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杰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
长期在深圳可能就看不清楚，第三只眼睛才能看清楚。
上图中深圳40年今昔对比图是最经典的，世界上没有一座城市能够有深圳这样40年的沧桑巨变。当然，有一个城市比深圳富得快，那就是迪拜。它比深圳晚开发10年，现在比深圳富。但它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我们也应该佩服阿拉伯人，在一个沙漠中，建起了一座繁华的城市，但是它和深圳具有巨大的差别。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组摆在深圳博物馆的照片，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照片上是同一位女工。我觉得这是深圳40年能够走到今天的写照，一个城市学习的过程。
不同的人、不同的学科对深圳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很多人将其归功于深圳是移民城市，为什么移民城市能成功？社会学解释比经济学解释更好，社会是分层的，一个移民城市打破了原有的分层，我们很难想象复旦经济学院的院长和一个普通工人能坐在一起讨论创新。但是在深圳就可以，因为大家都是移民，这两人可能是老乡，可能是战友，虽然你现在当院长，但是咱们还可以以同学、同乡或者战友的名义聚在一块。
老的城市很难创新的原因就是社会分层严重，不同路径、不同思想的人很难在一起碰撞。深圳著名的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就给大家创造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个交流当中可能就有三种人，一个是当过兵可以管人的，一个是科学家有技术的，一种是有钱的，再一个是在政府当过处长的，四个人聚一块这个企业可能就出来了。深圳的野蛮生长、草根生长，这是一种城市化中的社会学现象。
再一个科技学角度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谁能得诺贝尔奖，但是我们知道诺贝尔奖的科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世界上曾经组织大科学计划最成功的是美国。美国做原子弹开发引导世界走向了核时代，登月计划引导世界走向宇航时代，组织10个国家100个科学家10年花了37亿美元做了人类第一张基因图谱，使人类走向生命科学、基因的时代。所以从科技学角度来讲，对深圳最大的启发是配齐产业链。深圳政府最爱干的事就是研究产业链，不说谁能够在产业链中承担一个份额，但是我知道缺了这个东西做不成。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学能够解释深圳的什么呢？
首先经济学解释激励，创新创业就会有激励，为什么很多城市不能创新创业？因为没激励，创不成，等你创成了一个东西，简单就被别人抄袭走了，你打官司打不赢，没处打。有一个激励机制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创新效应、示范效应，变成在深圳由一个任正非带动无数人想当任正非。
但是经济学不能解释什么呢？经济学不知道谁能成为企业家，海闻校长说北大汇丰是商界领袖的摇篮，但他没说是企业家的摇篮，他很难说谁能当企业家。有人要来读经济学博士，我就跟他说你要想好啊，向前一步走风险是什么，向后一步是什么，向左向右又是什么，站着不动也有风险，我把风险算完告诉你。至于怎么解决风险？那不是我的事，那是企业家的事。所以一个社会如何能够造就如此多的密集的企业家，这是深圳内在的东西。
深圳内在的东西还有一条，那就是深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边界划得很清楚，政府的手不会伸到企业去教怎么办企业，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
这张图是樊纲老师讲的深圳怎么从低到高的，这是深圳生产过的两代模拟机。深圳就是从加工装备开始，然后走自主品牌的模仿，深圳没有没模仿过的品牌，深圳人从来不造假，但生产大量的A货。深圳很早就有品牌意识，当年很多人觉得这是山寨版，是copy猫、copy狗。
2018年是欧美媒体、日本媒体来深圳调研最密集的时候，他们也想知道十年前的copy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樊纲刚才讲的很对，全球没经过模仿时代的，只有一个英国。工业革命刚开始，法国人、德国人都是模仿，英国人就说质次价低的德国货是不配和英国货放在一块卖的，必须要注明Made in Germany，日本后来也被要求注明Made in Japan。深圳当年叫“山寨”，深圳自己解嘲说什么叫山寨，就是Made in Shenzhen，现在Made in Shenzhen走向世界顶级，走向世界顶级的过程就是转换成长方式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做了一个图，下边的线是全国，上边这条曲线是深圳，然后我做了一个平滑，平滑就可以看到深圳是一路降速的。在深圳的这条曲线中，每十年大概有一个周期。中国人特别怕周期，讲周期危机是资本主义，其实我觉得周期是个创新的过程。高潮时大家投资，看到一个风口猪都能飞起来，大家都去投，投了之后就会看到大量飞起来的猪死了，真正的鹰飞起来了。
十年的周期，在深圳表现出产业大量外迁的过程。其中大家可以看到1984、1985年，特区工作会批评深圳不搞产业，深圳大衰退一回。
1994年到1996年深圳大衰退，外界变化是95年特区政策取消。很多人说深圳特区是政策养大的，其实1995年特区办就没有了。那一回深圳大衰退还有一个原因是广深高速公路修通，大量的产业沿着这条高速向北向东莞去了，东莞在五年内取代深圳成为全国最大的台商和港商聚集地，深圳就再也没有“三来一补”（注：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了，深圳走向模仿，东莞走向“三来一补”。结果东莞在2008年开始大规模衰退，“三来一补”在东莞也不能生存了，而深圳已经走到创新阶段。
深圳再一次衰退是2000年开始到2003年，那时广州成功向重化学工业转型，成为中国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深圳的方向还不明确，那一轮都在讨论“深圳被谁抛弃”。
深圳最近一轮转型可能大家没有关注到，是2010年到2013年，深圳2012年上半年的增速只有4.8%。但深圳当年做了什么？鼓励中低端企业外迁，每年外迁的企业超过8500家，外迁造成经济下滑超过4个点，深圳经济当时保持12%的增长的时候，它的实质增长率超过16%将近17%。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空间产业转移的过程，深圳腾笼换鸟。腾笼换鸟本来是汪洋同志在广东主政时期推的，很多城市不做，说笼子也腾了，鸟也死了，新的鸟没来。
我有几次感觉都很恍惚，我从宝安中心区走宝安大道回市区，进到南山，我不知道哪个是特区、哪个是原来的关内、哪个是原来的关外。8500家企业走了，宝安就成了一个新的市区，宝安现在成了前海强大的支撑。所以这是一个聚集、扩散、再聚集的过程。从一个空间角度看，它的比较优势走向转换的时候是一个不断的聚集扩散、聚集扩散、聚集扩散。这一过程中深圳的经济特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下面这个表可以说得很清楚。
深圳统计年鉴的数据，1980年到2016年，深圳的劳动力从15万增长到了大概1000万。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三分之一在企业，三分之一在非企业，包括当年的自然村、小镇，那时候国企员工占比83%。
深圳国企员工占比最高的时候是1990年代，深圳不是没搞过大型国企，深圳当年要搞八大企业集团，后来都破产了。深圳大国企都破产的时候，国企员工比例达91%，从那开始，国企员工比例稳步下降，到2005年之后，下降到20%，再到9%。企业员工和非企业员工（也就是个体工商户），占劳动力的各一半。国企员工现在占整个企业员工的9%，占全社会劳动力的4.5%。深圳的国企现在就转换成了这样一个模式，叫公益性、基础性和先导性，做好公共服务，做好重大产业的支撑。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深圳企业数的变化，从1980年830家经过十年到了2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10万家，再十年之后到了36万家，到2016年是150万家。最近新普查的数据，深圳活跃纳税企业将近90万家。
假如一家企业生产一个产品，深圳就可以生产90万个产品。我们大概知道汽车的制造是民用产品中最复杂的，十万个零部件，是一个分工极细腻、产业链发达、每个分工企业都可以获得垄断竞争收益的产业。中国没有一个城市可以达到这样的程度，这就是我对深圳的解释。分工极细，构成极为复杂的产业链关联的积聚过程，这就是深圳的特征。
这张图做了一个美国和印度的比较，印度最好的企业创新对企业的贡献0.2，美国最好的企业创新贡献也不到0.3，但是美印之间的差别是大量印度企业不创新可以活着，美国企业不创新就不能活。中国大概在印度和美国之间，深圳一定处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我们最近研究了7000家深圳企业五年的数据，最后发现深圳样本企业创新生存水平超过美国的平均水平。我们现在是两个制度，一个是分工制度，一个是竞争制度，竞争促进了不断创新。
给大家说一个很典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飞机上看天津的报纸，说天津十年磨一剑，成就了1000亿的大飞机产业，空客飞机还是装出来了。我想，深圳五年无人机产业也是1000亿，这个产业怎么五年就能冒出来？
首先，深圳有全球最发达的碳纤维应用行业。当年深圳搞无人机的时候我问碳纤维哪儿来的，他们笑话我说我还是管过经济的副市长，看来你不懂，我说肯定不懂。我告诉你，深圳当年最早给人加工钓鱼杆、网球拍、羽毛球拍，再到高尔夫球杆都是碳纤维。深圳做碳纤维做到最高端，一辆自行车卖24万人民币，比汽车还贵。
深圳最高峰时有10亿只手机产能，手机外壳就是把碳纤维连起来的，现在华为手机边框比三星还窄，那个边框不是华为生产的，华为只创不造，那是比亚迪生产的，王传福说把这个手机扔出去十米之外它要散了找我，我试过真不散。这就代表了材料制造和精密加工能力。还有特种塑料，当年小家电的特种塑料大量遗存，当无人机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找到。再是电池电控，这是深圳的看家本领。
深圳曾经做了一件事，深圳政府先后投了5000万元研发伺服电机中的磁性材料。机器人是没有神经的，它靠算法，靠速度。深圳当年根本不知道有无人机这种东西，无人机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智能机器人了，但是深圳还是支持研发成功了伺服电机的磁性材料，最终成就了这个行业。
后来我很好奇为什么广州没有做成无人机？他们说广州没给人做过钓鱼杆，广州也没做过这么多贴牌手机，分工链在市场化过程中没有形成过。虽然广州政府也支持机器人，也支持伺服电机，但和深圳是不一样的，广州做机器人是用在汽车产业上，抓钢板，要求力量很大；深圳的机器人都用在精密仪器上，它力度很小但很精准。所以大疆就具备了在现成产业链上做创新的条件。这些将要被淘汰的行业，突然可以给无人机做产业链，很多部件，大疆连图纸都不用画，汪滔说只要有想法就有人给我画，一个螺丝钉都不用生产，只要想生产就有人给生产，价格又低质量又好。
深圳的做法，总结下来是这样的，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法治是基础（市场经济就是合约经济），政府是保障。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保障合约的履行，政府推动建设发达的法治环境。我在人大工作过，法治不在于立不立法，而是立法技术，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大的自由裁量权？如果某个事没看清楚，那先拿法律当教育文本，出了问题视情节严重罚款多少，立法过程是不成熟的，深圳这些年和全国不一样的是这个地方。
深圳有两个口号，一个是叫支持非共识创新。
2007年提出的，当时引起一片哗然，支持非共识创新不就是政府说了算吗？但现在看这个口号多哲学，要共识了还叫创新吗？怎么支持非共识创新，你向政府要钱，一个团队可以要到一亿，先要说清楚五件事，你这个创新的科学原理是什么？技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哪个企业做的原样开发？你和他哪不同？你怎么确保你成功？没人知道谁能成功，但是成功的条件离不开这五个。
深圳还有一个“湿地效应”，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
湿地需要千分之三的盐份，低了高了湿地都会消亡，政府就保证这块地千分之三的盐份，至于进去之后是鸟吃鱼还是鱼吃虾、虾吃虫，政府不管，那是市场竞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深圳就是按照科学学的办法来做的，未来重大的科学方向是哪，深圳条件具不具备，要不要发展，这是政府要做的。但深圳政府绝对不会指定，这个领域让他做，那个领域让你做。我就经历过，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曾经来找过我，说你们引进了这么多科学团队，但是每年发Nature、Science论文我们占60%，那经费你就直接给我切一块，别让我竞争了。我一开始觉得有道理，但是时任深圳市市长许勤说你去问问，他不也是从六七个人搞起来的，为什么要欺负别人。所以后来还是乖乖竞争，不竞争就活不了。
联合国刚刚发布的报告，横向从2005年到2015年，纵向把每一年的产业分成低端、中低端、高端。我们可以看中国的变化，在过去十年我们的中高端产业上升了2.6个点，到目前为止，我们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边界。当然，和日韩比、和发达国家比还是有差距，这是我们要转型的方向。深圳的未来要转型、要提升，你很出色很成功走到了今天，但是停在今天不会有出路。
刘鹤同志讲了一个“巴斯德象限”，在全国引起热议。比如技能训练的是工匠精神，把东西做好，工匠精神是一定要的，但工匠能决定中国未来吗？在深圳就经历过，曾经有五家做手机屏幕手写笔的企业，每家做到销售收入3个亿以上，曾经控制了全球手写笔行业的90%，突然有一天苹果说我不要手写笔我要直接手写，轰然一声这五家企业就没了。工匠面对科学，工匠是打不过科学的，所以这个城市要走向科学。
爱迪生模式是另外一种模式，爱迪生没受过很好的教育，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不断地探索。巴斯德是发现疫苗的人，他受过大学教育，知道发酵，看到因为发酵可以产生免疫作用，他是偶然发现的，因为具有成熟的知识得以大规模研发和生产疫苗，这就是大学和科学、大学和产业。这是深圳下一步要做的。当然还有纯基础研究，比如陈景润，我们现在谁也不知道哥德巴赫猜想破解值多少GDP，但是他训练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我们中国到目前为止很多都是形而下的，不关注形而上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形而上，就不会有科学的突破。
如果循着巴斯德象限再来看深圳，巴斯德是个纵轴，深圳的产业创新是个横轴。东京-横滨是世界当之无愧的科学与产业创新中心，它的科学论文居世界前列，全球国际专利申请数最多，所以我们要看到差距。世界大多数名城都位于这个曲线的上方，是以科学为导向的。
我们最著名的是北京，是世界单一城市科学发现最大的，我再多说一句，深圳怎么走到产业创新今天的，我们去查数据就可以发现，深圳100个专利12个是和北京合作。北京的科学发现，深圳产业化。北京每100个专利12个是硅谷来的，深圳每100个专利有8个是从硅谷来的，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上没有的一个罕见现象，跨越8000公里的创新三角。有很多人习惯说，深圳“拿来主义”就挺好，为什么要办大学啊？如果不办大学，所有的科学思想永远是白纸。
麦肯锡最近做的创新特别是AI技术对产业渗透的研究，渗透到旅游业55%将来是AI化，汽车今后近50%会AI化，汽车将是可以行走的超级计算机，这些改变了我们对传统工业化的看法，传统工业化从科学发现走到产品要经历漫长的小试、中试、批量到生产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工艺创新和模具制造，现在的生命科学、数字科学会改变这个模式。
深圳从“三来一补”走向模仿，走向制造，走向创新制造，最后要走向科学创新。从科学发现带动创新，未来深圳周边会集中大量的制造业，实际上湾区就是城市之间的异质化，现在所有大城市都要做一件事，说制造业是不能离开的，大城市做制造业，中小城市做什么呢？大城市要引领创新，做创新型制造，不能是做大规模制造，其实这里面的道理要从空间经济学讲，所有大规模制造创新程度一定是低的，为什么呢？它一定要有稳定批量化生产。但是所有大规模制造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单位产出的土地需求弹性释放，需要大量的土地，所以世界所有大型城市都会集中做创新型制造，走科学创新。
中国的创新人才指数在全球也就排45，深圳人才荟萃，但是在全球的排名一次排73、一次排94。我想说的是过去15年深圳发生重大变化的是450万企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经从7年达到了13年，15年达到了别的国家100年的变化，但是人才也就如此。
我2018年在哈佛待了一个月，在那天天来回走有很大感受，走在波士顿剑桥大街上，论漂亮，比深圳差太多了，但论产业密集是世界顶级，它是全球生物产业最为密集的一个平方英里，构成了产业结构丰富、价值链完整、人才多样、资金充分、政策稳定，引进了大批创新的生物产业。其实我们知道波士顿剑桥主要是因为哈佛在，MIT在，塔夫茨在它边上，以为那是一个科教城，它曾经在100年的时间是麻省最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沉寂了30年，走向了生命科学，现在成为生命科学全球最顶尖的地方。它的形成需要超高水平的大学，且不说哈佛、MIT、波士顿大学，这几所大学有三所世界顶级医学院，两所世界顶级药学院，有全球最高端的医疗资源，才带动了生命科学的集聚，一条街出现了全球1/3的生命科学创新公司。
这个城市是这样的，上边是1860年的剑桥市，下边是我自己拍的现在的图片，如果像我们很多城市一样，没有多元文化，全部大拆大建，都建成高楼大厦，创新企业是无法生存的，多元化文化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延伸阅读：
6.6%，深圳经济失速了吗？
文|余治国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深圳卫视深视新闻”（ID：szmg88310616），原文首发于2019年11月6日，标题为《解局丨6.6%，深圳经济失速了吗？》，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2019年前三季度深圳经济增长6.6%的消息火了。
6.6%是事实！肯定应该反省，也必须采取对策！
一位资深媒体人的说法值得推荐：自我批判式的反思精神是深圳最宝贵的城市气质，但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查找准确的原因，而不是似是而非更不是故作理中客。
本文将会尽量避免枯燥的统计学术语，力争用直白且可靠的内容，说明深圳的实际情况。
如果仅凭6.6%这个数字，认定深圳不行了，那只能说明一些人：对深圳经济的过去，不了解；对深圳经济的当前，不掌握；对深圳未来的前景，犯迷糊。
划重点，如果深圳GDP增速跌到5.8%，该怎么办？
其实，这就是2012年深圳1-2月的真实经济增速。今天深圳的6.6%（2019年）最起码还高过全国、全省，可当时深圳5.8%（2012年）低于全国2.3个百分点，情况不可谓不严峻。
当时深圳的情况有多严峻呢？
2012年1-2月深圳工业板块下降3.0%，外资部分直跌9.2%；深圳进出口总额下降3.5%，其中出口下降6.0%。须知，当时国内经济形势还算不错，全国增速尚且都有8.1%，广东增速7.2%（受深圳拖累）。这个5.8%放上去的确难看。
按照惯例，当时数据是三月底公布，正值全国两会后，深圳主政者的压力可想而知。时任深圳市长主动接受央媒采访，回应外界对深圳经济增速回落的关切。他主要强调：深圳有信心有定力，且正在坚定不移调结构，为创新动能破土而出加大政策供给力度。
2012年的深圳发生了什么呢？
2012年2月份，TECNO智能机T1诞生了。刚刚进入智能手机领域的深圳传音公司逐渐占据非洲市场半壁江山。
2012年3月份，刚刚从福田区一个居民楼搬到南山的大疆公司，推出世界首款航拍一体机“大疆精灵Phantom1”，开启了全球一个从无到有的商业市场。
2012年3月，刘自鸿辞去美国IBM公司的工作。在美国硅谷、中国深圳及香港同时创立了柔宇科技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兼CEO。
2012年6月，深圳将坂田120万平方米的土地移交华为，作为华为控股全球总部地址，投资200多亿元。
2012年底，华大基因收购顶尖的人类全基因组测序服务商美国CG公司，树立基因测序领域领先优势。
……发生在2012年的故事还有很多，正是这些故事逐步改变着深圳的面貌。很快，2012年的深圳故事开启下半集：虽然2012年头两个月惨到5.8%，但此后逐步回升，年底开始冲刺，最后全年增长10%。
当时官方的总结评价是：经济增速在年初触底后，率先企稳回升并逐渐加快。
深圳当前经济怎么看？
贸易战影响不是开玩笑的！
2019年，深圳三季度经济增长6.6%，在笔者看来并不意外。甚至预判，这种回落不发生在二季度，就一定是三季度。如果能挺到四季度，实属惊喜。
2018年下半年，中美贸易争端进入白热化时，深圳就立刻摸底对经济影响情况。笔者记得，在座谈会上一些知名企业家说，短期问题不大，如果持续到明年可能就有压力，特别是2019年下半年。
中美贸易战你以为是白打的？有些自媒体文章声称，涉及中美贸易战的华为、中兴、大疆等深圳企业，三季度销售数据挺好的，“一定是深圳自己不行”。
再次划重点，库存！作为产业链领军企业，华为、中兴、大疆等公司还可以通过库存等多种手段，延迟经济影响的到来，保证已签订合同的供货。但这可不意味着，他们还会持续给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以充分订单。
某种程度上，去年底这些龙头企业都在增加库存，保证今年的供货。但今后还要不要继续下单、增加库存，恐怕就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中小企业哀鸿遍野的原因。企业本身就是一个荣损与共的生态圈。
大环境就是大环境！小胳膊怎么拧过大腿。面对坚如磐石的国家意志和事关前途的关键性谈判，深圳全市上下只能也必须全方位配合支持。这也是中美之间较量里我方的政治优势之一。
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还有不少。比如，大家终于能够理解深圳官方一直秉持“香港好深圳好”“深港亲如兄弟”的理念了。深港经济协作的密度是外界难以想象的！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持续的骚乱会对深圳许多领域，产生拉扯性影响。还有整顿金融秩序，让一批不规范的金融公司撤离等等
还有文章把“锅”甩给深圳满城开挖。
深圳市统计局公布：
前三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9%，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43.8%。从管理渠道看，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增长11.9%，非房地产开发项目增长22.5%。从注册登记类型看，国有经济投资增长48.8%，民间投资增长3.0%，外资投资增长87.8%。
“令人惊讶的是，国有经济投资增长48.8%，民间投资增长仅3.0%。回到2018年，统计局当时的公报是这样的：国有经济投资增长36.7%；民间投资增长12.5%。由此发现问题所在：深圳经济出现了——国进、民退。
”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乱挖马路对于增加GDP效果很好。有人补充，一挖一填，增加两次。”
“非房地产开发项目增长22.5%”是什么意思呢？治水、补地下管网欠账占了22.5%的大头。补历史欠账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盖一栋楼还能卖，能收税。上千亿砸下去，完善地下管网和进行水治理，那就是个“低效”投资的无底洞。当然，在GDP主义眼中的“低效”，恰恰是新发展理念的“高效”。
对以上观点，笔者不认同。笔者曾经跟进过这些工程的进度，不得不说，深圳人均GDP是欧美水平，但过去的地下管网是亚非拉水平，曾经的水环境是火星水平（不适宜人类）。
需要指出的是，深圳正在进行的不只是“治理”河水，准确地讲是在“重建”河水，以各项工程恢复市区内310条河流的水文生态。因为，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深圳310条河流大多已退化成了丧失自净能力的排洪渠、排污沟。此次深圳庞大工程的聚焦点，并非只停留在不黑不臭上，也不只是为了通过考核，而是要给城市创造新的价值，要让河水成为这座城市的宝贵财富。实现这个目标，功德无量，需要全市上下的齐心、耐心和恒心。
长痛不如短痛，在一个超大型城市开展路面施工的成本正在越来越高。如果对标世界一流城市，深圳地下水电煤气通信的管网水平，特别是龙岗宝安等原特区外的水平，还需要来一次大提升、大改善。不然今后将付出更加惊人的物质成本和发展的机会成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城市环境今天的美好正是老一辈承受阵痛的结果，人们今天也需要为未来抗住一些生活上的不便。很多人说深圳的城市环境还不错，但深圳显然不想止步于眼前的漂亮，还要内涵漂亮。从深圳市委全会和两会政府报告中可以看出，起码未来十年内，深圳高投入建设不止，深圳的地上地下还会经历大幅度蜕变。只有天更蓝、水变清、城更绿，基础设施更优质，才能让深圳在与全球城市的赛跑中，永葆魅力、活力和竞争力。
当然，阵痛不能乱痛。对于的确存在的乱开挖现象，深圳2019年1月后就已经启动了专项整治。
回到经济增长的话题。我们经常说“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敢于把工作精力放在这些不能有效创造GDP的领域，就是一种担当。担当往往意味着一种取舍，能够不计个人名利，扛得住历史压力，经得起后人评说的埋头苦干。
当然，深圳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精神应对复杂局势。
有两个数据倒是可以说明深圳的基本面。
01居民个税
我们在谈论城市GDP时，很容易被总数据平均，很多时候GDP并不能反映城市居民真实收入与经济情况。但是个税的统计数据，比较能准确反映，而且做不了假。看下图。
02城市的人才吸引力
特别是缴纳公积金的人口，是观察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最后需要强调，深圳人不应该拒绝批评和辛辣言论，笔者无意指责一些自媒体文章的耸动。还是回到文初的那句话：“自我批判式的反思精神是深圳最宝贵的城市气质，但反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查找准确的原因，而不是似是而非更不是故作理中客。”
来源：瞭望智库
责任编辑：王亚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