
那晚的所见是极其震撼的场景，巨大的船体停泊在宽阔的江面，灯光从几层楼高的舷窗、甲板和旗柱上投射开来，辉煌灿烂，这是我以前从未亲眼看见的场景——现在想起来，这简直就是“现代”第一次直接呈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在此之前，我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这些景象，但是艺术上的奇观呈现，对于中国人来说，却要等到1998年的好莱坞大片《泰坦尼克号》的全国热映。一种奇怪的同构诞生了，从现代以来一直构成中国文化核心象征的“船”在1990年代一分为二：现实中的船和镜像中的船，中国的船和美国的船，或者更进一步，历史的船和观念的船。
叔祖父带着我走向检票口，他拿着一个很大很沉的包，我背着一个小包，大概是因为他穿着带有徽章的军装，那个年轻漂亮的女检票员啪地来了一个立正，举手敬礼，说:“首长好。”我瞬间面红耳赤——我并非经历到了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全人类都有的纯真——这是1990年代的序曲。在此以后，纯真这一类的情感将慢慢变得没有意义，但是在1991年的那个7月，在我开始我30多个小时的单调旅程之前，它确实在我的心里激起一种庄严神圣的情感，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江水滔滔，未来似乎就在前方。
个人的记忆虽然如此鲜明，但却不能代表1990年代总体情势的开启。实际上，相对于对1980年代的热议和怀念，1990年代反而是被放置到了更遥远的历史空间里面封存了起来，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需要借助一种或许可以称之为1990年代的知识考古学，才能够将这一“总体情势”建立起来。詹姆逊在著名的《60年代断代》一文中指出：“所谓的‘时期’无论如何不可解作某种无处不在且统一的共同思想和行为方式，而是指共有一个相同的客情境，因此也才有了林林总总、各式各样的反应和创新，但这一切总是在那情境的结构范围之内发生的。”同时他也指出，要描绘出这种情境：“史学家就应该重新表述其天职，即不再是‘像真情实境那样’生动地再现历史，而是要去创造出历史的概念。”詹姆逊明显受到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认为“叙述”高于“历史”。但这一方法论依然不能颠覆一个基本的历史叙述原则，叙述必须基于基本的“事实”。因此，“真情实境”、个人记忆，以及小说家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都会构成对总体情势的建构的有机部分。
杨庆祥，诗人、学者、批评家。出版有《我选择哭泣和爱你》、《80后，怎么办》等。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1990年代的总体情势开启于何时？无论如何，会有一个时间的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类似于一个原点，借助这一原点建立的坐标轴，向前可以回溯 1990年代的前史，向后则可以看到影响的延续和焦虑。丹尼尔·辛格在其极有批判性的著作《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认为，正是 80年代末的时间节点导致了世界史在此时的分裂变化。如果说1960年代是“三个世界”鼎足而立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基本上就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时期，那么，在80年代末，这一“势均力敌”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苏联在其联邦之内和联邦之外的困境已成定局，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疑问，《千年终结》的作者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管理体制已经完全不能适应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发展，这让人想起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明朝的危机来自政府无法进行“数目字”的管理，并因此压抑了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历史发展契机。在这一大的历史语境下，在政治的层面，撒切尔夫人提出了著名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观点，这一观点为其赢得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外号“蒂纳”(TINA)。而在历史的层面，它直接影响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论”。这两者其实都指向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代议民主)目前是唯一的社会模式。
具体到中国而言，类似的历史时刻只是现代以来众多变动纷呈年份中的一个。它的普遍性在于它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它的特殊性在于它继承了自现代以来众多的历史遗产和精神遗产。该时刻的史前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最自然的一种观点，当然是将其限定在1970年代末社会经济调整的层面来解释。稍微深入一点的观点是将其理解为1980年代新启蒙语境下的一种文化延展，比如张颐武就认为:
其实80年代的主题，就是如何将个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宏大的集体性话语中脱离出来。80年代的“主体性”的召唤表达出来就是这种“个人”存在的精神性的要求。无论是萨特还是弗洛伊德其实都是为这个新的“个人”的出现发出的召唤。这个“主体性”的个人的展开，直接提供了思想和精神从原有的秩序中“解放”的想象。其实，80年代文化的关键正是在于一种对于康德的“主体性”观念的新的展开。......而李泽厚的发挥似乎更加重要：“应该看到个体存在的巨大意义和价值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愈益突出和重要，个体作为血肉之躯的存在，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进展，在精神上将愈来愈突出地感到自己存在的独特性和无可重复性。”这里李泽厚召唤的康德的幽灵其实是对于80年代新的精神的召唤。
张颐武很清楚地看到了李泽厚对康德的召唤，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李泽厚对康德的召唤其实并非是直接性的，而是经过了马克思这一中介——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思想讨论中，几乎无法绕开马克思，不过是更侧重于马克思的某一面向而已。更有意思的是，也正是李泽厚提出了“启蒙”和“救亡”这一现代以来的双重变奏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该时刻就不仅仅是一个“主体性”的启蒙自我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动员问题，也就是说，1980年代不仅仅是“五四”的一次再现——这是198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基本观点，同时也是1960年代的再现——用大卫·艾普特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80年代发生的60年代运动”。启蒙和革命在现代史上反复上演，这一次，他们合二为一，但是其后果却截然不同：启蒙和动员都在一种似是而非的修辞和幻觉中被强大的秩序中断了。
我在数年前的另外一篇文章中将90年代初称为“沉闷的三年”，今天我依然沿用这一观点，但是我也同样没有找到足够的资料来解释和说明这一观点。一个已知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已经开始其新的全球布局：1988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堪培拉宣告成立，并于第二年举行了首届部长级的会议；1989年1月，美加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同年6月，拉丁美洲经济体系债务会议于委内瑞拉首都举行。“冷战”终结产生了巨大的空白政治经济区域，这些区域需要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去填充。在1992年，南方谈话的内容被总结为一个更微妙复杂的政治修辞名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中国的1990年代开始了。
南方谈话有丰富的可解性，其前提是搁置长期困扰的意识形态（姓社还是姓资）争论，同时悄悄启用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即“时间的意识形态”。在现代化的矢量线性时间里，中国被丢在了后面，现在它需要用时间来赢得空间——这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以空间置换时间”形成了微妙的对位关系。在现代的谱系中，时间和空间必须通过激烈的方式来予以置换——其最高的形式，就是战争，就像《国际歌》里面所唱的那样：这是最后的斗争。“最后”的意思并非终结，而是以总体战争的形式来重新开启时空。
普通的民众可能不太关注意识形态的变化，但是他们记得一句更明白晓畅的格言:“无论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现在变成了最硬的道理，而衡量发展的标准，不再是盲目的“共产主义大跃进”，而是变成了实用的利润。作为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一次跨越，1990年代进行了激烈的试验：1993年推行分税制改革和银行改革，1994年又结束人民币汇率双轨制，扩大外贸，同年出台《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这一系列的改革都涉及一个核心命题：对所有权的重新界定和分配。在1993年推行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对此有一个集中的表述，现代企业制度被界定为：产权清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虽然从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来看，这种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开还明显带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痕迹，但是对于1990年代来说，这是继1980年代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的一个巨大推进。这两者的前后相继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地，意味着1990年代的改革是全方位、立体覆盖式的，对此我曾经有如下表述：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针对“文革”与社会主义经验，它充其量是社会主义内部的一种有限度的调整；而199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多的却是针对全球化的资本浪潮。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开始了。1949年以来居高不下的出生率为1990年代贮备了大量的劳动力人口，1980年代农村的基础性改革带来了基本的温饱并提供了可供使用的闲暇时间，由于人身关系的松动，这些闲暇时间可以被用来从事更有利润性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被压抑了长达三十年的欲望现在得到了制度和舆论的双重鼓励和刺激。根据相关数据，自1992年开始，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每年2000万的速度递增，2015年的一个统计数据显示，出生于1980年代的“80后”农民工有近1亿人。这数量庞大人口的涌入虽然受限于种种的政策制度（比如严格的户籍制度），但依然非常直接和迅捷地改变了中国的现实景观：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提高将近12个百分点。根据学者李中清基于中国华北农村地区的数据调查，这也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人口变迁，超过了前此任何一次战争、天灾和社会变革的影响。对于城镇人口来说同样如此，如果说“农民工”和“外来妹”是基于农村流入人口的两个新词，那么，“下海”就是基于体制内人群的一个新词，“铁饭碗”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吸引人，更雄心勃勃的人试图通过“下海”自由创业来获得财富和实现人生价值——财富自由在这几年变成了一个热词，但是其根源，在1990年代已经埋下。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著名的92派，以区别于1984年诞生的第一代企业家84派，这些92派包括：创办了通恒公司的蛇口工业区原常委副区长武克钢，创办了“汇源”的副县长热门人选朱新礼，创办了“建业”集团的河南省原外经贸委公务员胡葆森，创办了“中坤”集团的中国市场协会原副秘书长黄怒波，等等。
我将这些人称之为“社会主义特色新人”，以区别于“社会主义新人”。社会主义新人的要义是为了整体利益放弃个人利益，个人的存在价值是为了实现整体利益的进步；而社会主义特色新人将暂时搁置整体利益，而激励个人利益的快速倍增。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新人一直停留在象征的领域；而社会主义特色新人则集中在现实域，他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他者。1990年代创造并催生出来的社会主义特色新人包括农民工——一种混合了农民和工人的奇怪的指称；完成了第一轮原始资本积累的企业主，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会变成资本大鳄，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资本体系；另外一些人则会成为出让了一部分权利的中产阶级；当然其中命运悲惨者除外，比如褚时健，他直接去了监狱。另外一部分更具有美学色彩的新人——小资产阶级，将会在这些资本大鳄的公司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并在获得一定生活资料的基础上维系其美学上的自由，所以他们的集中出现，至少要等到十年以后。
1990年代的市场化改革还诞生了另外一个词和另外一群人——“下岗”以及下岗工人。我没有将这些人放在社会主义特色新人里来讨论，是因为其本身的复杂性。从现实情况来看，他们似乎回到了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中论述的那种含义:“穷人、弱势者和被排除者。”他们和1993年深圳一家合资公司被大火烧死的82个女工一起，构成了1990年代的另外一面。对于他们的书写和表达，要等到《铁西区》和《钢的琴》此类作品的出现，同时它也奇怪的构成了一种美学资源和题材，其中尤其以近些年的“东北书写”为代表——似乎可以引用作家路翎在 1940年代末的一句话来为此旁证：……时间，在艰难地前进。
电影《钢的琴》海报。
对于1990年代的文化界来说，沉闷期似乎显得更加漫长。很显然，对于过去了的1980年代和即将展开的1990年代，在1980年代接受了“新启蒙”和“主体论”精神训练的知识分子们都没有做好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几乎是以一种非常直觉的方式来表达其对 1990年代的不满——“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他们对1990年代的娱乐文化和消费主义表达了一种美学上的厌恶，这一点类似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派对“阿尔伯特式”的商业主义应激式的心理反应。不过在维多利亚时期，还可以创造出一种崇高的“维特主义”来维持其文化上的优越感。但是在1990年代的中国，人文主义者们找不到解决问题的良方，他们的“姿态”遭到了嘲笑，并被比喻为“叶公好龙”的当下版本，当“现代化”来临的时候，这些曾经呼唤“现代化”的人却恐惧了——他们不能面对真正的观念和全体。对于现代化更加深刻和辩证的思考，要等到 1997年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一文的发表，虽然此文引起广泛的争议并直接导致了知识界的分裂，但是其将现代性置于“世界性”（普遍性）和“地方性”（历史性）的双重视野进行考量的方法论在今天依然具有范式的意义。
统一的文化共同体想象瓦解了，知识分子的幼稚病就在于想当然地以文化的创造者和捍卫者自居，而忘记了当文化的根系发生变化之时，知识者如果不及时进行调整，就会陷入“失语”的状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转身去拥抱流行的观念，比如以写“改革小说”崭露头角的贾平凹敏感地嗅到了“新时代”的气息，1993年引起热议的长篇小说《废都》应运而生——这个题目和“人文精神”讨论的主标题《旷野上的废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借助虚构的人物和故事，《废都》隐喻的是启蒙之死，启蒙不但死了，而且启蒙的主角现代知识分子又重新轮回到了由色情、变态和自恋妄想症为主要特点的传统文人。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重新被“客体化”，虽然借助1994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具有独立女性意识的作品得以有机会发表和传播，但不过是昙花一现，早在1990年，苏童的《妻妾成群》已经暗示了一个重新“东方化”和“处女化”的男权时代的来临，正如垄断性的政治是克里斯玛型的，垄断性的经济和商业同样也是克里斯玛型的——在30年后的今天，这一结构日益恶化，即使是全球性的me too运动也无法将其动摇。
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放弃了启蒙的使命，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形式。王朔和王小波都采用了“反讽”的形式来讲“正话”，比较而言，王朔更有现实性，他直接拆解陈旧的权力结构和宏大叙事，因此他迅速在1990年代获得读者，并被误解为是一种“痞子文学”，而王小波，则借助更复杂的智性来建构他的“理性王国”，他和他的“门下走狗们”要等很多年以后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可——对于1990年代的流行观念来说，他们可以轻易地接受金庸，甚至用金庸置换掉茅盾，但是却难以接受王小波这样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作家王小波。
另外一个更游离的人物是张承志，在1990年代，他以坚决的“抵抗派”姿态著称，并捍卫某种所谓的“清洁的精神性”。在《黑骏马》和《北方的河》中，他还是群体中的一员，分享着共同的文化观念和家国情怀，但是自《金牧场》开始，他陷入了“文化的分裂”和“认同的焦虑”，在一种类似于鲁迅式的“回心”的挣扎中，他选择了一条自我放逐同时也是灵魂皈依之路——这条路还没有走完，在2018年出版的一部作品集中，他用了一句形象的短语来概括：三十三年行半步！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大步流星奔小康”才是正确的选择和方法。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基础之上，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体开始蓬勃兴起。虽然在1980年代中期以后，以通俗文学和地摊杂志为标志的大众文化（文学）已经开始流行，但基本上还处在一个非法的地位，同时也经常遭受来自精英文化和官方文化的双重围剿。但是在1990年代，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找到了契合点：大众文化需要通过官方文化来获得承认和合法地位，而官方文化，需要大众文化为其提供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更重要的，去占据因为僵硬的宣传文化被抛弃后留下的文化真空。这一次，它们合作成功。1990年代以来，无论是从技术基础还是从情感结构来看，都是大众文化前所未有的胜利期。据相关资料，“截止到1990年年底，京、津、沪、黑、吉、辽、皖、苏、浙、闽、川、粤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舞厅、歌厅6966家，台球厅37201家，电子游戏厅17039家。再加上几年后遍布各地的录像厅，这些‘厅’，构成了1990年代中国人的娱乐场所”。在这些娱乐场所被“消费”的文化是以金庸、琼瑶、三毛、汪国真、席慕蓉、刘德华、张学友、小虎队等为代表的以“传奇”“浪漫”“软抒情”为主要特色的“亚文化”系列，不过，这些以前被目为精英文化补充的“亚文化”现在变成了主流文化，并迅速占据了市场。自现代以来，因为市民阶层的兴起，大众文化被视作一种由市民——接受过理性启蒙并有文化意识的现代公民——创造出来的有效的文化形式，被目为是对统治阶层文化的一种挑战和反动。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同样如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批判者们企图借助大众文化的形式切实地争夺文化领导权，比如本雅明就曾经一度天真地认为电影是组织大众改造社会的良器；另外一方面，如果大众文化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在“先锋队”手里，则大众文化很容易沦为没有“内面”和“批判性”的附庸文化，所以阿多诺在1960年代的文化批判里一直强调他并不批判大众文化，而是批判大众文化的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彻底地资本主义化。但一个悖论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大众文化必然会工业化和产业化。因此，它必然会不断地阉割和排斥其内部的异质性，从而在文化调性上变成一种“无攻击力的”“无害化”的存在——其最极端的肉体表现形式，就是一种性别的故意“错置”，一种老巴尔扎克所描述的“萨拉辛”式的存在。
1993年，香港摇滚乐队Beyond主唱黄家驹在日本因参加某娱乐节目而摔下舞台，不幸身亡，终年31岁，以一种隐喻的方式暗示了这种被排斥的宿命性，而中国大陆的摇滚音乐在1994年“魔岩三杰”（张楚、何勇、窦唯）的盛极一时后转入沉默。温婉的、滑稽剧式的、小幽默小励志小清新的艺术形式成为普遍的选择——它的集大成者，是周星驰。
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一直是新文化的核心课题。在儒家、启蒙和革命三种情感结构的反复搏杀中，1990年代以最具戏剧性的形式终结了这三者。“民族—资本—个人”三位一体的闭环形成。唯一不变的是，大他者一直都在，而且越来越深不可测，不可抵抗。
1990年代会终结吗？如果终结，是终结于何时？
在“别无选择”派看来，1990年代永远都不会终结，因为1990年代确立的资本主义的秩序和符号体系已经构成了普遍性的真理。1994年5月，太平洋盆地经济委员会第27届大会于吉隆坡举行，中国首次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与会，同年11月，第二届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举行，会议发表了《茂物宣言》；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成立，同年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利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1996年9月，第50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1999年7月1日，中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美国本土遭遇建国以来最大的袭击，史称“9·11事件”……
如果将1992年的南方谈话视作1990年代的起点，那么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以视作是1990年代的终点。它的物理时间为9年，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中国试图加入全球经济世界体系并最终获得成功，它在接下来的分红中部分实现了其追求的实用主义和利润原则，并建构了一个成功和崛起的具有后发优势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这也是一个“强权法”彻底战胜了“大地法”的时代——在后一种意义上，也许将2008年视作中国1990年代的终结更有启示性，这一年，万众瞩目的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盛大开幕，同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里氏8级地震。
魔岩三杰，左起：张楚、何勇、窦唯。
最后请允许我将时针再次拨回到1991年的那个7月。我们顺利抵达南京。穿过一条浓荫密布的法国梧桐大道，一群叔叔和姑姑在华侨路的军队家属院里欢迎我们。他们围坐一圈，问长问短。其中一个毕业于外国语大学的叔叔听说我刚刚学习英语，立即要求我朗读给他听，于是所有的人安静下来听我结结巴巴读“Hello, how are you?”朗读完叔叔纠正了我的几个发音。他说，外语非常非常重要，要学好。几天以后，我获得了一台“熊猫牌”单放机和两本初级英语听力磁带。另外一个毕业于医学院的叔叔看起来更先锋，他送给我几盒风格醒目的音乐卡带，指南针乐队，Beyond，张楚和崔健。这台单放机我一直用到上大学才换掉，绝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没有用来听韩梅梅和李雷的中式英语，而是各种数不清的音乐，从摇滚到民谣，从流行歌曲到古典音乐。时过境迁，那些卡带已经和那台单放机一起，不知道被我丢进了哪一个时间的垃圾桶，但是我曾经听过的一首歌，今天想起来，似乎正好可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那就是崔健的《九十年代》:
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说不清世界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同感觉就像这手中的音乐语言已经不够准确语言已经不够准确生活中有各种感觉生活中有各种感觉其实心中我早就明白却只能再等待等待一天从梦中彻底醒来回头诉说这个年代其实心中我早就明白其实心中我早就明白你我同在九十年代你我同在九十年代
作者：杨庆祥
编辑：董牧孜；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