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刘刚x李冬君：从良渚文化出发，寻找文化中国丨文化客厅
今年7月，“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良渚文化再次成为公众的焦点。良渚文化是不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从文化中国的视角来看，良渚文化又有怎样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呢？ 11月10日，新京报·文化客厅邀请历史学者刘刚和李冬君，聊了良渚文化与他们心中的文化。
中国历史历来有很多种读法。相对于二十五史里的王朝中国和宫廷政治，历史的维度中还存在一个文化中国。唐朝、宋朝作为王朝中国已经过去，但是唐诗、宋词作为文化中国延续至今，依然时尚和生机勃勃，“秦时明月汉时关”，秦汉都是过去的王朝了，可是关山依旧，长河落日圆这种美的力量依旧。相比起化作尘土的王朝中国，文化中国更为悠久，也一直在历史中延续。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提及“文化中国”的概念，新儒家对此也有所论说。而在当代学者之中，刘刚和李冬君对此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2009年，刘刚和李冬君出版了《文化的江山》上下卷，“文化中国”史观和诗性的历史写作一时间引起了学术界的热议。经过十年的沉淀和打磨，刘刚和李冬君重新梳理了从《山海经》时代到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历史，将上下两卷扩充成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12册著作。
刘刚和李冬君说道，他们这次在原有基础上重新扩展，最大的发现是寻找到了文化中国的源头。文化中国不仅在源头上比王朝中国更久远，或许还可以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良渚人崇尚的“玉文化”以及“玉石之路”的大迁徙开启了中国本土文明的发端，与青铜文化的结合则塑造了文化中国的雏形。
11月10日，新京报·文化客厅第二十一场联合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中信书店，邀请刘刚、李冬君聊一聊他们心中的文化中国。良渚文化的发现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从良渚出发寻找文化中国的源头？5000年的文化中国又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以下内容整理自刘刚先生和李冬君女士在《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中的发言——《寻找文化中国，从良渚文化出发》。
《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全4册），刘刚、李冬君著，中信出版社·见识城邦2019年10月版
寻找文化中国，从良渚文化出发
撰文丨刘刚、李冬君
2009年《文化的江山》上下卷出版之后，有人提出疑问：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能分得开吗？因为按照新儒家的说法，这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新儒家说有政统和道统，政统应该是通常所说的王朝中国，道统是文化中国。
我们跟新儒家是不一样的，我们说的文化中国不是道统中国。新儒家无论政统也好道统也好，都是王朝中国的一部分，并不是道统跟文化结合就叫作文化中国，文化中国是在王朝中国之外的一个中国。
那么，文化中国在哪里呢？文化中国，它的自然形态是江山，社会形态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间，历史形态就是文化。文化中国是一个整体，不是王朝中国的一部分，而且恰恰每一代王朝都是建立在文化中国基础上的一个阶段。就像在一台戏里面，王朝中国是一台一台的戏，在文化中国这样一个舞台上演出。
这是我当时提出的一个解说。但是文化中国究竟在哪里？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这次写作过程中，重点深入到史前去寻找文化中国。
到了史前我们发现，史前的历史是从大暖期开始的。大暖期里人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时期是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一个时代。人类历史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新石器时代无疑属于黄金时代。
刘刚，自由写作者，独立学术人。主要著作：《通往立宪之路：告别晚清的近代史》《中国近代的财与兵》《中国政治思想通史（近代卷）》（以上均与李冬君合著）等。
大暖期里一个天然的共理就是人可以自给自足，活得自由自在。在冰川期过后的大暖期里，人类文明开始成长起来。在这个大暖期里，无所谓东西方，一切都没有分化，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文明。到了新石器时代后期，文明就开始分化了。分化到哪里去了呢？如果我们把大暖期看作一个伊甸园，那就是一个伊甸园时期，东西方各有一个伊甸园。《圣经》里提到的伊甸园是《创世记》里的伊甸园，它强调的是创造性，赋予了文明的本质。东方也有一个伊甸园，我把它叫作天道伊甸园，它强调的不是创造性，而是对天道的顺应，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它是一个不同样式的伊甸园。
人为什么不能继续留在伊甸园里了呢？伊甸园结束之后人往哪里去了呢？《创世记》给了一个说法：因为人偷吃了禁果。为什么是禁果？禁果究竟是什么？我把这个禁果看作是国家。吃了禁果，选择了国家，伊甸园时代就结束了。为什么上帝只是提示了一下这个禁果最好不要吃？上帝并没有禁止，也没有阻止，甚至没有去引导。上帝让人自己选择，就是给了人一个自由选择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国家是人们自由意志的一个自由选择的结果。选择了禁果，伊甸园时代就结束了。在西方伊甸园——两河流域，很多研究《圣经》的人都说伊甸园就在那一带，后来在那一带发现了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人们从伊甸园出来之后，国家就开始起源了。国家起源之后，人们很快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和青铜时代相对应的，是国家观念、国家体制，一整套城市文明就出现了。这就是后来的西方教科书里，关于国家和文明起源的一套标准，都是按照青铜文化来讲的。
李冬君，历史学博士，独立学者。主要著作：《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乡愁的天际线》《思想者的产业》（合著）等。
西方进入了青铜时代，东方中国又走向何方？在东方，人们还愿意在伊甸园多待一会儿，他们走向了玉文化。这是一个玉石分离的时代，就是把石器和玉器分开，从石头里找到玉的时代。玉石分离的标准是审美。《说文解字》里说：“玉，美石也。”玉和石头的区别在哪里？就在美。人们就用审美的标准来区分这个时代。
从此，东西方分道扬镳。原来都是彩陶文化，都是一体化发展，后来就分离了，西方走向青铜文化，进入青铜时代，东方进入玉器时代。也就是在玉器时代里，中国的国家起源和西方的国家起源不一样。西方的国家是在青铜文化中起源的，相对应它的国家观念、国家制度和国家本质里面，也就包含了青铜文化的属性。青铜文化的属性，一个是功利性，青铜可以做生产工具；一个是暴力性，它可以做兵器。这种物质属性，反映在国家观念、国家制度和国家本质里。所以政治学里对国家的定义都是国家是一个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玉文化中出现新的国家，其国家观念，同样也要反映玉文化的物质属性。
玉文化的物质属性和青铜文化不一样，它不具有青铜文化的功利性和暴力性。首先是审美，玉石分离就附加了一个审美的标准，功利性实际上就结束了。在国家起源的时候，我们在良渚文化里看到了玉器时代国家起源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比如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反映礼治文明的国家观念的礼器，像玉琮、玉钺、玉璧。在这样一套礼器里，玉琮跟神权有关，玉钺和王权有关，玉璧跟什么有关呢？我认为和民权有关。玉璧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国民身份证。为什么这样说？玉璧在良渚文化里非常普及，在墓葬里，不光贵族大墓里有很多玉璧，在一些平民小墓里也有玉璧。玉璧就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一样，是国民身份的象征，一个国民，就有一个玉的身份。所以最早的中国人，应该是玉的传人。
玉璧，反山遗址出土，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的主体后来在太湖一带消失了。关于良渚人的消失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可能被洪水冲走了，被海水浸了，也有人说可能是在文明的冲突中消失了。
种种猜想我觉得都很简单，不具有说服力，这些猜想都是用王朝中国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去推断当时的良渚人的结局。其实良渚人是一个治水的族群。一个治水的族群会亡于水吗？水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很多次灾难，但一个大的族群被洪水冲掉了，对一个治水的族群来说可能性不大。良渚人到哪里去了？良渚文化往哪里去了？我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良渚人从太湖流域出发以后，一路形成了良渚化的世界。良渚人是具有审美能力的，他们的追求是诗与远方，良渚人的出行实际上开辟了一条中国最早的玉石之路，从东南到西北形成了一个良渚化的世界。良渚人从东南往西北去了。
从东南往西北这样一个历史运动的趋势，司马迁在《史记》里就指出过。司马迁说，中国的上古历史是有规律的，事起于东南，收成于西北。开辟这样一个历史运势和这样一条历史道路的首先就是良渚人。
良渚人的路线是怎么走的？他们走的这条道路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是一条征服的路还是一条联合的路？如果按照王朝文化来定义，可能看到的更多的是征服。但是良渚人走的不是一条征服的路，他们走的是一条文化认同、文化联合的路。这条文化联合之路，首先从太湖流域往北走，过了长江，先跟山东大汶口文化进行了联合，这个过程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叫龙山文化。
过去讲考古，一般来说就是两大块，一个是仰韶文化，一个是龙山文化。二者的区别是一个是彩陶，一个是黑陶，都在中原，符合传统的中原中心论的观点。良渚文化刚被发现的时候，人们把良渚文化看成龙山文化在江南的一支。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在良渚文化里面也发现了黑陶，但是良渚文化的黑陶比龙山文化的黑陶还早，早了将近上千年。也就是说，良渚文化不是龙山文化在江南的影子，而是相反，龙山文化是良渚文化往中原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结合以后向着龙山文化转化。从出土的玉器上我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的那一套东西在龙山文化里出现了。
良渚文化由龙山文化再向中原发展，走的也是一条联合的路。龙山文化跟仰韶文化联合形成了庙底沟文化。在庙底沟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文化中国的一个最早的雏形，就在陶寺文化里。
陶寺文化所在地，历史文献记载这个地方叫尧都，就是尧舜治国的所在地。在尧都出现了一个陶罐，陶罐上还有两个字，一个是文化的文字，一个是邑字，也有人把邑字读成尧。不管这两个字怎么解读，都和文化中国的出现有关，这就和尧舜关联起来了。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器扁壶残片上的字样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摹本
在陶寺文化中，我们同样也看到了玉琮、玉钺和玉璧。但是在北方的联合发展中，在良渚化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北方对来自江南的良渚文化做了取舍，它取走了文化认同，由文化认同形成国家，走文化大联合的路，它放弃了良渚人的宗教信仰。也就是说，良渚人在北方往实用化方向发展了。我们看良渚人的神徽，有人说这是一个一神教的神徽。把良渚人的神徽和古埃及一神教的太阳神神徽做对比，我发现良渚神徽确实可以说是一个一神教神徽。但是良渚人的一神教跟古埃及人的一神教不一样，古埃及人的一神教信奉太阳神，他是唯一的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神；而在良渚人的神徽上，我们看到的一神教的神不是唯一性的，而是统一性的。万物生长靠太阳，在太阳光芒的照耀下，自然神和人格神都统一起来，统一在太阳的光芒之下。良渚文化的一神教进入中原的时候，它的宗教信仰就在中原的良渚化世界里被扬弃了，因为后来由于家族、血缘的影响，中原的宗教信仰往祖宗神的方向发展，但是良渚化世界里开辟了一个文化认同、形成文化中国的大趋势。
反山12号大墓里出土的玉琮“琮王”神徽
古埃及浮雕
陶寺文化再往西北走，在陕北还有石峁文化。石峁文化处在农牧分界线上，它实现了一个更大的联合，就是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农牧分界线上的一次大联合。石峁文化里出土的文物，良渚文化和游牧民族的东西都有。
再往西边走就到了甘肃，在齐家文化里，我们也看到了带有良渚玉文化的标志性的东西，玉琮、玉钺、玉璧，这套反映国家观念、代表国家制度的礼制文明的礼器在那里面出现了。良渚玉文化就来到了我们现在的河西走廊、天山走廊这一带，这一带其实就是中国的一条玉石之路。这条玉石之路是良渚人的诗与远方。
但是良渚人在这样一个追求的过程中再往前走就走不下去了。为什么走不下去了？他们在天山走廊相遇了另一支文化，就是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从西边来，从西亚经中亚来到东亚，刚好是青铜文化向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青铜文化往东传的路线是从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俄罗斯草原上开始的，俄罗斯草原上面的雅利安人驾着马拉战车，带着青铜兵器，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雅利安人分了三支，一支到了欧洲环地中海、希腊那里；一支到了古巴比伦、埃及；还有一支就是往东方发展。雅利安人当时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古国的世界，文明古国的世界里有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文化遇到了青铜文化，这种相遇让中国赶上了文明古国的末班车。这个文明古国和我们的文化中国不一样，文明古国发展过来就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并不是说拿出一个国家来我们就把它叫作王朝，王朝国家有几个必不可少的指标，缺一不可。那怎么来确定王朝国家呢？第一，王朝国家必须是统一的，具有统一性；第二，必须具有专制性；第三，要有世袭性。这三个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王朝国家，并不是说是个古代国家就可以把它叫作王朝，王国和王朝不一样。
王朝国家是从哪儿来的？就是从青铜文化带过来的。雅利安人三次发展以后，发展出二希文明。二希文明是对文明古国的一种否定性的发展。雅利安人走的这一路就是对文明古国否定的一路。还有一路，比如波斯帝国，雅利安人把文明古国席卷了、取代了。其他三个文明古国在雅利安人发展的浪潮里消亡了。
后来，雅利安人往东发展这一支比较奇怪。雅利安人进入天山走廊以后碰到了中国的玉文化。天山走廊是一个文明的缓冲带，进入天山走廊以后，雅利安人的杀气就消失了。我们在很多文明遗址里看到，雅利安人好像进入了一个安乐窝。也就是说，玉文化不是杀戮性的，雅利安人不用过分考虑自身安危，国家安全意识没有那么强了，所以雅利安人进来之后，天山走廊和河西走廊反而成为人类文明融合的一个大熔炉。雅利安人在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打得死去活来，进入了天山走廊，雅利安人的主流就走向了融合。当年有人问汤因比，古往今来让你选一个地方，选一个时代，你最愿意在哪里生存和发展？他说：“我选大唐时代的西域。”他为什么选大唐时代的西域？因为那里是各种文明的一个大熔炉，进入那个地方，不同文明就不是非要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势不两立。到了那个地方，比如在大唐时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在里面都各有各的天地，都找到了自己的安乐窝。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
我们再回到玉器时代。良渚文化走到天山走廊一带，再也不能往前走了，就因为碰到了青铜文化。青铜文化跟玉文化不一样，玉文化里是天下观，天下为公，天下者人人治天下，走到哪儿都是可以自由选择的。碰到青铜文化，再往前走是不行的，青铜文化里有国家观念，有国家主权，玉文化碰到国家，再往前走就很麻烦，所以就打住了。
玉文化走不过去了，青铜文化就进来了。青铜文化追求世界体系的完成，首先从西方出发，经过中亚，到了东亚，到了中国。中国在青铜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搭上了文明古国的末班车，又后来居上，成为青铜文化的终结者和集大成者。也就是说，中国的青铜文化和西方的青铜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原因在哪里？西方的青铜文化主要体现在工具、兵器、雕塑上。到了东方以后，青铜文化跟玉文化结合，文明的样式就更加丰富多彩了。玉器里的很多纹饰、形制反映在青铜器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把它叫作“金玉良缘”。
青铜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
比如二里头出土的青铜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可以看出典型的良渚神徽的纹饰在里面，但是已经是被抽象的了。金是青铜器，玉是绿松石，它们已经结成了金玉良缘，就是我们在书里提到的，它们融合了。融合了以后，青铜器就不单纯只是工具和功利性的东西了，它走向了非功利性，它是审美的，还是信仰的，它承载着人的精神生活，和之前的青铜器已经不一样了。所以青铜器到了东方，尤其到了当时的中原一带，和玉文化结合以后，就改变了很多当时在西方的青铜器属性，成为一种祭器，到了商以后就成为礼器了。
青铜文化进入中国，跟后来的丝绸之路一样，是从两条路进来的，一条是西北线，还有一条是西南线。从西北这一路进来的青铜文化跟玉文化结合了，后来就成为中国的一个主流。从西南一路进来的，我们看到的是三星堆的文化。很多人都觉得三星堆文化很神秘，其实它没那么神秘，它只是青铜文化的一个原生态，并没有跟中国的玉文化相结合，所以没有得到文化中国对它的认同。因此西南这一路就没有发展起来，从西北进来的这一路就成为一个主流。在主流的齐家文化里面，金玉良缘最先出现，青铜时代基本就到来了。
绿松石嵌铜牌，齐家文化
青铜短刀，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
齐家文化的绿松石嵌铜牌，就是金玉良缘的代表，但是它只剩下金了，玉碎掉了。它和二里头出土的青铜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饰牌或许是一样的。青铜文化从西亚、中亚过来以后，齐家文化遗址里已经发现了青铜工作坊，一整套自觉使用青铜器的体系已经呈现。中国最早的青铜刀，是一把孤零零的青铜刀，就不能说青铜文化已经传到中国，不能证明当时中原一带青铜器已经本土化了。直到我们发现一套完整的加工体系，包括加工出来的、一套自觉的要做成什么的体系，在齐家文化已经出现了。
青铜文化带来的，首先最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国家观念，就是王朝国家的观念。这样一个新的国家观念，叫作夏。雅利安人带来的这样一个新的文明体系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观念。在这个文明体系里，除了国家观念还有农业，小麦就是从西边过来的，畜牧业里的马、牛、羊，也是青铜文化带过来的。
在这个新的国家观念出现的过程中，大禹非常重要。禹有两个称呼，一个叫越禹，在太湖流域、杭州湾一带；到了西北，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带，叫戎禹。大禹治水，治水的源头实际上是甘肃那边。戎禹刚好就处在玉文化和青铜文化结合的时期，他把一种新的国家观念带进来了，我们历史中说禹铸九鼎，他用青铜文化开始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他带来的这个新的国家观念叫作夏，夏是中国最早的西化派。傅斯年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夷夏东西说》，《夷夏东西说》里讲到，一种新的国家观念进来以后，传统中国历史里就讲了一个禅让的故事，尧传给舜，舜传给禹，禹要传给皋陶，皋陶太老了不接受，要传给伯益，但是伯益也不接受。王朝史观里面的各种文献对其解读都是，上古之人对权力都有一种清高的姿态，所以就放弃了国家权力。实际上我们再深入地追问一下，伯益为什么不接受禅让？很有可能是，禹要传给他的国家，同之前的国家已经不一样了。原来的国家，是禹手下一个联邦式的基于文化认同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种文化中国的国家。文化中国的国家，和禹从西边带过来的王朝类型的国家不一样。大禹从西边带过来的国家观念，和原来从东边生发的国家观念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这样的国家不是伯益需要的国家，倒是大禹的儿子启需要的国家。但是当启真的要施行世袭制，建立王朝国家的时候，伯益又反对。所以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益干启位，启杀之”。王朝中国开始形成。
从这个时候开始，到了殷墟时期，王朝国家的三个指标，国家的统一性、君主专制和王朝世袭制，基本上都备齐了。按照西方教科书青铜文化中国家的标准，青铜、城市、文字、国家，等等，各项指标也备齐了。到了殷墟时期，王朝中国就出现了。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就是一条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相结合的道路。
儒家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道路中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就是这条历史道路的开创者和主导者。其他的，比如法家，是绝对的王朝中国派，把文化叫“五蠹”，要在国家制度里把文化中国的因素都排除出去，一个也不留。另外还有墨家，墨家代表的是完全的文化中国派，从来不接受世袭制，主张的是尚贤制，还是保留了尧舜之道的传统。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尚贤等，还是玉文化里产生的思想。孔子说“祖述尧舜”，针对的是文化中国，“宪章文武”针对的是王朝中国。“文”“武”指的是周文王、周武王，属于王朝时代，那是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结合最好的时代，是用文化中国为王朝中国立宪的一个时代。王朝中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必须要有文化中国来抚育，这是孔子对中国在这条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贡献。
遂公盨，2002年北京保利公司从境外文物市场购回
遂公盨铭文拓片
这个器物是遂公盨。遂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是鲁国的附属国。遂公盨上的金文，就是中国最早记载大禹的文献。刚才我们已经从良渚文化出发，把文化中国的来源大概梳理了一下，讲了中国在国家的路口处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一再提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一直纠结、讨论的问题。看过序言的读者都知道，我们一上来就提了中国历史观里有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我们总讲中华文明五千年，但是一讲到历史就很困惑，五千年从哪儿开始？从良渚出发，我们就能找到文化中国。
为什么一定要把文化中国找出来？这是一个历史方法论。也就是说,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方法论，怎么去解释历史。我们的史祖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方法。比如孔子在编辑《春秋》的时候，其实那个时代有五百多个国家，但是能够录入《春秋》的只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那个时代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不选入呢？就是因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有他的选择标准。这就涉及史观问题、方法论问题、价值判断问题。还有司马迁，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把炎帝、黄帝都写进去了，这是他的一个选择。还包括唯物史观，用“五朵金花”来解释历史。每一种都有局限，很多东西纳入不进去。
有人问，王朝和文化江山是重叠的吗？我们举个例子。天才少年王勃写《滕王阁序》的时候才14岁。那滕王是谁？今天的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是王朝中国封的一个王，他已经不见于大家口耳相传的历史当中了。大家记住的是至今还在念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所以在这里我们找到的是，怎么看待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怎么建构它的一个方法。
再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个工程搞了那么多年，投入很大，但始终找不到夏。为什么找不到夏？就是因为总是沿着王朝中国的线去找夏，认为夏是一个王朝。可是在遗址里面没有这么一个东西，没有一个王，没有像殷墟那样非常体系化的呈现，包括文字，在夏墟里是找不到的。如果从文化中国出发，我们很自然地就找到这么一个向王朝中国过渡时期的文化中国的样态——金玉良缘的样式，而且这个样式的构成路径来自东西方。青铜器从西方传来的时候不是一个单独的工艺和技术，它是打包过来的，包括它的文明，它的制度等等，一起传来的。当青铜器和玉器结合的时候，它被玉器的这种温润，这种审美，这种宗教，这种信仰给融合了。融合以后，青铜文明被改造，向着中国的王朝国家的起源过渡。这种过渡就不带有非常明显的杀戮，青铜器反而变成了祭祀礼器、工具，当然也有武器，商朝到处去抢青铜的时候也要打。
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不是道统和政统的问题，道统和政统还是王朝中国的辩证。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的确始终交织重叠在一起，而且各自肩负着中国文明的传承。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下，企业家、教育家……每个人都在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么出发，想的还是文化中国的问题。
撰文丨刘刚、李冬君
整理丨李永博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