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京城逐梦的香港人”⑥|方大卫：在这找到了自己价值
年龄：57岁身份：设计师
卡纸器、翻译机、万能读卡器、硬币……一堆“小玩意儿”整齐地陈列在裱框里，这都是方大卫在北京生活近20年的印迹，其中不少是他从香港带来的设计工具。裱框正对着办公桌，工作间隙一抬头便能看见，方大卫将其命名为“北京20年”。
方大卫是一名设计师，从信封、名片做起，后来专注于商业房地产开发，进行形象定位、包装。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香港，事业蒸蒸日上的方大卫受此影响而破产，30岁退休的梦想就此破灭。沉寂几年后，2002年元旦这天，他只身赴京，重新开始。
北京国贸一期中国大饭店、景观豪宅九号公寓、芳草地购物中心等项目，他均有参与。这里的包容性令他生活得很自在，而香港近期的暴力风波让他黯然，他劝告年轻人要勇于走出去，尤其是香港年轻人，“虽然思维方式可能很国际化、很先进，但腿不抬起来走出去，肯定就是原地踏步。”
方大卫办公室里的裱框，他将其命名为“北京20年”。实习生鲍松炎摄
“香港前半生”
“30多年前，几乎没人知道什么叫设计，大家都以为设计师就是画画的。香港没有，内地更没有。”方大卫介绍，自己是较早的一批从业者。
当时，在老一辈香港人眼里，“三师”——建筑师、会计师、医师才是正途：既有社会地位，也能赚钱。方大卫喜欢的画画，在电影里常被说成“没前途，要在大街上讨饭吃”。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关注业界动态的他注意到，来自马来西亚的设计师施养德在香港办了培训学校，“画画肯定饿死，但我可以做商业美术。”高中毕业后，方大卫到这所学校上了三年学，算是施养德的第3代学生。
7层高的商业大厦，一层约有4个课堂。学生们进进出出，每两个小时轮换一波。方大卫回忆，由于“设计师什么都要懂”，当时陶瓷、书法、雕塑、丝网印刷等课程均有安排，一般每周都有四五门课，短时间内吸收大量知识，通宵做作业是常态。
方大卫从未缺席任何一门课。对他来说，每一个科目都是一种设计手段，最终融合在一起，就是想法（idea），“设计师其实就像银行或资料库，用一生的时间搜集、储存资料，需要的时候，就打开抽屉取出来。”
毕业后，方大卫成立了自己的设计公司，从信封、信纸这类小物件做起。后来，喜欢建筑的他开始涉猎商业房地产开发，做项目包装、推广。风头最盛时，设计一个商标（logo）收取10多万港元，而那时70万港元就能在香港买一套房。他在跑马地购置了6处豪宅，准备30岁就退休。
1997年，席卷香港的亚洲金融风暴打破了一切计划，方大卫破产了。“设计完全是富人的游戏。连饭都吃不饱，还玩装扮？没可能。”原本热闹的电话消停下来，身边的朋友都少了。他低价处理掉房产，靠些小生意维持生活，就像“打点滴续命”，死不了，但也好不了。
沉寂5年后，方大卫认识到，在香港的生活已经触及天花板。即使未来经济形势好转，也将面临另一批年轻人的竞争，他决心到内地再创业。
方大卫展示自己的设计作品。实习生鲍松炎摄
“北京20年”
方大卫的备选目的地其实有两个——北京或上海。广州离香港太近，早被他排除在外。
上海漂亮、先进，当时是很多香港人到内地后的安身之处。北京寒冷、干燥，似乎并不是明智之选。而方大卫认为，舒服的地方，机会一定小，而北京一定会追赶上来，“放眼全世界，哪个地方的首都会输？等发展起来，机会就多了”。
除了潜在的机遇，吸引方大卫的还有北方的人情味儿。他仍记得，刚来时走街串巷熟悉环境，胡同里的老大爷会热情称赞“这包烟很漂亮”，若是请他抽一根，对方会回赠三瓶啤酒，连带一碟花生，两人坐下边吃边聊。
方大卫在最初来京的落脚点，一住就是12年，房门钥匙被他收藏至今，与两枚从香港带来的1997年发行的硬币一起，放在“北京20年”裱框的右下角。
不过，像家人最初担心的那样，他一度也有差点买不起回程机票的时候。方大卫介绍，来京两个月左右，合作伙伴未按约定支付报酬，他兜里仅剩3000多元现金。幸运的是，后续还有其他工作，顺利渡过了难关。
其实早在1990年，方大卫就来过北京，考察国贸一期项目。如今高楼林立的繁华地段，当时仍是农田。坐的车没有底盘，透过搁脚的钢条缝隙，他看到地上的泥土，至今直言“很恐怖”。方大卫的任务——前期全球推广，简单来说，就是在泥地上“画”高楼，向全世界的商家介绍这一项目的潜力，招商引资。
当时，北京的工作人员并不理解“设计师”的身份，一直叫他“方工”。方大卫纳闷，为何不称呼“方先生”，后经打听才知道，人家以为他是修房子的工程师。
如今，设计、广告不再是新鲜词，商业房地产开发系统也已成熟。方大卫参与过的北京国贸一期中国大饭店、景观豪宅九号公寓、芳草地购物中心等项目，有的已成为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他自认为离港赴京这步棋没有走错，“大部分香港企业都是中小型企业，发挥的余地有限。”
方大卫用手机展示自己设计的logo。实习生鲍松炎摄
“勇敢走出去”
在北京发展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相反，本地人很快就学会了“套路”。
“那你能留下来的武器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方大卫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国际化。”
在他看来，北京要成为一座国际化都市，必然会发展商业房地产，而他就专做高端的、国际化的项目——国际化的标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我们的优势比较明显，可能跟香港原本就比较国际化有关”。
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对方大卫做设计策划、快速推广也非常重要。来京那年，母亲买的那件羽绒服陪他走过了北京的大街小巷。每逢周末，他都选定东西南北某一个方向，一直走上三四个小时，见到胡同就钻。一段时间后，方大卫不光分清了东南西北，对于项目所在地、周边区域路况等也“门儿清”。这有助于项目定位等工作，比如高端写字楼、商场的正门要避免朝向民居等。
除了设计，方大卫也一度经营过一家日料店，也有走街串巷的那股劲儿。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他每天都到店，有时只是陪客人静坐。这被他视为老一辈香港人的特点，“做生意够毅力，不怕磨，不怕耗时间，不怕辛苦。”
“肯定会留在北京，不会再回去。”看到新闻里的香港近况，方大卫更加笃定。他觉得年轻人应该勇于走出去，尤其是香港年轻人，即使思维方式很国际化，但只要腿不动起来，不走出去，“肯定是原地踏步”，好演员要有好的舞台，“要不愿意自己出去找你的人生舞台，怎么办？”
新京报记者王洪春编辑甘浩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