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0国城规专家汇聚，首都发展他们关注什么？
新京报讯（记者徐姬敏)“‘新城建设、老城更新、都市圈打造’涵盖了目前城市发展建设的主要内涵。”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李文钊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9年11月16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以“老城·新城·都市圈”为主题的“第二届首都发展高端论坛”。该论坛的特点是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聚焦首都城市问题，为提升首都治理水平提高智力支撑。
“首都的治理水平已经成为政府现代化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院长靳诺在开幕式上表示。会上，多位国内专家与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际专家学者围绕“老城·新城·都市圈”等视角共同探讨世界各国首都治理之道。
老城更新：更尊重社区里人的利益
对于老城更新问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认为我们要从规划方式上体现“以人为本”，实现四个转变：规划理念从大拆大建向细微更新转变，规划内容从聚焦风貌改变向提升人民生活品质转变，规划手段从专业技术闭门论道向多方参与社会治理转变，规划目的从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向基层治理、社会文化营造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裕民表示，城中村更新需将流动人口住房需求的隐性市场显性化。她认为在中国由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的进程中，必然会形成汇集了大量流动人口的大都市边缘区与大都市发达的中心区之间、拥有城市权利的本地人，和缺乏城市权利的外地人之间的二元结构。在城中村更新过程中，我们可对本地人住房的富余部分加以利用，满足流动人口对于低成本住房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裕民
亚洲理工大学（AIT）教授，国际城市区域规划协会（ISOCARP）前副主席戴特莱夫·卡米尔认为，城市更新需尊重城市人口对于空间的集体记忆。
墨尔本大学教授，建筑建设规划（ABP）学院副院长韩笋生分享了堪培拉城市更新的经验。他指出，在堪培拉进行城市更新时，会先进行试验。例如在进行某个区域开发时，堪培拉规划师会先开辟一块地方给人喝茶、谈事、聚集人气，持续一段时间后看人们需求是怎么样，用起来对其他产生什么影响，在此基础上再定方案。
“给城市更新更多的时间。”英国社科院院士，伦敦国王大学(KCL)教授克里斯托弗·哈姆奈特表示，真正的城市更新不仅是更新地理空间，更是更新特地空间内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耐心。
城市规划：人口结构需被充分考虑
在新城市规划与建设上，“人口结构”成为会议出现的高频词。
印度国家城市事务研究中心主任，EUA主编德波琳娜·昆都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面临的问题，东京市前副市长，明治大学政府治理教授青山佾表示城市发展规划要把人口老龄化、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个人行为方式等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加州州立旧金山大学教授理查德·勒盖茨指出，中国在2015年就结束了人口红利阶段，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去努力的工作，去支持城市的养老需求。因此北京的城市规划者需要关注到城市的人口结构变化，考虑到北京需要什么样的住房，老年人需要什么样的设施，考虑到落后群体的需求、活在乡村的父母与孩子的城市化需求。
东京市前副市长、明治大学政府治理教授
青山佾
另外，人们对于“人际关系、利他主义、身份认同”的需求也应该在城市规划中被关注。格罗宁根大学教授欧洲规划院校联合会（AESOP）前主席格特·德鲁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欧城市居民开始以“新集体”形式参与到城市的设计与治理中。他认为随着旧有的价值体系的崩塌，居民需要进入集体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他们遵循集体规范，由此形成了城市规划由技术理性范式向交流互动理性范式的转化。
此外政府财政融资能力、气候危机、技术发展也正对城市规划产生着不同挑战。
面对气候危机，国务院参事、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前副部长仇保兴认为，我们应该建造成本适当、自身可发展、可推广复制的高韧性低碳城市，其方法则是让社区参与建设，坚持尊重当地自然生态生态、尊重当地历史文化、尊重普通居民的利益三个原则。
都市圈打造：体制创新突破行政壁垒
在打造都市圈问题上，国家发改委区域发展战略中心副主任、国土开发与地区所副所长、博士夏成认为，北京目前存在着人口过度膨胀、交通日益拥堵、资源环境承载超载、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区域发展落差大等诸多问题，由此全面落实京津冀协调发展，对于推动北京高水平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都市圈打造的本质目的是通过区域协同的办法解脱中心城市的“大城市病”，疏解中心城市日益复杂的功能。”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尹稚对夏成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认为，正由于此，各区域联系度应该是衡量都市圈发展质量最核心的指标，“体制机制是目前城市打造都市圈进程最大的障碍，把区域之间的‘墙’拆了，建设经济、人口与交通的联系流，才是未来我们发展都市圈的核心内容。”尹稚说。
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Po）城市学院院长、教授帕特里克·加雷斯和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姚永玲也提到了体制创新的问题，帕特里克·加雷斯认为城市发展局限性在于政策达不到的地方，目前巴黎为平衡多方利益巴黎目前，制定了过度边缘化的政策，这阻碍了巴黎的发展，姚永玲认为目前行政区划是城市都市圈发展的最大障碍，因为打造覆盖多区域的都市圈必须要一体化的交通系统，而实施交通系统一体化的前提是行政区域管理的一体化。
除体制创新外，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认为目前还提出在打造都市圈过程中，我们需要实施竞争中立战略，不能因为城市的发展规模与区位空间限制其加入都市圈。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北大教授杨开忠
他特别指出，目前许多城市对于都市圈的划分范围过大，这不符合都市圈的发展内涵，划定合理的都市圈范围（50公里以内）、坚持竞争中立、形成以适应性体制机制是都市圈发展的“三板斧”。
“新时代的城市规划更看重要在现有权利框架内，动员利益相关者共同形成发展策略的这一过程。”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石晓冬认为，未来城市规划会更多成为统筹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政策、实现多维度协同发展的平台。“最重要问题如何建构一个多界面的治理体系，不同的界面怎么样实现有效的整合和合同，这是治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李文钊表示。
“此次会议给我们呈现了两个观念：第一个是我们要从原来单中心、老城的视角跳出来，从区域、都市圈、新城等更大的范围内来看待城市的发展，找到解决城市问题的路径。第二个是我们要以协同、系统化、互动等观念，以政府自上而下与社区居民自下而上相结合为方式进行城市治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总规划师、北京市规划院院长施卫良在最后的圆桌论坛说道。
“城市建设需要弄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黄石松认为，现代的城市规划，‘城市里的人’开始被放到了最核心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