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华裔绘本家杨志成，一个特殊历史情境下诞生的人
从天津到上海、香港，再到美国，杨志成一生随着时代变动穿梭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其创作与经历也密切相关，他自称“在东方的时候学西方，在西方的时候学东方”。置身东西之间，杨志成寻找着平衡之道。某种意义上，他的艺术与人生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采写新京报特约记者曾梦龙
1977年左右，一个人在美国留学、工作的杨志成
（Ed Young）
“这是一个惊奇的事情。因为我20多年没看见母亲，回国我不知道什么感觉，也不知道我母亲会有什么感觉。电影里看人家20年没见，哭哭笑笑。那时我坐飞机回来，接飞机都不容易，家里没车子，
（也）
今年88岁的杨志成是著名的美籍华裔绘本家。他创作过约100部绘本作品，如《公主的风筝》《狼婆婆》《七只瞎老鼠》等，获誉无数，包括美国童书界最高奖项凯迪克奖的一次金奖和两次荣誉奖、美国插画家协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两度被提名国际安徒生奖、作品入选《纽约时报》十佳绘本等。
在美国，童书历史学家伦纳德.S.马库斯
（Leonard.S.Marcus）
（Kathleen.T.Horning）
在中国，儿童阅读推广人、译者阿甲评价道：“他实际上是把中国最好的东西以某种世界性语言，或者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语言、当代艺术的语言，重新梳理一遍，以某种方式呈现，对整个世界文化是有某种特殊贡献的。如果一定要说他整个创作在做什么尝试，我觉得可能叫作平衡之道。”
从天津到上海、香港，再到美国，杨志成一生随着时代变动穿梭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之间。其创作与经历也密切相关，他自称“在东方的时候学西方，在西方的时候学东方”。置身东西之间，杨志成寻找着平衡之道。某种意义上，他的艺术与人生也是一部中国近代史。
“他是很特殊的情境下诞生的一个人物，生平无法复制。”阿甲说。
杨志成（Ed Young），美籍华裔插画家。1931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在上海长大，后赴香港和美国求学、定居。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筑系，后转到洛杉矶艺术学院学习广告设计。其插画具有浓厚的中国风味，曾三度获得美国儿童文学界最高荣誉凯迪克奖。
从东方来到西方
1931年，杨志成出生于天津。那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局动荡，他在3岁时随家人搬到上海，度过童年和青少年。1948年，中国处于内战中，杨志成去了香港念书。
杨志成觉得，从小学到中学，自己就是一个“混”字。“没有念书，及格就行。上海玩，香港玩，成绩表不能见人，后来在香港申请大学也没有太多希望。”
1951年，杨志成赴美留学。因为父母都在上海，临走前，他在香港的监护人舅舅叫他去办公室，对他说：“你以前过了19年，没有好好学。现在你不能靠别人了，到了美国，要靠你自己。因为我们和你断了，在美国就你一个人。这一笔钱给你，以后就没有了。这是你哥哥姐姐没有用的钱给你用。还有一件事，你到美国以后，要负责个人事情，你是中国人，我们不能去美国，你以后做的事情是代替我们做。如果是不好的事情，你把这条路给断了。”
“这句话在我‘志成’下面种下种子，那就是我要读书。”杨志成说。
杨志成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两个姐姐。受父亲影响，杨家三兄弟学的都是建筑和工程，所以他最先在美国就读于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建筑系。
杨志成的父亲杨宽麟是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学家，早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文学院，20岁时赴美留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在1920年开办华启工程司，这是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最早以结构设计为主的事务所之一。他参与设计的建筑包括上海的美琪大戏院、大新百货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新侨饭店等，指导修建的工程还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
简单考据，杨宽麟的家世很有意思。他的父亲杨少亭是一名牧师，母亲是美国圣公会首位华人牧师黄光彩的女儿，姨母黄素娥是执掌圣约翰大学52年的校长卜舫济的妻子。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元旭曾写过一本书《东成西就》，研究上海七个华人基督教家族。他们创建了圣约翰大学、商务印书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多家机构，成为百年来中西交流的桥梁，而黄光彩牧师及其后人就是罗元旭写的第一个家族。
所以，受家庭影响，杨志成像林语堂一样从小接受的是西学教育，英文非常好，但没有国学根底。不过最后，他也和林语堂一样，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当时，杨志成在美国学了两年建筑后，觉得自己喜欢艺术，所以转入了加州艺术中心设计学院，毕业后，他在纽约从事广告设计，但觉得“没太大意思”，卖的东西不是自己喜欢的。平常，他喜欢去纽约中央公园画动物素描，也热衷画纽约各种各样的老建筑，“纽约城是我的大学”。
有一次，他的朋友觉得既然他这么喜欢动物，不如干脆去画童书插图，所以杨志成毛遂自荐，跑去出版社投稿。“我穿得很普通，就背着一个大破包。到了童书出版社，看门的看了我一眼，让我从后门
（专供送货人员出入）
当时，被誉为“20世纪美国童书界最伟大的编辑”、“儿童文学界的麦克斯·珀金斯”的厄苏拉·诺德斯特姆
（Ursula Nordstrom）
（Janice May Udry）
1962年，这部名为《讨人嫌的老鼠及其他讨人嫌的故事集》
（The Mean Mouse and Other Mean Stories）
同样在1962年，杨志成偶然遇到改变他创作的一个人——郑曼青。当时，杨志成的膝盖患病，看了很多西医都没用。经人介绍，他找到“五绝老人”、蒋介石的私人医生郑曼青求助。郑曼青使用中医的方法治好杨志成的病，杨志成也对郑的“五绝”
（诗、书、画、中医和太极拳）
也是从那时起，杨志成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作品中的中国味道越来越浓。
他在接受台湾和英出版社采访时曾说：“我的国画老师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他常常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参透那些自己无法明了或看不清的事理。有一回我们相约去散步，他便要我留意树梢上窜冒出来的绿芽，看看树枝上的‘气’。当时我不明白他话中的意思，也看不见他所谓的‘气’。于是他要我再仔细看，当我静下来潜心端看的时候，仿佛真的体会到他话中的意涵。造成一株树生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树的成长方式、枝叶的伸展、风、树根、甚至树旁的石头和人类，而树的心灵都是由这些‘天地人’的因素造就出来的。我在艺术学院里从未听闻这些事，因此觉得中国人对自然和事物的观点特别深奥。根据我国画老师的说法，我必须将自己化身为一株树，才能领略和体验树的成长，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有一段属于他自己的故事。”
《叶限：中国的“灰姑娘”故事》，[美]路易·爱玲/文、杨志成/图，常立译，蒲蒲兰丨新世纪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在西方讲述东方
1968年，在为童书画了6年插图后，37岁的杨志成凭借《公主的风筝》获得凯迪克奖的荣誉奖。
这本书的插画采用中国民间剪纸技法，并像中国画一样大量留白。故事讲述在古代中国，有一个公主叫小小，在她父皇眼中，她的四个哥哥就像太阳，三个姐姐就像月亮，而小小就像一颗小不点的星星，因此父皇常常忽视她。可是，当皇帝被绑架，哥哥姐姐们全都束手无策时，只有小小一个人勇敢地追了过去，成功用风筝救出她的父皇。
“做《公主的风筝》这本书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写书的是美国人，他写的算是民间故事，可是他对中国民间也没有什么研究。他是一个很会讲故事的人，用中国背景讲了个中国故事，但不是中国人灵魂里出来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不反感，因为讲的故事是一个全世界的故事，可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我能学到什么东西？从民间的艺术里面找到剪纸？我想，剪纸我从来没做过，也没学过，趁这机会学剪纸。怎么剪？自己剪。剪了，坏了，又剪一个。坏了，又剪一个。纸是用什么纸？刀是用什么刀？颜色是用什么颜色？怎么切？怎么做？结果不知道画了多少次，后来成功了，觉得有点像，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本书。”
“还有一点，中国民间故事里边，插图画都很古板，都是一种静的状态，不是活的。而这本书像风筝一样，是在天上飞的，是活的。这对我是一个难题，因为我要从正宗中国艺术里找一个活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我要把风筝画得可以在天上飞起来，要在静里面找活。做完了以后，我觉得让它活起来了。”杨志成说。
得到凯迪克奖后，杨志成对自己的创作多了一点信心，“在这时候已经得到这么高的奖，我觉得有资格能够再学多一点，所以我放心学别的东西，就是从这一本开始的”。
杨志成爱说自己“基础不够”，喜欢学习，所以他的作品没有固定风格，整个创作生涯是一个不断突破的过程。《公主的风筝》之后，他就不再完全用剪纸技法做书，开始尝试用铅笔画。
题材上也是如此。“我最开始的一本书是关于动物的，所有编辑都喜欢你的书，让你画动物的故事。我变成一个只能画动物的画家。我说，我不是专门画动物的，我喜欢的东西特别多。我学建筑，我喜欢画房子。为什么单单画动物呢？我就画了一个房子的故事。他们总是给我一个网，把我抓在这里。我喜欢自由，我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我要画这个！”
“当然，不能怪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会画什么。我的条件就是，你要给我全部自由，我要怎么画就怎么画。他们信任我，那么我就可以自由地选用材料。所以我的每一本书都会突破另外一本书，每做一样东西，总是学到一种艺术。到了一个程度，不能再上去的时候，就成功了。”
杨志成的工作方法很有趣。据说他每天去画室，同一个故事，先用铅笔画，再用水彩画，或剪纸，或拼贴，以不同媒介、不同表达方式排成一排，让每页连接成故事。就如同一家人，画的构图、排序，自有其韵律。“如果这个故事值得讲，我要找到最好的方法。”
1990年代，杨志成迎来创作的一个高峰。1990年，他的《狼婆婆》
（Lon Po Po）
（Seven Blind Mice）
《狼婆婆》采用中国画中的粉笔渲染和具有东方审美情趣的“屏风式”构图，讲的是很久以前，每当妈妈出门之后，狼婆婆就会来敲门，阿珊、阿桃和宝珠最后智取狼婆婆的故事。《七只瞎老鼠》则采用剪纸和拼贴，并用大范围的黑色分割空间。故事改写自印度民间故事“盲人摸象”,讲述七只瞎老鼠在池塘边遇到一个怪东西，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于是每一天，不同的老鼠轮流去“观察”，并回来报告同伴他们的发现，但是每一次的答案都不让人满意。最后一天，轮到白老鼠去了。白老鼠从怪东西的上下左右全跑了一遍，最后才下了一个结论，这个怪东西是一头大象。
两本书都有关东方，在西方讲述东方的他获得美国童书界的更多认可。相比之前的作品，他不仅在绘画风格上有所突破，也成为用文字讲故事的人，不再只是插画家。
后来，他又讲述了许多东方故事，比如中国的《生肖鼠的故事》、《美猴王孙悟空》、《塞翁失马》、《叶限》、《心之声》，日本的《侘寂》、《海啸》，尼泊尔的《雪山之虎》等。值得一提的是，在《心之声》中，他以图画的方式还原中国象形文字的内涵，所有部首都和“心”有关，曾希望能解释完《康熙字典》里的214个偏旁部首。另外，他的个人网站也以中国象形文字作为导航。
中国文人画中字画同体的观念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在接受《出版人周刊》采访时，他说：“一幅传统的中国文人画若没有题字，往往便失去了重心。文与图是相辅相成的。文字能传达的意涵，有时是图画永远无法传递的，反之亦然。文与图共存时，便建构了整体的阅读经验基础。”
但是，如果说杨志成只是一个在西方讲述东方的艺术家，那也没有完整理解他。其实，他不仅会采用东方技法，讲述东方故事，也会融合西方艺术，讲述西方故事。比如近些年他喜欢拼贴，称灵感来自亨利·马蒂斯
（Henri Matisse）
（Leo Lionni）
（Al Parker）
（Mary Cassatt）
这种穿梭在东西之间，交融多元文化，寻求背后普世价值观念，也许正是杨志成受到国际认可的原因。
他曾说：“我参与绘本工作，一方面是想要引介中国故事，我们有太多好故事了！另一方面，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来到美国，我也希望多理解西方故事，好拓展我自己的眼光和表现形式。每次我投入一个异域文化故事，我都从中受益匪浅。”
不过，多元文化融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可能会遭遇误解。比如《七只瞎老鼠》在美国出版后，受到一些批评，比如为什么第七只老鼠是白老鼠，不是黑老鼠？这是不是影射美国的黑人和白人的种族问题？杨志成回应称，其实不是为了联想，是为了光线。太阳光是白的，放大镜一来，七个颜色就出来了。你不能用一种眼光来看故事的思路。他还说，外国老鼠有雌雄，幸好英文版的故事里六只老鼠是男的，最后发现大象的老鼠是女的。如果六只老鼠是女的，最后发现大象的老鼠是男的，估计问题就大了。
事实上，他画的时候根本没考虑性别、种族之类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他觉得“有问题的不是这个故事，是人自己”。
《雪山之虎》，[美]罗伯特·伯利/文、杨志成/图，阿甲译，蒲蒲兰丨新世纪出版社 2019年4月版
从西方回到东方
2012年，杨志成来到北京宣传新书《月熊》，阿甲也第一次见到了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吃饭聊天的时候，他忍不住讲起他小时候在上海，他爸爸造的房子。我当时都听傻了。”阿甲说。
“他的爸爸给他们一家人建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居然可以扛炸弹。最精彩的是，他爸爸当时居然给他们在房子旁边建了一个游泳池，那是上海第二个私人拥有的游泳池。其实以他们家的财力没有办法支撑游泳池运作，他爸爸又采取俱乐部的方式把那些海归们拉在一起，几家人一起运营。他们家不出钱，但是共同维护。他们一家人，尤其是几个孩子身体都特别好，一天到晚，能游水的时候就游水，不能游水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骑车疯跑，就是那样一种童年。挺让人惊讶。而且他们一家人虽然生活在上海，平常主要跟父亲说的都是英语，其次是上海话。我以前没有想象过有这样的家庭。”
杨志成生活时的上海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先后经历日本占领和国民党统治，是“一种很特定的情景之下的童年”，“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包括杨宽麟先生的家族对中国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只不过一般人不大提及”。阿甲那次听说杨志成以这段经历创作过绘本《爸爸造的房子》后，立马买了英文版，觉得“太有意思了”，之后翻译了这本书。
杨志成也对我们讲起这本书的故事：“那本书做了两年多。因为题材不够，我要把爸爸的那个房子的实际结构
（做出来）
他还谈起父母的影响：“我母亲在艺术上特别有眼光，家里的东西都是她设计的。我父亲那时做教员，在大学教书，没有钱，我母亲就各个地方挣钱做东西卖，补贴家用。那时家里非常辛苦，我们5个孩子要成长，吃东西都不够。家里边都要添东西，饭没有，就是红薯什么的加在里面，多吃一点。我们孩子也不知道，只知道家里东西不够吃。所以这是我母亲的特点，她在艺术这方面多才，什么都会做。”
“我母亲一直担忧我将来，不懂我到底是怎么一棵树。她说，你总是跟人不一样，我不知道你以后怎么办？”相比母亲，“我父亲很懂孩子，他是教书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
（天才）
2019年12月，时隔17年，杨志成回到上海，经过一番周折，在惇信路
（现为武夷路）
（现址在华东政法大学）
“美国有一个故事，一个叫瑞普·凡·温克尔的人出去打猎，到了一个树林里，看见一群小人有胡子，像白雪公主里的那种小矮人，戴着长帽。他从来没看见过这种人。他们有他们的运动，打球，非常喜欢喝酒。他跟他们喝了酒，睡着了。醒来，他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醉的地方已经长了很多树木。他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才醒过来，看到自己的枪锈烂了，狗也不见了。他回家，发现家也变了，乡村的人都不认识。他就问人。他说，我从前是从这个村庄出来的，不知道你们见过门口这家人吗？那个人说，哦，这个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都过去了。他说，我是去打猎刚回来。那个人说，是有一个人没有回来。”
“那个故事就是我回到上海的故事。回到上海，看老家，看圣约翰大学，变得不认识。人都变了。街道都是市中心，就在我的房子的地方，都造满了。从前一个房子是单独的，是郊外，现在都装满了。大门也看不见，边上都是东西。所以这是我一个感觉，已经不是以前了，都是过去的事情。”
除了回上海，杨志成这次也回到北京，宣传他的新书《叶限》和《雪山之虎》，同时探亲。在一场讲座中，杨志成坐在瑜伽球上回忆了《叶限》的创作过程。当时，他需要研究苗族，包括服装、头发、鞋子等，所以到处收集资料。因为那时北京的展览会不能拍照，他的嫂子钱媛
（钱锺书和杨绛的女儿）
《叶限》插图
杨志成回忆，钱家帮了他很多忙。“她跟我有相同的地方。她是读书人，写诗。她从前读书也不见得好，所以很同情我，给我一个绰号是‘黑羊’，就是白羊里有只黑羊。所以我给她写信，有时会画一只黑羊。钱媛他们一家对我很有好感。钱老师给我几部书，都是白的，让我画画，很器重我。我做书，有许多是中国题材，都是钱先生帮我。有时候说得不对，他会写信。比如这是这个朝代，穿这个衣服不对。他们有他们的基础，我没有基础，所以有时候他就指点我。”
“我后来出一本书是《龙生九子》。《龙生九子》的原文是钱媛给我的。钱媛看有地方可以帮我的，她会寄给我。她说，Ed，你看看，这个很有意义。我一直摆在那个地方没有做。后来她‘过去’以后，我就看《龙生九子》，我说这太有意思。龙的九个孩子有九个性情，每一条龙给它一个才能。有了才能，它就做它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家教了。”
杨志成称，未来他会在自己的100部作品中，挑选13本左右最具突破性的绘本，讲述背后的故事。而且和之前的绘本不同，这本书会在中国率先出版。
活了快90年，他说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世间有太多东西要发现！”“我经常想为什么上天给我们这么多去学习，但是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实现。”
他觉得，人大概分两类，一类靠的是“心”，一类靠的是“脑”。他是靠“心”的人，无论是创作还是人生，他都听从内心。某种意义上，他也认为这是“命”。
《雪山之虎》插图
在采访过程中，服务生端来一杯咖啡，杨志成看到咖啡上有两颗“心”形的拉花，马上对旁边的编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画，你把它照下来。”放了一会儿，最后喝前，他还不忘提醒编辑：“你照片拍了吗？”
心和灵魂相关。在他看来，所谓好的绘本，“一句话，每一个故事有一个灵魂，没有灵魂的书不用谈了，你能够抓到那个灵魂就是好书”。但是，抓到灵魂的书可能并不为大众所热爱。阿甲称，杨志成在美国不是特别主流，但很多人都说了不起。因为他真的是在追求一种艺术，追求一种道，好像不是太迁就大众。有的老外真的受不了他，但喜欢的人非常喜欢。这点比较像同为华裔画家的陈志勇，大众读者不是特别能够欣赏，但专业画家和评论圈里认可比较多。
不过，阿甲认为，杨志成找到了自己的平衡。“如果孩子读不懂，不喜欢怎么办，那也就由它去吧。艺术家就是这样一种气质。为什么说平衡？如果一个艺术家这么干，怎么过日子？他卖的插画是给普通读者看的，而且还是小孩看的，但杨志成做到了。他一辈子都在追求，都快90岁了，还在干这种事情。他还能干，还能够挣到钱来干，人家还给了他名誉、这个行当中的特殊地位，然后他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干。这就是他人生的平衡之道做得特别好。”
阿甲觉得，88岁的杨志成像孩子一样单纯、真诚，直接爽快、完美主义，活得简单、通透。“接触多了，一想起来就觉得，啊，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真的挺好的！”
采写丨曾梦龙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翟永军、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