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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原标题:“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让产业扶贫“引得进、留得下、可持续”

“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张勇(右)正在查看今年的刺梨生长情况。记者张典标摄

“你们是流转土地自己种,还是农民种了你们收?”

8月底的一天,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副县长张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广州一家桐木加工企业想帮扶大方县建种植基地。张勇很欢迎,但抛出了一箩筐问题。

他不仅替贫困户算账,也替企业算账。“这不是泼冷水,没有切实可行的盈利模式,企业待不住,产业留不长,最后受伤的还是贫困户。”

最终,张勇建议企业先在大方县小规模试点,等双方都有“获得”了,再扩大规模。

要是搁3年前,他巴不得企业先过来再说。

2017年,张勇还是广州天河区金融商务局副局长。当年3月,他报名参加扶贫协作干部选派,赴大方挂职副县长。大方县所在的乌蒙山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刚到大方,张勇急切地希望引来产业项目,帮扶立竿见影。

也许是广东干部的“务实天性”,张勇和来自天河的挂职扶贫干部通过调研熟悉情况后,深切认识到,扶贫关键在可持续,扶贫项目企业有赚头才能留得住。产业扶贫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实打实算账,决不能忽悠。

本着这种求真务实的绣花功夫,自2016年对口帮扶以来,天河区帮助大方县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0个,都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带动近万贫困人口彻底脱贫。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天河的帮扶不仅为脱贫按下了“快捷键”,还为大方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和这家桐木加工企业算完账后,又迎来新一批天河区的帮扶教师。张勇提醒他们,“帮扶不是高高在上,要多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

引进来:招商更要留商

取暖炉产业何以在大方扎根成链

2017年年初,大方县扶贫招商,招来了原本在广东中山的富筑公司。

富筑是取暖炉生产商,产品主要销往贵州、四川、云南等地。随着中山的用工成本和厂房租金越来越高,地处滇、黔、川交界的大方县,成本低了不少,又临近市场,对富筑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样具备这两样优势的地方,不只是大方县,不少地方开了更有诱惑力的条件。

公司负责人佘铖铮后来才透露,真正让他下决心从中山搬到大方,恰恰是当地干部的坦诚。佘铖铮见过一些地方在招商时吹得天花乱坠,等企业入驻之后却不兑现。而大方招商,张勇等县领导“三顾茅庐”时,就把他们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讲得明明白白,对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也说得清清楚楚。

让佘铖铮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各个部门现场办公,整套手续两天就办妥。承诺要解决的水电问题,没多久也都解决了。

佘铖铮单枪匹马入驻之后,张勇马上找他拿到在中山的配套企业名单,要给他“说媒找伴儿”。“引进一家企业,没有上下游企业做配套,很难留得住、活得好。”当时,佘铖铮的大部分配件还得从中山进。

王白洋是佘铖铮十几年的好朋友,也是佘铖铮的供应商,生产取暖炉上的玻璃板。

可张勇给佘铖铮说“伴儿”时,王白洋很不情愿,请了三次也没请动。

其实,王白洋也感觉到企业在中山面临的压力。当时,没有5000块的月薪,连普工都招不到;5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年租金就得80多万元。这两块占了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

可是,他对大方压根不熟。自己努力大半辈子才在广东扎下根,怎能随便冒这个险?

这样的疑虑,佘铖铮当初也有,“设备坏了能修吗,周边有配套吗?”佘铖铮2016年底第一次到大方县考察时,心里有点凉。当时,大方经济开发区连供水供电都不稳定。

当地干部坦率地告诉他,大方是贫困县,能提供的只有五年的免租金厂房,再没其他补贴。另外,用工时还必须优先考虑贫困户。至于水电问题,会立刻着手解决。

王白洋陆续把设备挪到大方后,因为担心做不好,他没向开发区要厂房,索性借用佘铖铮的部分厂房。没想到,几个月后,借的厂房已经不够用了。

王白洋算了一笔账,除了省一大笔厂房租金和用工成本之外,销售量也比在中山时翻了一番。原本贵州取暖炉厂家采购玻璃板必须凑满整辆13米的半挂车才能发货,还得找库房存放,需要大量资金;而现在,随要随买,找个小车就能拉走。半年下来,能替买家省下100多万元的运费。

今年3月,一家销售取暖炉的电商主动找园区要入驻。最初,招商只能靠天河区和大方县的帮扶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如今,电商、塑料、电路等相关企业开始自己找上门。大方经济开发区形成了包括玻璃、发热管、五金、燃气、包装在内齐全的取暖炉产业链。

佘铖铮的富筑也实现了产量利润翻番。产业链的区域集聚,不仅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形成了抱团发展格局。更让佘铖铮惊喜的是,这几家上下游企业负责人凑在一起的时候,时常就能冒出创新想法。“一有什么想法,大家一商量,觉得可以,马上就分工把想法变成现实。”

从升降功能到无线充电,从节能设计到智能控制系统,从微波炉烤箱到石墨烯涂层治疗风湿痛,在大方经济开发区的厂房里,取暖炉已不是传统的取暖设备,而是集智能、健康、社交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家具。

走出去:“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

不满足于“一卖了之”,还得“逼”出市场意识

今年五月,寇海龙干了件“两头不讨好”的事。一头是广州谷裕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另外一头是大方县在谷裕市场摆摊卖菜的档口档主郑锐阳(化名)。

寇海龙原本是广州天河区财政局财政监督科的科长,去年11月来大方县扶贫。他来回跑了好几次,才给谷裕市场和大方菜农牵上线。

郑锐阳抱怨,自己的菜都烂了也没卖出去,如今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谷裕市场管理员向他吐槽:“你介绍的摊主,菜烂了也不收拾,就堆在市场内,影响了市场运营。”

按照协议,谷裕市场免费提供一个档口,大方县选派经营主体去卖菜就行。谷裕市场是广州规模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一个档口租金就得好几十万元,加上转手费,翻番都可能。广州蔬菜消耗量很大,大方又适合种菜,寇海龙认为把大方打造成广州的菜篮子是双赢的好事。贵州的高山冷凉蔬菜的上市时间较晚,其他地方供应广州的菜卖完了,贵州刚好能接上茬。寇海龙解释,“贫困户也能通过种植、务工、土地流转参与进来。”

好不容易谈下来的好事,怎么搞砸了?更何况,郑锐阳才去了没几天。

原来,本应该15小时内就从大方运到广州的蔬菜,郑锐阳联系的物流整整走了20多个小时。不少蔬菜在路上就烂了心。等进了批发市场,郑锐阳也不知道往哪卖,又损失了大半。

也难怪,郑锐阳只是大方县乡下的一个菜贩,对批发、物流懂得不多。

事实上,和谷裕市场的协议早在年初就谈下来了。寇海龙前后问了好几家蔬菜种植合作社和企业,却没有人愿意去。

有的合作社说,没出去过,对怎么运输和批发,心里没底。有的致富带头人说,目前自己的菜在贵州本地就能卖出去,没必要拉到广州去卖。也有人说,现在在地里就有车来拉,费那个劲去分拣干嘛?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形。更早之前,当地土豆曾遇到一定程度的滞销,张勇联系了广东华润万家超市,双方签了订购合同,华润万家以高于本地的价格收购土豆,菜农唯一要做的就是分拣装箱。结果土豆迟迟没有运出去,原来他们没有分拣的习惯,只愿意一台车到地里把土豆全部拉走。

“当地蔬菜产业生产的组织化、标准化不强,菜农的市场意识也较弱。”张勇总结。

直到4月份,寇海龙通过大方县投资促进局找到贵州黔方果蔬配送有限公司。可黔方负责人刘思诚找的却自己乡下的亲戚郑锐阳。

接到郑锐阳和谷裕市场的抱怨电话之后,寇海龙直接找到刘思诚,说服他亲自上阵。刘思诚有过配送经验,他按土办法,逐个加了谷裕市场批发菜农的微信,好不容易才走上了正轨。今年5月至8月,黔方已销往广州700万吨蔬菜,带动30余家合作社、2315户贫困户增收。

为什么非得“逼”着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

“运到广州除了能获得更高的价格和更大规模的销售量之外,还能提高当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水平。”寇海龙解释,“更重要是的,当在贵州本地出现滞销的时候,企业和合作社多了一个销售渠道,更能应对市场风险。”

长起来:“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扶贫协作,一桩企业“婚事”带来一个产业“春天”

“刺梨是什么?”

两年前,陈杉最烦恼的是:推销自己生产的刺梨浓缩汁,总得向经销商反复解释什么是刺梨。

刺梨本是一种蔷薇科多年野生小灌木缫丝花的果实,主要分布在贵州。刺梨个头不大,却被称为“维C之王”。当地有“刺梨上市,太医无事”的说法。

陈杉也是这么介绍的,可每次对方只是冷淡地回一句,“如果真有你说的这么好,怎么没有大企业来做?”

陈杉是贵州金维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维宝”)的负责人,这是大方一家种植、加工和销售刺梨产品的企业。

陈杉发现,不仅出了贵州知道刺梨的少,即使在贵州接受刺梨饮料的也不多。贵州人知道刺梨鲜果很涩,愿意去尝试刺梨果汁的没几个。

因为销售市场没打开,2017年金维宝仅加工了500吨刺梨,只是达到设计产能的十分之一。这种压力很快就传导到了种植户。那时候,来厂里务工的贫困户告诉陈杉,一些农民因为刺梨果难卖,索性把3年才挂果的刺梨树砍了,重新种上玉米。

局面很快发生了转机。

在广东贵州东西扶贫协作的高位推动下,广药集团与贵州省政府签署协议,助力贵州打造刺梨产业。得知消息的张勇立刻向县领导汇报,在天河区的牵线搭桥下,大方县委书记带着张勇和陈杉拜访了广药集团,经过多次磋商、考察之后,金维宝最终因为低损耗高浓缩技术和物理去涩技术,成功与广药集团“联姻”,成为广州王老吉药业刺梨项目的合作方。

仅一年之后,金维宝的刺梨加工量已达到3500吨,是上一年的7倍。如今,大方县刺梨种植面积达到13万亩,金维宝收购了一半,覆盖了2000多户贫困户。

按照平均亩产2000斤计算,一亩刺梨果一年的产值为3070元。根据经验,当种植面积超过5亩,就得雇工采摘,扣除雇工费用之后,每亩每年纯利润约为2000元。而种一亩玉米一年收入只有800来元,还不算成本。

刺梨种植在贵州石漠化的荒坡上,唯一的投入是最初3年的购苗费和日常除草的人工费。而最初3年,当地政府每年补贴400元。“种刺梨比玉米强得不是一点半点。”贫困户高守荣今年把自己种玉米的十几亩地全种上了刺梨。

最让陈杉高兴的,还不是金维宝和广药集团的“婚事”。广药集团的进入解决了之前贵州刺梨企业集体面临的难题——反复对外解释什么是刺梨。

借助于广药集团的品牌、研发技术和销售渠道,刺梨汁、刺梨糖、刺梨酒等多种刺梨产品及时推向市场。很快,陈杉外出推销或参展时,越来越多人已经知晓并接受了刺梨产品,甚至有厂家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陈杉说:“广药集团帮我们所有刺梨企业培养了市场、提高了消费者的认知度。这相当于做大了蛋糕,比单纯帮扶我一个企业作用大得多。”

如今,陈杉讲起刺梨产业的发展时常说:“刺梨的春天就要来了。”

“犟”起来:有一种“尊重”是逃避责任

扶贫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改变陋习

7月的一个早上,贵州贵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吴章杰来到大方县经济开发区时,秦万金已经在那等了他近一个小时。

贵燃是一家生产燃气取暖炉的企业,秦万金是厂里招收的贫困户。因为连着旷工两天,秦万金刚刚被车间主任建议辞退了。

秦万金反复请求吴章杰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解释,自己并非故意旷工,几天前家里的老母亲需要照顾,而自己又没有车间主任的电话,请不了假。

吴章杰有点吃惊。

去年11月,正是取暖炉生产用工需求旺盛的时候,张勇挨个到贫困村里找了百多人进园区务工。可没多久,吴章杰等企业负责人傻眼了:招来的贫困户没多久就跑了大半,连招呼都没打。

原来,招来的贫困户多是呼朋唤友一起来的,一条流水线上的工人往往就是同一个村的。一遇到村里办红白喜事,整条流水线的人都走了,还不提前请假,工厂只能停工。也有一些人,在厂里干了几个月就不干了,等没钱了再来。

张勇意识到,贫困是自然生态条件和特定文化的叠加。产业扶贫要真正带动贫困户,除了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还得考虑贫困地区的特定文化。

为此,张勇和企业商量,把同一个村的贫困户安排到不同的流水线上。如此一来,即使一个村的贫困户都走了,也不至于让企业开不了工。与此同时,企业还承诺每个月500元的全勤奖,干满一年还另有奖励。

“这一方面是为了让工厂正常运营,另一方面也是把贫困户培养成熟练的产业工人。”张勇解释,“这样才能确保贫困户从产业发展中彻底脱贫。”

有的贫困户“及时行乐”,干了一段时间领了工资就歇一段,钱花光了再来干。对于这样的贫困户,为什么不“尊重”他的意愿,还“苦苦”留他?

张勇说,“尊重”这种意愿,实际上是扶贫干部逃避责任。

这类问题,也出现在劳务输出上。天河区为大方县贫困户提供了大量服务性岗位,可招来的一些贫困户没干多久就溜了回来,要么不适应广州闷热的天气,要么不适应广州少辣的饮食。天河区为了鼓励这些人留下,出台了奖补措施,除了报销来广州的车票,稳定工作3个月后每个月还奖励1000元。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工具”,“工具”用得好不好,关系到扶贫工作和成效是“事半功倍”还是“事倍功半”。

今年4月,经过第三方机构评估,大方县正式脱贫摘帽。自精准扶贫以来,大方县贫困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8元增加到6821元,全县贫困发生率从20.85%下降到1.85%。大方县干部群众评价天河区的帮扶是真正的帮到底。

去年10月,广州天河区组织了一批学生来大方写生。学生们在贫困村里吃住了一个月。除了写生,他们也切身体会到了扶贫成绩,忍不住在朋友圈对大方县扶贫成绩点赞。

有个没来过大方的网民评论:“这些都是忽悠你们的。”学生们争相回复:“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不信自己来瞧瞧。”(记者张典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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