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95岁的他曾是国民党空军少尉，当年从上海江湾机场驾机起义，朱德、聂荣臻接见他
摘要：腰杆笔直、握手有力，95岁的王凡讲起驾机起义的场景激动不已。
“申城智囊与新中国70年”④
95岁的他曾是国民党空军少尉，当年从上海江湾机场驾机起义，朱德、聂荣臻接见他
文/王海燕
“怎么会这么巧？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
70年之后，他仍清晰得记得那一天，让他改变命运的那一天。
解放前，王凡是国民党空军少尉空勤通讯员。1949年4月9日，他和另一名飞行员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从上海江湾机场驾机起义。
腰杆笔直、握手有力，95岁的王凡讲起驾机起义的场景激动非凡。他是湖南省邵阳县人，却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在上海、北京、成都、河北都呆过呢。”
年轻时的王凡
当年去河北下乡时，随行者让当地农民照顾好王凡，“老王都很好，就是嘴巴有点挑，飞行员嘛，以前吃得比较好。”村民相处了发现，其实老王并不挑，当地村民吃啥，他就吃啥。老王还挺能干活，白天劳作一天，夜里还有劲头去搬铁矿石。
“我们飞机员的身体素质好嘛。”王凡爽朗大笑。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于空军事业，是新中国滑翔运动的开拓者。
新中国的第一张滑翔老照片，留下了他和队员们的飒爽英姿。1952年，北京天坛体育场军事体育大会上，滑翔组组长王凡负责用汽车牵引滑翔机，副组长赵鹏负责飞行。贺龙元帅看了后，也竖起大拇指。
往事如烟。王凡从屋子里拿出当年的参事任命书和两枚奖章，一枚是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一枚是庆祝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把奖章骄傲地挂在胸前，说：“我经历了战乱危机，也见证了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没有忘记我，还给我发了纪念章，我把它们珍藏起来！”
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驾机起义
上观新闻：驾机起义前，您曾是国民党空军少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的？
王凡：其实在我们驾机起义的前一年，也就是1948年春天，中共地下党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负责联系我们的是罗青长，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担任我党情报机要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外交、情报、对台工作。他也是罗援少将的父亲。
当时我是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第101中队少尉空勤通讯员，我负责的这架飞机型号是C46运输机，驻扎在上海江湾机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我们从1949年2月就开始酝酿起义，地下党要求我们找准时机，采取行动。当时考虑由我负责驾驶飞机，另外一个同志刁光弟作副驾驶。
上观新闻：当时全国各地都有驾机起义事件，您是怎么选择合适的时机的？
王凡： 1949年4月2日那天，我这架飞机接到一个任务，要从上海飞到武汉，送一批银元发军饷。这是个起义的好机会。但由于三四月份雨天多，不是汉口天气不好，就是上海天气不行，好几天都没法起飞。等了4天后，陆军部队等不及了，就把飞机上的银元卸下来，改用船运。这样我们的任务取消了。
这时我们收到上级命令，4月10日左右会去台湾。我和刁光弟商量，怎么办？我们决定找机会走。怎么走呢？当时全国各地已经有不少驾机起义的事件，所以国民党看得很紧，机场里都架着机枪，没有命令不得起飞。我们白天就不断动脑筋，看有没有漏洞可钻，晚上研究地图，在地图上划来划去，看往哪里飞、怎么飞。当时没有通讯设备，领航只能靠听各地的广播电台，所以航线很重要。最后我们决定去济南。
上观新闻：听起来困难不少，后来怎么找到机会的？
王凡：机缘巧合的是，4月9日那天，我们中队有个飞行员在南京路金门饭店结婚，中队大部分人都要去参加婚礼。那天中午，和我一起值班的值班员突然请我代班，他要去参加婚礼。我猛然一惊，机会来了，值班的关卡已经在我手里了。但还有一关，怎么取得飞行调度的同意呢？那时候国民党空军里不叫“飞行调度”，叫“飞行管理官”。就是这么巧。我正在想办法的时候，突然来了个电话，南京大队部的队长驾驶了一架B25，也来上海参加婚礼。队长在龙华机场就下机了，副驾驶把飞机飞到了江湾机场。这个电话就是让我们派车接副驾驶去市里面。
机会来了！我也来不及通知刁光弟，直接跑到队长办公室，用队长的电话打到飞机调度值班室，以队长的口气询问B25到达江湾的时间，并通知他们派车接B25副驾驶员去市里，同时我通知他，我们那架C46下午要试飞，明天有飞行任务。这样，飞机起飞的两个关卡都顺利通过。
我赶快跑到隔壁楼宿舍找到刁光弟，告诉了他整个事情。然后我们立即出发，分头行动。当时我们队部在四平路，离机场还有一段路程。刁光弟先出发去C46那里，我去司机班要车，名义就是要到机场去接B25的副驾驶。
到了机场，我和刁光弟顺利会合后，立即赶到了C46飞机上。到了那里一看，我吓了一跳，飞机上怎么还有好几个人？加上我们两个，一共7个人。还好，刁光弟给我介绍，这几个都是地下党，我的心才放下来。
上观新闻：这几个人怎么也这么巧，会在机场呢？
王凡：原来他们这几天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原本他们都开好了去武汉的介绍信，如果我们执行去武汉的任务，就可以直接搭载我们的飞机。现在，他们仍然和我们一起走。
起飞很顺利，机场的飞行调度一点都没有发觉异常。但困难在于降落。我们飞到济南后，很顺利地找到了机场，但当地的解放军并不知道我们是驾机起义的，我们也没法与他们取得联系。原本灯火通明的机场突然暗下去，枪炮声大作，解放军的机枪不断扫射，有两颗子弹打中了机翼。幸运的是飞机没有损坏，我们也都没有受伤。我们只能在空中不断盘旋，糟糕的是航油也不多了。不知道是地下党终于及时和当地解放军取得了联系，还是他们猜到我们是起义人员，机场的灯光突然又亮了起来，炮火也停了，最终我们还是成功降落在济南机场。
贺龙元帅很欣赏我们的滑翔机表演
上观新闻：驾机起义成功后，您加入了解放军？
王凡：是的。1949年4月12日，我到了北京，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解放军还没有空军，只有一个航空筹备处。部队组织我们参加了一个学习班，把我们30多个驾机起义的同志聚集在一起学习，学了一个多星期的解放军进城政策。学习班里还包括刘善本，他是第一个驾机起义的国民党飞行员，1946年从昆明驾机起义到延安的。解放军渡江前夕，大约是4月20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元帅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4月底，我被分配到位于牡丹江的东北老航校飞行训练处。
上观新闻：新中国成立后，对空军人才一定很渴求吧。
王凡：是的。1949年10月，解放军成立了空军司令部，苏联帮助我们建立了6所航校，分别是哈尔滨、长春、锦州、沈阳、济南、南苑，全部采用苏联的飞机装备，按苏联体制组建。
为了充分利用东北老航校的一批日本航空技术人员和缴获的日式、美式飞机、器材，1949年11月18日在牡丹江成立以老航校为基础的第七航空学校。我随部分老航校人员到了北京，分到军委空军训练部飞行训练处当参谋，主要负责资料工作。当时，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带回来很多“苏联支援陆海空志愿协会”的资料。其中有关飞行、民航、通讯的资料，就送到了空军训练部，由空军训练部翻译处进行翻译，我负责技术审查和校对。
上观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滑翔运动的？
王凡：后来，我国借鉴苏联模式，成立了“中央国防体育俱乐部”。可能因为我看了很多苏联资料的原因，把我从空军训练部调了过去。国防体育俱乐部成立了陆、海、空三个部门，我被分到空军，让我搞滑翔，我也就从此开始从事滑翔运动。
上观新闻：这张老照片上的滑翔机组成员都很酷。
王凡：这是新中国的第一张滑翔老照片。1952年，我军准备举办第一届全军运动会，这是首次举办的全军范围的体育盛会。运动会的场地选择在北京天坛南边的一块大空地上。可能是贺龙元帅的提议，第一届全军运动会上要做一次滑翔机表演。
所以，我们滑翔机组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和艰苦的训练。当时，我们只有一架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破旧的日制文部省式初级滑翔机，还是我们自己动手维修好的。因为滑翔机没有动力，只好用一个吉普车作牵引动力。我们滑翔机组一共6个人，我是组长。
表演时我负责汽车牵引，副组长负责飞行。当时的滑翔机表演也没有什么特技，只能飞大约5-6层楼高，表演的难点在于要掌握好飞行的高度和速度以及牵引绳脱钩的时间，让滑翔机脱钩后正好从检阅台前飞过。结果很成功，贺龙元帅看了后，很欣赏我们的滑翔机表演，就要求我们滑翔机组去成都开展滑翔机培训工作，这也是新中国滑翔运动的开端。在成都我两年办了6期初级训练班，为我国滑翔运动的全面展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新中国第一批女滑翔员
上观新闻：您什么时候开始从事滑翔教练工作？
王凡：1955年，波兰帮助我国进行滑翔训练，我国的滑翔运动迎来了一个大发展。除了西藏、宁夏、台湾等少数省市以外，全国各地成立了几十个“航空俱乐部”，后来改为“航空运动学校”，招收并训练滑翔学员。
1955年6月，在河北张家口成立了我国第一所滑翔学校，也就是现在安阳航空运动学校的前身，我又被调到那里继续从事滑翔教练工作。一开始，航空运动学校是业余性质的，只是培养学员的航空兴趣，由民间自由报名。后来部队需要的飞行员太多，想通过初级阶段学滑翔的方式，节省培养飞行员的时间。所以，部队把预招的飞行学员都送到我们这里来，两三个月就一批。
一开始这些学员对飞行根本没有概念，经过初步培训，掌握了一定的飞行知识，具备了一定的飞行经验，然后分配到各个航校，再继续对不同种类的飞机进行专门训练，比如歼击机、轰炸机等。后来，其中不少滑翔机飞行员都成为了空军和民航客机飞行员队伍的中坚力量，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件事做好后任上海市政府参事
上观新闻：文革期间，滑翔运动一度停止了发展。
王凡：是的，很遗憾。可能因为我原来的爱人是上海话剧团演员的原因，我被分到了上海航空俱乐部。之后有8年时间，我们都以“战高温”的名义被分到工厂工作，直到1977年粉碎“四人帮”，空军落实政策，我才又回到了原单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滑翔运动于1981年被国家体委列入正式比赛项目，滑翔运动也重新恢复，我又再次开始相关的训练工作。
上观新闻：这时候，您已经55岁。
王凡：这时我年纪已经不小了，自己想要退下来。1983年，中央统战部想让我到上海参事室来，但体委不放人。因为当时还有两个重要的工作：一是1983年，上海要举办第五届全运会，运动会上有滑翔跳伞表演；二是1984年，上海要搞地区滑翔比赛，所以就把我留下了。这两件事做好以后，考虑到我的身体和个人意愿，我终于被调到了上海市政府参事室。
王凡和老伴
上观新闻：您是什么时候担任参事的？
王凡：1986年1月，我被当时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同志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从此开始了我的参事生涯。在参事室，我和其他参事一起做调研，参事室人才荟萃，是学习的好地方，很多参事为国家建设、为上海建设，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意见建议。
栏目主编：张骏
文字编辑：王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