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影像谱系资料《云冈石窟全集》出版迄今最为完整和权威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流传着“云冈石窟在中国，但研究在日本”的说法。《云冈石窟全集》的主编张焯说，这套书在学术价值上完全超越了日本，超越了日本学者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套《云冈石窟》，是迄今最为完整和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
撰稿丨新京报记者何安安
云冈石窟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兴造的皇家石窟寺，在历史上掀起了各地石窟寺的营建运动，影响远及中原、河北、河西及西域地区。其造像制式被佛教考古界称为“云冈模式”，代表了公元5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20世纪上半叶，云冈石窟的研究以日本学者为主。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然而，一千五百年来风蚀水泐，石窟部分造像残损严重，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正面临着逐渐消逝的危险。
为了给这些造像留下一份完备的视觉档案，并对濒危艺术杰作进行一次抢救性的系统记录，将历史上、国内外对云冈石窟所有的研究成果予以梳理、总结，及时公布最新考古成果，2013年，以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为主编的编纂团队秉承图像学理念，启动了《云冈石窟全集》编辑工作。历时7年，终于编纂完成，经由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用图12710张，收录造像59265身，编号洞窟45个，前19卷全景式展现了石窟群的所有雕刻内容，第20卷则总结概述了历次考古发掘成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云冈石窟全集》首次全面披露窟前考古成果，并首次通过电脑模拟呈现了第20窟早已坍毁的西立佛等，极大带动了云冈石窟的学术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和权威的云冈石窟影像谱系资料。
《云冈石窟全集》由张焯主编，青岛出版社出版发行，共二十卷。
日前，由青岛出版集团、云冈石窟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共同主办的《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丁明夷、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葛剑雄、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原主任罗世平、北京大学教授朱青生、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中国美术出版总社原社长汪家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浙江大学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主任谢继胜、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教授郑岩、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李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等一众专家、学者就《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研讨与交流。张焯表示，《云冈石窟全集》在学术价值上完全超越了日本，超越了日本学者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套《云冈石窟》。
近日，在《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一众专家、学者就《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意义和学术价值进行了研讨与交流。
历史上为何有“云冈石窟在中国，但研究在日本”的说法？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有“云冈石窟在中国，但研究在日本”的说法。活动现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首先谈到了《云冈石窟全集》的出版价值，他提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作为云冈石窟的所在地，却没有一套书比日本学者的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葛剑雄说，在上周五中央文史研究馆举办的论坛上，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提到季羡林先生曾说“敦煌学在世界”，认为敦煌是全人类的文化瑰宝，从这个角度来说，世界各国都应该来研究敦煌。葛剑雄认为，推及云冈石窟也是这样，我们要在保护的基础上，让它为大家所用，也就是说，一方面要把它保护好，但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云冈石窟全集》这样一套书为全世界提供研究、了解、体会云冈石窟重要意义的基本材料。葛剑雄表示，《云冈石窟全集》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图像宝库，里面还有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符合专业规范的详细的信息记录。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学术界之所以流传着“云冈石窟在中国，但研究在日本”的说法，是因为在这套全集出版以前，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出版的16卷32本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云冈研究的最高水平。这套书虽没完整地表述云冈石窟的内容，但很多研究石窟以及佛教造像的专家学者，都以此书为范本。
在上世界前半期的云冈研究者中，虽然也有像陈垣、梁思成、周一良这样的中国学者，但都未进行过系统解读。1947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籍时，发现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原文，弥补了唐代贞观至金代皇统约五百年间云冈石窟修建的历史空白。这之后，宿白多次来到云冈石窟考察，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否定了日本版《云冈石窟》对于云冈石窟的分期问题，建立了“云冈学”的雏形。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宿白的石窟考古培训班是石窟人才的“黄埔一期”
在现场座谈环节，山西大学副校长杭侃从自己读书时修中国美术史课，与宿白先生的一段往事讲起。宿白曾经举办了第一个石窟寺考古培训班，从测量、摄影教起，这个班也被很多石窟研究人才称为“黄埔一期”。现场参与座谈的许多专家、学者，也与宿白有着各种各样的缘分。
葛剑雄提到，虽然《云冈石窟全集》出版的时间较迟，但也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因为如果早十年出版，无论是出版技术还是摄影技术，都达不到今天这样高的水平。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罗世平已经做石窟研究很多年，他说，到云冈石窟，最大的困难就是第6窟、第7窟，即便用小望远镜也看不清楚，但《云冈石窟全集》中能够清晰地看到每一个角度的形象，解决了自己多年来的遗憾。宿白曾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质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于1978年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长广敏雄先后两次撰文进行激烈反驳，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中国石窟》丛书《云冈石窟
（二）
》
（日文版）
中《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在其中一个“注”中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
罗世平说，在这场中日学者的论证过程中，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年代分期，尤以第27窟存在较大的分歧。此外，宿白在论证的过程中提出了关于文化形态的问题，在考古学上提出了云冈模式，这个概念如何形成？这些相关问题和图像在《云冈石窟全集》中都可以得到答案，为图像、经典、现场和相互关系等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契机。
以图像为主的研究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愈发重要
龙门石窟研究院院长余江宁谈到，龙门石窟远承印度，近承云冈。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460年
（至今学术界还有争议）
，龙门石窟的开凿年代则为公元494年或者493年，差了三十多年。余江宁说，宿白当初在龙门石窟举办的石窟寺考古培训班上，提出要做好石窟考古报告和基础资料的整理，而《云冈石窟全集》出版，圆了宿白的宿愿。余江宁忆及2000年前后，宿白几次亲临龙门石窟，手把手教龙门石窟研究院完善现有档案，整理拓片、照片资料，终于历经13年，在去年正式出版了龙门石窟历史上首部考古报告《东山擂鼓台区》。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艺术、历史和考古有什么关系？”朱青生原来并没有做过石窟研究，但因为维也纳大学和北京大学汉画研究所的一个项目，让他开始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他注意到，在做石窟研究时，考古得来的信息只是一部分信息，更为重要的信息是图像信息，朱青生得出一个结论，历史是以文献为主研究所有的问题，考古是以物质为主研究所有的问题，而艺术史是以图像为主研究所有的问题。朱青生说，在过去，以图像为主的研究被认为不太重要，但随着图像时代的到来，记录手段、储存手段和传播手段的发展，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说，已经到时候去正视艺术史和考古的关系，共同完成一些工作。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云冈石窟全集》在学术价值上完全超越了日本
1988年，宿白在云冈石窟举办了第一个石窟寺培训班，培养了一系列基础人才。作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回顾了云冈石窟的研究历史。“1902年日本的建筑学家来到云冈，他惊讶地发现日本艺术的源头在这里，于是他向全世界推出云冈，大批的日本学者、法国学者走进云冈，特别是1938年到1944年，日本京都大学一支调查队进入了云冈，一待就是七年，然后在1951年到1956年出了一本大书，名字就叫《云冈石窟》。这是一本了不起的书，因为是在日本战败之后，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推出了这套书，而且这套书获得了天皇奖。这套书一直是中国学者心头的痛点，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山。”
同样是在上世纪，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云冈，周一良、陈垣、梁思成、林徽因、宿白等先后参与其中，对云冈的研究也逐渐深入。
2013年，以张焯为主编的编纂团队秉承图像学理念，启动了《云冈石窟全集》编辑工作。为了出版《云冈石窟全集》，一共组织了四个摄影团队，一拍就是五年，拍出20多万张照片。张焯说，之所以说这部书在完整性、系统性上超越了日本学者的著作，是因为当时日本学者对于西部洞窟、龙王窟洞窟，以及中部的一些小洞窟都没有来得及做。除此以外，这套书把数字化工作、三维激光扫描灯新技术，使用到测绘和线描图上，使其能够从考古学的角度有一个完整资料的体现。
《云冈石窟全集》内文插图。
昙曜五窟的历史意义象征是什么？过去人们说昙曜五窟三世佛，但今天并不会这样说，因为它是大乘佛教的完整体现，它是佛教思想的完整体现。张焯提到，在大乘佛教推广到中国以后，云冈石窟是第一个大乘佛教在中华大地上开凿的石窟，那么，它和新疆乃至中亚的石窟相比，有什么区别？这一问题也是首次提出。正因为如上这些原因，张焯指出，《云冈石窟全集》在学术价值上完全超越了日本，超越了日本学者出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套《云冈石窟》。
作者丨何安安
编辑丨安也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