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在佩索阿的这部诗集里，疲倦的你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
译者杨铁军说，很多读者在《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一种亲切感。虽然冈波斯悲观到了极点，任何行动都无法完成，任何决定都做不了，但是他有一种根本的人性，和我们现代社会是相通的。
10月25日晚，作为第四届十月文学月系列活动之一，雅众文化联合库布里克书店，举办了《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的分享活动。《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是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写于上世纪初的诗集，却可以与当下的我们产生强烈的共鸣。佩索阿用异名“冈波斯”的身份，书写了对世界的悲观与厌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行动”的拒绝。尽管冈波斯是个虚构的人，生活于遥远的里斯本的一个阁楼里，却能打动生活在当下异国他乡的我们，其中的原因有哪些？这部诗集又对写作者有哪些启示？关于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诗集中文译者杨铁军。
采写|新京报记者张进
杨铁军（左）在活动现场。
很多人在这本书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新京报：《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在当下很多读者心里产生了比较强的共鸣，销量也很不错。你认为其中原因有哪些？
杨铁军：其实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一直都有担心。并不是担心它不好，而是担心它太好了，却因为悲观的态度，反而得不到理解。不过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虽然有少数人痛恨这本书，因为它所流露的态度，似乎对他们的生活观构成了一种莫大的冒犯。但是更多的读者理解了冈波斯（佩索阿的异名），并引以为知己。这让我倍感欣慰。
很多读者在这本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感到一种亲切感。虽然冈波斯悲观到了极点，任何行动都无法完成，任何决定都做不了，但是他有一种根本的人性，和我们现代社会是相通的。这些作品虽然写于上世纪初，但却对人类在后现代社会的处境有了一种超前的洞察，所以，才会激发当代读者的共鸣。
冈波斯的悲观有一种无奈，沉痛，他在失眠的夜晚，看到对面窗口亮灯，一个人影好像十字架，觉得那个人就是他的同伴，但这个同伴他是够不到的。这种不合时宜的感觉和同时期以及后来的欧洲现代派的异化感是一样的。在现代处境下，因为中心的崩裂，我们注定都是分裂的、孤独的，但正因为如此，心中才会有完整的乡愁。冈波斯最大的主题之一是回忆童年，这很有象征意义。
很多人会更喜欢卡埃罗（佩索阿的另一个异名）一些，因为卡埃罗是完整的，是前历史的，没有任何思想的负担。冈波斯的读者可能会两极分化。喜欢的喜欢到不得了，不喜欢的不喜欢到痛恨。卡埃罗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人们喜欢他。而冈波斯完全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或者喜欢他，或者痛恨他。
新京报：前言中提及了一些冈波斯的性格特征和人生经历，他也被视为与佩索阿本人最为接近的异名。冈波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杨铁军：冈波斯早年的时候在苏格兰学习海军工程学，是一个不太检点的花花公子，乘船去过东方旅行。这些经历是佩索阿没有的，但也许是佩索阿渴望有的。冈波斯一事无成，回到葡萄牙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早年的奔放不羁不再，心中有强烈的失败感。他所有的伟大抱负都成了梦中的泡影。他讨厌自己的拖延症，但却在出发的前夜，永远收拾不好行李。因为出发，也就是行动，对他来说，其真正的意义不啻死亡。他在梦里征服了世界，好像恺撒，但从梦里醒来后，世界一片迷茫。
冈波斯几乎是佩索阿唯一的一个性格有发展的异名。佩索阿直到去世前一个月还在为冈波斯写作。可见佩索阿对冈波斯这个异名的偏爱。因为卡埃罗是一个创世者，是混沌初开的命名者，没有缺失的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佩索阿安排他二十几岁就死了。而佩索阿给了冈波斯足够的时间去发展，让他有相应的作品风格的变化。无非是要借着冈波斯的语气，说出自己想做而不能做的事，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事情，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不想说却必须说的话。这样才能更充分表达他生命中的一个不可能的向度，这个向度在他的脑子里，在梦中是最真实的存在，所以不能浪费，必须要借一个异名的口，用最真诚的方式实现，才能心安。
《想象一朵未来的玫瑰》，作者：费尔南多·佩索阿，译者：杨铁军，版本：雅众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19年5月
诗歌翻译的第一准则是准确性
新京报：诗的翻译一直是个被不断讨论的问题。在可译与不可译，以及如何翻译上，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在著名的《烟草店》一诗的别的译本中，最后一句中的“烟草店老板”有的译本翻译成“烟草店之神”。为什么同一个词在中文里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你认可的翻译准则有哪些？
杨铁军：我看到的所有英译本都是烟草店主人或者烟草店老板，葡语原文是Dono da Tabacaria，也只有烟草店主人或烟草店老板的意思。“烟草店之神”肯定是译错了。我不知道那个译者有什么根据。
不过我手头有墨西哥作家帕斯的一篇文章，帕斯把烟草店老板比作一个神，把烟草店比作现代人的神殿，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不过也只是帕斯一个人的理解。即使这种象征性的理解是对的，也不能把“烟草店主人”替换为“烟草店之神”。因为翻译是翻译，不是解释，要相信读者的理解力。翻译尤其不能牵强附会，强把译者的理解，尤其是把象征性的理解，直接当做本义译出来。更何况帕斯也只是说，烟草店老板像神，从来没有直接说“烟草店之神”。他发表的是评论，不是翻译，不能作为翻译的依据。
关于翻译原则，有太多可说的了，这里无法一一细谈。不过，简单说来，我认为翻译的第一准则当是准确性。很多时候准确性出来了，才谈得上创造性。准确和创造性并不矛盾。因为准确需要创造性才能呈现。我看到太多的诗歌译者，他们以为模糊、让人看不懂才是好的。这样的译者是乱造，不是创造。我这里指的不是错漏，偶尔的错漏谁都不可避免。我指的是有些翻译，几乎每一个句子，或者每一页就有两到三处这样那样的理解错误。也许原文80%到90%的意思都被他翻出来了，但总是差那么一点不到位，不管是外语程度欠缺，还是汉语程度欠缺。一本书全都是这样，就没法看了。偏偏很多读者还觉得好，因为这种翻译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培养了一批这样的读者，彼此有着相同的美学期待，形成恶性循环。
一个诗人需要破除日常话语的遮蔽
新京报：作为诗人，你认为佩索阿的这部诗集有哪些地方是值得写作者借鉴学习的？
杨铁军：我认为冈波斯的“直接性”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我们很多写作者相信所谓的“诗在远方”，身边的都是“苟且”。其实这种流行的观念是对诗的最大误解。冈波斯根本就不出发，他丧失了出发的能力，而且由此发展出一套反对“行动”的哲学。他的世界可能就一个阁楼那么大，充满了日常生活的厌倦。他对世界的态度并不积极，甚至有点洁癖式的厌恶。就这样颓废、寒酸的主题，被冈波斯用“直接性”的刀刃咔地劈开，让读者体验到生命最大的真实感、生活最糙的质感。
这种“直接性”、“当下性”看似简单，但却包含了写作全部的奥秘，其实也是最难的。往往需要花费几十年的工夫，剥去繁复，反复锻炼，才能真正做到。我们日常的话语，因为流行观念和历史观念的渗透，不由分说地把我们裹挟在生活的洪流之中。一个诗人需要破除这些话语的遮蔽，达到认识的直接性，才能真正站起来。这需要绝大的勇气。悲观的冈波斯就有这样的勇气，所以他才能达到真正的“直接性”。但讽刺的是，冈波斯却是一个异名，如果佩索阿没有这个异名，也许就无法如此发声了。这说明，勇气是一方面，是开始，但好的文学虚构并不是躲避，而是强化。
新京报：据说佩索阿留下的草稿有2万多份，目前中文读者认识到的佩索阿应该是很小的一部分。能不能分享一些国外对佩索阿研究、出版的新内容？
杨铁军：应该说佩索阿作品翻译成中文的也不算少了。卡埃罗的全集已经有闵雪飞的葡语直译的版本，韩少功翻译的《惶然录》是另一部重要的作品，虽然篇目不全。程一身也有一个译本，从目录看，好像包括了各个异名的部分诗作，还有一些散文。我翻译的这本主要是冈波斯的短诗，包括《烟草店》《鸦片吸食者》等长诗。但不包括冈波斯的《海洋颂》《胜利颂》以及那首向惠特曼致敬的长诗（黄茜曾在网上贴过这些长诗的部分译稿）。
雷耶斯和佩索阿本人的诗还没有单独的译本，是一个比较大的缺憾。佩索阿的英文诗迄今为止也没有中文译本。我在翻译的时候参考过这个网站：http://arquivopessoa.net/，需要查证的葡语原文都能查到。佩索阿的手稿整理工作还没有完成，但是重要的几个异名，尤其是诗人，除了佩索阿本人，基本都差不多了。对佩索阿最新的学术研究超出了我的兴趣范围，我没有关注。
撰文：张进
编辑：吕婉婷；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