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受争议林毅夫：我不赞成随机实验法
新京报讯（记者侯润芳）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但在国际学术界，这三位得主所倡导的实验方法备受争议。如何看待这三位诺奖得主的实验方法？在今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际年会上，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发表了看法。林毅夫表示，他并不赞成随机实验的方法，并表达了担忧：“现在不做随机控制实验，文章就很难发表了，这就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发展经济学界的努力引到歧途上。”
据悉，此次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采用实验性做法，这一做法的背景是什么？林毅夫介绍，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产业结构的变迁来实现现代化。当时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一些发达国家拿钱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现代化体系，但都没有成功。到了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当时的国际发展机构、双边研究机构等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是，进行所谓的结构调整，让这些国家去实行华盛顿共识中的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自由化等。而在改革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紊乱、经济下滑等，在这个过程中，国际机构等给与这些国家援助以帮助其渡过难关。当时的看法是，只要把市场制度安排好了，资源配置就有了，寻租的腐败行为就没有了，经济也可以马上改善。但是最终的结果来看，发展中国家按照上述思路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制度结构调整或者制度结构改革仍然都不成功。
“国际发展机构认为，这种宏观的结构调整不成功，干脆就做人道主义的援助，所以希望把这个钱直接给穷人，来帮助穷人。”林毅夫说。
但是如何帮助人？林毅夫介绍，针对个人贫穷的援助有两种。第一种办法是健康，所以给与了很多的医疗援助。第二种办法是提高人力资本，所以给与了很多教育援助。但是最终发现，这些项目的效果很差。比如，可以盖一个学校，但是学校的话学生不听话，或者说老师也不来。如何使得学生愿意来上学、听课，老师愿意来学校、也愿意讲课，进而提高人力资本？
也就是说，如何提高微观项目的效果？“16年前，他们开始提出，做这个项目就像做新药一样，新药是否有效，要做随机控制实验，其出发点是对失败的宏大发展思路的反思。”
如何看待这种随机控制实验的方法？林毅夫表示，其并不赞成随机实验的方法，并给出了两方面的解释。
第一，医药的新药可以做随机控制实验，但药品跟援助项目有不同。一个药是不是有效，基本上是人的基因决定的，人的基因99.999%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新药如果在随机控制实验当中被证明是有效的，上市以后基本上应该都有效，只有极端个例无效。但是这些援助项目，比如一个村子里面，如果要让病人来看病，要奖励他他才愿意来。如果要给他一个奖励，可能给红豆的奖励就有效，但是给绿豆或者是花生，这些穷人可能就不愿意来。而到另外一个村子，可能给红豆的奖励也无效了。这是因为每个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历史都不同，所以，随机实验的方法在一个地方有效，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无效了。因此，做随机控制实验看起来很科学，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种实验在这个村子的运用确实很科学，但是在这个村的研究并没有办法推广到其他村，更别说推广到全中国或者是全世界。“如果用这种方式做发展政策的话，全世界有几百万个村，就要做几百万个随机实验，更重要的是愿不愿意来看病的实验中的变量不只是一两个，可能是成千上万的，那（随机实验）怎么可能去成功？”
林毅夫进而提出，花很多钱去做几百万、几千万个的随机控制实验，并不见得能够让这些国家发展起来。他以北非的教育水平为例指出，北非的教育水平在这些年发展得不错，但是没有就业，一部分人可能会跑去欧洲，但是绝大部分人还留在当地。这些人会用Twitter，但是没有工作，心里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点生活问题可能就会变成大的社会问题，成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而这些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让地方发展起来的问题。“从大的方面看，发展起来的国家，哪一个是做随机控制实验的？”林毅夫提出。
“当然了，他们得了诺奖我们要祝福，但是我很担心。巴丹（记者注：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今年诺奖获得者所在的一个项目的领导者）说在过去的十年，90%投到JDE（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文章是做了随机控制实验的，而且因为获奖者是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之一，现在不做随机控制实验，文章就很难发表了，这就可能会把我们整个发展经济学界的努力引到歧途上。”
实际上，北大国发院讲席教授张晓波近期也曾对新京报记者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张晓波表示，今年三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的随机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对于刚出道的经济学者，这种方法容易被接受。同时他们控制着主流的经济学杂志（埃丝特•迪弗洛是最权威经济学杂志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现在不做田野实验，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很难在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因此很多人跟风去做类似的田野实验。但这种实验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三位获奖人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作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现在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比较担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会跟风，会为了做实验而做实验，反而忘了总结这些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经验。”张晓波表示。
新京报记者侯润芳编辑任婉晴校对郭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