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花27年把《君主论》译成中文的法学家走了
1958年，在接到商务印书馆约稿时，潘汉典已经是掌握了英、法、德、日、俄五国外语的翻译家了。但在准备翻译时，他发现《君主论》一书的美、英、法、日、德各国译本的文义差别诸多、莫衷一是，潘汉典便从零开始，学起了意大利语。
10月26日凌晨5时41分，著名法学家、法学翻译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比较法研究所创建人、原所长潘汉典因病逝世，享年98岁。
在潘汉典98年的人生里，他掌握了德、法、日、俄、意、英六门外语，翻译过罗马尼亚、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的宪法，还曾耗时27年，翻译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潘汉典是公认的当代中国比较法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潘汉典从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毕业以后，开始包括比较法在内的法学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他参与创立了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我致力于介绍和翻译有关国外法律和法学理论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它们能够为建立我们国家的良好的法律制度和法学体系提供有用的帮助”，潘汉典说。
潘汉典一生为人低调，极少谈论自己的成就。大多数时候，他都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点一盏黄灯，埋头读书或是写作。
在潘汉典逝世的前一周，他的译作《权力斗争论》正式出版。这也是他生前最看重的作品之一。
“小书斋”的晚年
快满100岁了，潘汉典还是常常窝在自己的“小书斋”。在这间逼仄的房间里，目之所及都是书，它们被整齐地码在书柜里、成摞地堆在书桌上和地上。在这些书中，很多都是中外名家的法学巨著，是年代久远的珍藏本、手抄本。
再早些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常常在研究生院的外文书库见到他的身影。头发花白，戴着眼镜，把头埋进一本本典籍里，一看就是一天。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新宇说，“熟悉他的人会发现，他看书的速度很慢，有时候盯着一个封面都会看很久。”
潘汉典总有看不完的书。儿女们回忆，以前没有传真机和复印机的时候，需要的文章资料要一页一页地翻，书要一本一本地查看，而且要一字一句地打字或手写记录下来。“那些年年月月，在浩瀚的书的世界中，他辛苦地工作，快乐地生活。”
前两年，潘汉典生了一场病，腿脚不再灵便，很少出门，书比以前看得少，没有精力再伏案研究，连喜欢的画笔也拿不稳了。墙壁上挂着年轻时他在北大沙滩红楼为妻子王昭仪画的素描像，下面写着：“一个幽静的星期日，在绿茵满窗的灰楼”。
潘汉典。图片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博
学生白晟常去探望潘汉典。王昭仪总会叮嘱白晟，和潘汉典交谈最好不要超过一个小时，以免耗费过多精力。但潘汉典见到白晟来了，常常话都收不住，两人常常讨论学界的新进展、法界同仁的近况，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
10月19日，由潘汉典翻译的德国法学家耶林的《权力斗争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白晟带着刚刚付梓的样书去拜访他。潘汉典很兴奋，拿着新书拍了一张照。照片上的他坐在白色沙发上，穿了一件蓝棉袄，双手捧着书，头微微歪着，脸上挂着温和的笑。
他们商量着，在他99岁生日时举办一场新书首发式，跟大家分享成果，也借机和许久未见的朋友、学生们聚一聚。潘汉典高兴地答应了，然而，他没能等到12月3日生日那一天。
为准确翻译《君主论》，从零开始学意大利语
在潘汉典身上，最重要的一个标签是“当代中国比较法学的奠基人之一”。
1920年，潘汉典出生在广东汕头，父亲毕业于广东法政学堂，是当地有名的律师。潘汉典从小成绩优异，大学考入了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法律系。
潘汉典就读的东吴法学院不但课程多，且大部分都用英文讲授，还运用英美法的“判例法”来教学，要求十分严格。与潘汉典一同入学的71名同学，只有25人顺利拿到了学士学位，潘汉典是其中之一。
潘汉典先生的东吴法学院本科学业证明。
在上学时，潘汉典选修了法、德、日等外语课程，毕业后，又自己学习了俄文，开始翻译外国的法学著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需要借鉴其它国家的立法经验，来建立和完善中国的法律体制，潘汉典也希望在此领域做出贡献。
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学派在中国盛行，1956年，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创办了杂志《政法译丛》，杂志创刊号收录的文章全是清一色的苏联法学和法律的译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潘汉典一边按照国家的要求对苏联的体制和法律进行深入研究，但没有停止对西方法学动态的观察与了解。在他看来，国家要强大、要走向世界，西方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国家必须要了解、掌握的重要内容。
宪法是潘汉典学术研究的重心。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翻译了英国、摩洛哥、日本、索马里等十余个国家的宪法。到了80年代前后，又翻译了罗马尼亚、日本、法国、德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六国的宪法。
在潘汉典从事的翻译工作中，最为人所知的一个故事是，潘汉典花了27年的时间，把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翻译成了中文版，尽管这本书只有126页，不到10万字。
1958年，在接到商务印书馆约稿时，潘汉典已经是掌握了英、法、德、日、俄五国外语的翻译家了。但在准备翻译时，他发现《君主论》一书的美、英、法、日、德各国译本的文义差别诸多、莫衷一是，潘汉典便从零开始，学起了意大利语。
对马基雅维里及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潘汉典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读遍了所有马基雅维里的著作和关于马基雅维里的研究资料。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利，他在译者序为马基雅维里作了一个精炼的小传，也在书中做了220多条脚注，70字以上的有70条，最长的一条有200多字。
他还对中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作出了直接贡献。在1954年、1975年、1978年宪法中，“Asylum”一词均被误译为“居留权”，但事实上，它的意思是“受庇护权”。潘汉典发现以后，及时反馈给了时任社科院法学所国家法室主任王叔文，才在1982年宪法修订时改了过来。
“身为比较法学家的潘先生不仅将比较法视为方法，而且以比较法视为生活方式，是一位纯粹的学人”，白晟如此形容他。
“我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
勤奋，是潘汉典治学的信条。1991年，年过古稀的潘汉典从中国政法大学退休。退休以后，潘汉典也没有闲下来。
1993年，还在学校读研究生的薛波想编纂一本英美法词典，为中国法学界提供便利。但在当时，由于早年对西方法学的排斥，中国缺少精通英美法的学者。于是，薛波找到了潘汉典。作为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潘汉典接受过大量英美法的教育，且擅长多门外语，由他来担任词典的总审定最为合适。
在1994年到2003年期间，八十多岁的潘汉典和薛波一起，多次到上海拜访当年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同学，邀请他们一起加入词典的编纂工作。
潘汉典参加活动。图片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官方微信
据《南方周末》报道，这些参与编纂的学者平均年龄为84岁，但对待学术，依旧严谨。卢绳祖先生为了审定“美国法”这一词条，写下了2000多字的注释；王毓烨先生视力不好，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但家里没有阳台，每次都要到8公里外的女儿家工作；而潘汉典，在一次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2003年，《元照英美法词典》横空出世。在词典开篇，有一串很长的致谢名单。但词典中，出现潘汉典名字的地方只有“缘起”和“总审定”两处。
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已过耄耋之年的潘汉典谈起了参与审定的初衷，“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
2003年，潘汉典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特聘博士生导师”，第二年，他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招收博士生。“他是‘不知老之将至’，全情投入教学工作”，2008年，白晟考取了潘汉典的博士研究室，尽管当时潘汉典已经88岁了，还是不遗余力地指导学生们做学术研究。
93岁那年，潘汉典在1945年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准备出版，半个多世纪过去，当年的手稿已经泛了黄、积了灰，潘汉典要把它们从箱子里翻出来，一一审核、校对。
那段时间，潘汉典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状似痴迷，日以继夜是常事，连吃饭都得人催几次，刚放下饭碗，又进了书房。由于工作太投入，他还一度患病进了医院。
在评价潘汉典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鸿钧说，“先生以其广阔视野和突出的研究能力，本可以撰写更多属于自己的著作。但先生以为，在外国法和比较法领域，与其撰写所谓的著作或论文，不如忠实地翻译原著，编写具有持久意义的工具书更有价值。这种淡泊名利的心胸和甘做嫁衣的奉献精神，给我们晚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2年9月7日， 92岁的潘汉典出席了法律出版社举办的“潘汉典法学之路”恳谈会。当时，他刚刚从医院出院，精神却十分抖擞，穿了一身西装，打着红黑相间的领带。会上，潘汉典用一句话总结了他的一生，“我仅仅是一个勤奋的学者。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让域外更多的知识和制度为我们所用，最终建立起一个法治的中国。”
参考资料：《东吴身影：走近潘汉典》（白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白晟博客“静静的白天鹅”、《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南方周末》）
新京报记者周小琪编辑陈晓舒校对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