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第二十个中国记者节，听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忆往事
作者：冯健
新华社照片，新华社记者穆青（中）、冯健（右二）和周原（右四）在兰考县接受记者采访（摄于1994年5月）。新华社记者王颂摄
夜奔解放区
《水浒传》第八回，写高衙内的狗腿子陆谦陷害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把林冲刺配沧州；接着又火烧草料场，逼使林冲在风雪漫天之夜，悲愤地高呼“天哪天，莫非你也怕权奸”，上了梁山。
这是小说和戏曲舞台上《夜奔》的故事。
不料想，像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中学教师岗位的大学毕业生，竟然也“演出”了一场“夜奔”，并由此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那是1948年的事——
暑期，我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经朋友托朋友的介绍，千难万难在南京附近的采石矶镇中学，谋得一个教员的工作，准备赴任。当时，我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因此也带有为地下党建立新据点的任务。采石矶地属安徽省当涂县，北临长江，风景秀美。诗人李白就是在62岁时病死在这个当涂县。
8月10日左右，我已到任采石矶中学一周。8月1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两个决定：一是发行“金圆券”，兑换旧法币，进一步搜刮老百姓腰包里的钱财；二是通过中央社向全国发布通缉令，给共产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扣上“匪谍”的罪名，进行大搜捕。我被列入通缉名单。与此同时，《中央日报》发表题为《操刀一割》的社论。国内一时刀光剑影，杀气腾腾。
真是一声霹雳当头！当天中午，我在采石矶中学就看到了《中央日报》刊登的通缉令。所幸开明、善良的校长（可惜他的名字已记不起来了）当即把报纸藏了起来，并秘密通知我立即离校。
记得那天是个月圆之夜。皓月高悬，把大地照耀得一片银白。明月历来被文人骚客吟诵、赞美，但那天夜晚，化装潜离南京的我，头戴礼帽，身穿长衫，架着一副借来的金丝边眼镜，望着朗朗月光，难禁恨上心头，诅咒月亮是在“为坏人掌灯”。
我过下关，渡长江，登上北去的陇海铁路列车，奔向开封，再转赴豫西解放区。
我在开封南关马车行里，搭上一辆驶往许昌运盐的马车。
那时，许昌已经解放。从开封到许昌不足一天的路程，但是路上要穿过国共两个政权辖区之间的游击区（即中间地带）。那一带时常发生抢劫，被人们视为“凶险之途”。
当我走近这个中间地带，在一段低洼的牛车路上，迎面走过来几个神色张惶的人，他们一个个耷拉着头，默然疾行。我心头一紧：敢莫是要碰上歹人了？
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有人厉声喝道：
“站住！举起手来！”
三个穿黑衣、戴黑帽、帽沿儿压得低低的大汉，手持“盒子枪”，从右侧山坡松林疾步朝我和盐车走来。接着又喝道：“把鞋脱掉！检查！搜身！”
从开封出发时，二哥二嫂送我一只他们订婚时的金戒指和五块“袁大头”。他们想得周到，把戒指拉直，缝进了我的布鞋帮里；五块银元在我搭上盐车时，已把三块塞进一个装盐麻包，另两块放入鞋底。
歹人们抢走了我放在鞋里的两块银元，总算有所斩获，又对我厉声喝道：
“站住了！不许动！”一边呵斥，一边疾步退回松林远去了！
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被拦路抢劫。
当晚我到了新解放的许昌地区招待所。主人热情地端着新出笼的白馍和醋蒜凉拌新鲜萝卜缨招待我。虽然“平安到家了”，但是一点也吃不下去。我的心潮翻滚，五味杂陈。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内战的火焰又在几个战场熊熊燃烧起来了。
2016年4月23日，由新华网和中华辞赋社联合主办的“中国百家山水诗赋文化工程”启动仪式在新华社综合楼报告厅举行。图为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聆听嘉宾精彩发言。新华网发
老爸的三个指头
1948年10月的一天，姐夫从老家打来电话说，父亲已经与世长辞。放下电话，我愣怔了片刻，继而双泪滚滚，终于抑制不住，嚎啕大哭。
那时，我刚从解放区调进新华社开封分社工作，不便请假回家。是善良、厚诚的姐夫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替我们兄弟三人持哭丧棒、扛柳木栓、摔盆送葬。我在开封扯了一块黑布，套在左臂上三个月，算是尽了孝心。之后每念及此，就悔恨自己愧对疼我爱我的父亲。
妈妈告诉我：父亲临终时，已经说不出话来。他颤抖着举起右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久久不肯放下。妈妈问他还有啥事要交待？他含着泪水，只是直瞪瞪地看着妈妈。
“那时，国民党要抓你，咱乡里传说，你已经被捆着塞进竹篓，沉入长江底了。你爹是心里悬着你才不闭眼呀！”妈妈垂泪对我说。
父亲是因浮肿病不治而去世的。那时，内战打得正烈，家乡刚刚解放，农村凋敝，此前的1942年中原大旱、赤地千里的阴影还笼罩在人们心里。我心里明白——重病在身的老爸再无力前行，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
父亲是县里一位小学名师，桃李遍及四里八乡，重教的学校和家庭都争相聘他。他教书育人，谆谆善诱，还资助过一个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寒无力念书的学生。
我们县城里的首富之家，曾盛情邀请父亲去他家当了三年家庭老师。那时，县城到我们村没有汽车通行，父亲体胖，黄包车（即人力车）不愿拉他。因此，他每次都步行回家，三十华里的路程，总是晌午过后才能走到家，双脚打满了水泡。到家后，母亲赶紧找出一个大号缝衣针，点起油灯，拿针在火苗上烤一会儿后扎水泡。接着，拽一根头发在手，穿进水泡的针眼，把淡黄色水液放出来。如此这般，那水泡第二天就干瘪愈合了。这情景，就像一幅图画，久久刻在我的脑海。
父亲写一手好字，每年都在宅子二门上张贴一对据称是清代张廷玉父子两代尚书创作的楹联，上联是：忠厚留有余地步；下联是：和平养无限天机；横批是：耕读传家。
父亲一生清廉、秉正，耳濡目染，成为我构架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源。
抗日战争时期，大哥半工半读，从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曾在河南省财政厅短期任职。有一次，大哥从开封（当时河南省政府所在地）返家休假。县政府闻讯后，给我家送来一个“点心匣子”。当时大哥已经休假期满返回开封。父亲当即决定，把这盒点心原封送还县政府。他说：“老大已经回开封了，这礼盒理当送还人家。”
我从16岁以后，常年求学在外，只在暑假、寒假回家小住，长期没有孝敬过父母。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校方决定把暑假延长到6个月。
我从重庆搭乘长途汽车返家。途经川北龙门山东麓。满山遍野的红杜鹃花，险峻的剑阁蜀道，以及关中路旁挺拔的白杨树，令我阅尽祖国大好河山的壮丽景色。
行前，想到父亲酷爱品茶，专程到重庆市区买了一个“窝窝头（沱茶）”，孝敬父亲。
回到家里，父亲捧着“窝窝头”再三端详，看得出他是满心高兴。
他把自己烧水冲茶用的洋铁壶洗了又洗，涮了又涮，灌上刚从村里那口深井提上来的“井拔凉”，又找来两块青砖，立起一个火灶，拿着一把大蒲扇，动手烹起茶来。
水开了，冲好茶，他端起白瓷茶杯，抿了一口又一口。
不料想，他皱起眉头，朝我问：
“这是沱茶吗？”
“是呀。”我答。
“是真货吗？”
“是呀，是我专程到重庆市中心茶叶店买的呀！”
父亲摇揺头，没有再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才懂得：茶叶是很娇嫩的物品，怕烟、怕酒，也怕太阳暴晒；保护不好，就变成一把树叶了。我懊悔自己愚钝，一片孝心竟成了“白操心”！
但父亲并没有埋怨我一句。
我从上小学初懂事起，到父亲61岁去世，绕膝多年，他从没有厉声对我说过一句话。
有一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是我上初中不久。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事，和父亲谈到河南省的渑池县，我把“渑”字念成了“绳”字。父亲问我：“什么？什么？”我答：“‘绳池县’呀，不是在郑州西边吗？”父亲拿起一个小竹棍儿，在地上写了一个“渑”字，一个“绳”字，对我说：这个念“mian（音：免）”，这个念“sheng（音：绳）”。不过这个“渑”字，却也可以念作“绳”字，但那是特指山东省古时一条小河的名字。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面看到父亲认真、求实、一丝不苟的品格。他的这种品格使我一生受用不尽，尤其是当我从事新闻工作、执笔为文的时日。
飘香的木瓜树
老家后院有个竹园，竹园西南角有一棵木瓜树。这是一棵奇异的树：它主干不高，当属灌木一类。银灰色的树皮斑驳，呈块状脱落，树叶厚墩墩的。深秋树叶飘落，枝头缀着一个个金色的果实（木瓜），清香四溢。家人都知道此树是爷爷移植来的，但谁也说不清是从哪里移来，更不知道树的学名。
每年快到春节，把“木瓜”摘下来，按“品”字形放进一个“尺二”的白瓷盘，摆在厅房供来客观赏。从冬到春，放上两三个月，依然鲜亮，清香四溢。待到仲春，木瓜渐渐枯皱，还舍不得丢弃。爷爷把它切成四楞形长条，放到蜂蜜里浸泡几天，变得又酸又甜，成了我们儿时争食的美味，据说还有化痰的功效。
爷爷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一生没有“功名”，几次应试，都没有“金榜题名”。他重视育人，在我家腾出两间瓦屋，兴办义学，从外地请来一位私塾先生，给十里八乡前来求学的孩子们授课。
他酷爱花木，为此勤劳操持了一辈子。老家小东院种着栀子花、牡丹、芍药、金桂、银桂、蜡梅，花繁叶茂，都是他侍弄的。花木施肥需要马粪，我家不养马，他就到处去寻觅。
栀子花在麦收季节盛开。每年花开时，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纷纷来我家采上一朵插在发髻上，走去时一路飘着阵阵清香。两棵桂花树——一棵金桂，一棵银桂，更招人爱。
中秋节前后，村外老远就能闻到桂花香。有一年逢牡丹“大年”，一株牡丹竟开了两百来朵。清晨，粉红色花瓣滚着晶莹的露珠。爷爷喜出望外，特地找来几根竹竿，用白布给牡丹搭了—个凉棚，延长了十多天花期，四乡邻里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
爷爷有一个“忘年交”，是邻村一个中年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农业技术员之类的称号，但他确实是个农村的能人。他腰间常年别着两把工具：一把是剪枝刀，一把是嫁接刀。他嫁接的一种梨树被村里人称“落花甜”，梨子成熟后掉到地上能摔成八瓣。
爷爷一生勤劳。每天东方破晓，他就抄起一把粪叉，背一个竹篮出村。绕村一周，捡回一篮子狗屎人粪，往积粪坑里一倒，才去吃早饭。他的早饭也有些特别：一个煮鸡蛋，再喝一碗白开水，送下一捧生黑豆，从来不吃面食。
爷爷读圣贤书，一生乐善好施。
老家后院有一棵楸树，主干直溜溜的，有几丈高。爷爷每年在树的低杈挂个小竹篮，里面放些杂豆、高粱米，引来成群的灰喜鹊啄食。后来听说村外白河渡口需要一条渡船，还要搭建一座木桥，他立即砍了楸树，捐给渡口。至今将近百年，这渡船和木桥还一直在使用。
老家堂屋正中悬挂一幅《朱柏庐治家格言》，字字端庄秀丽，无名氏书写。爷爷一生依此践行不怠，也常招呼我们伫立字幅前念诵。
1942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千万灾民成群结队，扒陇海铁路火车西逃。爷爷决定舍粥赈灾，每天上午、下午各熬一大锅高梁面粥，放在我家大门外，供过路灾民自由取食。
爷爷晚年曾在外地任土木工程师的叔叔家小住。暮年落叶归根，倦鸟思林。家里买了一个竹圈椅，扶他上了火车，回到老家。不久后，爷爷无疾而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