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探索新时代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号
中国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
和历史起点上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图/新华
探索新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
发于2019.9.2总第914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7年1月13日上午，中南海怀仁堂。
习近平主持并宣布了关于成立党的十九大文件起草组的决定。起草组由习近平担任组长，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任副组长。
九个月后，经过议题的广泛征集、多次调研，数次起草组全体会议探讨，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党内外一定范围的组织讨论、意见征集，文件起草组对十九大报告共作出增写、改写、文字精简986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864条。最终，这份三万多字的报告呈现在公众面前。
这既是对过去五年施政方针、执政理念的总结，展现了新时代赋予这届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应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2012年，十八大报告对中国所处的时代作了这样的判断。
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所面对的，是与前人不尽相同的局面。这是中央的论断，也是学界的普遍共识。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道路可以分为四个“三十年”，当前已经历了三个，正在迈进第四个。
第一个三十年是1919年至1948年，以五四运动为起点，革命的三十年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使得中国“站起来”；第二个三十年是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建成了独立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为改革开放带来了制度红利；第三个三十年是1979年至2008年，GDP年平均增长率达10%，2008年GDP相当于1978年的17倍。
第四个三十年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现在回过头去看，从那时至今，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鄢一龙认为，从国际形势上来说，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一体化进程正在断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一体化过程是稳定的，尤其是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的中坚，“社会不再产生剧烈的对抗，出现了马尔库塞说的单向度的社会，这是西方体制大稳定的重要原因。”而现在，随着贫富差距的剧烈拉开，中产阶级开始衰落，橄榄型的社会开始变形。阶级之间对抗性矛盾激化，民粹主义也重新盛行。
另外，过去常见的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双赢的模式也开始断裂，“我做高端的东西、你做低端的东西”这一战略已经失效，全球生产贸易链条分化重组，对外贸易甚至出现逆全球化的趋势。
学界认为，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变化，中国正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冷战后稳定很长一段时间的“一超多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局面转向了“两极多强”（中美成为世界的两极），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天下三分（欧盟作为第三个经济体）。无论持何种观点，可以达成共识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国际形势另一巨大变化来自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从机械化革命到电气化革命再到信息化革命，前三次工业革命都将人类社会带入了新时代，而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大数据等新技术，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产组织形态、国家治理形态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其影响前所未有。
对中国来说，在前几轮革命中，中国基本处于一个边缘化的位置，后期也仅是参与者而已。而在最新一轮工业革命中，中国则是潜在的领导者之一。
十九大报告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与十八大一脉相承的判断：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无疑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自身也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
根据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以及十五大提出的“两个百年”战略、十六大提出的第一个百年目标，2021年是建党一百年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在眼前。
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到了要“啃硬骨头”的时期。
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此次会议召开之前，外界翘首以盼。在这次全会上，将确定中国未来10年的大政方针。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利益藩篱日趋固化，有外国学者断言：“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邓小平在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所面临的那种十字路口。”
十八大后的首次考察，习近平就在广东表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他说，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此后一年多，新一届领导集体外出考察时，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用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推进改革”。
最终，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60个方面、336项具体措施，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队等方面。
比如，《决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单独两孩”政策等等。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很意外，前所未有”。
“过去谈改革，多是强调以经济为主题的改革。这次会议强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份关乎中国改革命运的顶层设计，强调整体性、协同性与全面性。
据新华社披露，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的组长，正是习近平本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说，文件起草时，总书记一锤定音：“集中解决制度性的问题，集中解决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问题，集中解决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显示，中央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2014年1月，习近平挂帅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深改领导小组的工作规则、细则，并对下设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下设名单以及中央各部门对三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的分工进行了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已经累计召开47次会议，一千多项改革方案相继推出。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改革、司法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中央环保督察、监察体制改革等举措都在逐步推进，建设雄安新区、粤港澳大湾区等改革举措一一启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放管服、户籍制度改革、单独二孩、推进教育公平、医药改革等举措，也正在推行。
在《决定》公布之初，就有学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总体改革方案公布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进入‘落实周期’，而这个阶段才是改革的关键。”改革的推进要看落实的效果，改革的意义要看落实的质量。
根据《决定》，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次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据新华社2018年底报道，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336项重大改革举措中已出台实施方案的超过95%。
经济换挡新常态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等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提出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图/新华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013年与改革开放伊始的1978年作比较，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142倍，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了71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59倍。从2003年到2007年，GDP连续5年实现两位数增长。之后的几年，尽管遭遇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的GDP增速也始终保持在9%左右。
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中国不仅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给中国带来诸多挑战：过剩的工业产能、地方债务规模高企和企业竞争力下降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当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下滑，国外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频繁见诸报端：“经济硬着陆”“金融风险爆发”“改革缓慢”“中国崩溃”等。
对此，国内则形成了共识，中国此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如何保持经济增速的可持续性，如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成为摆在新一届领导集体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一词。他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六个月后，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首次系统阐述了“新常态”。他说，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他指出，中国当前的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不过，他也提及，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
此后，“新常态”成为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词。
当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开始。学界对此分析，这是以新的生产方式（或经济增长方式）来适应新常态。
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一词，与此前的经济发展思路一脉相承。
参与十九大报告起草的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对于以“量”的扩张为主的阶段，在“质”的提升阶段，增长速度下行是一个必然趋势、必然规律。
他说，“趋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在某些时点上有一些起伏，这些都是正常的。没必要大惊小怪，也没有必要惊慌失措，而是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朝着高质量发展这个大方向持续努力。”
何为高质量发展？杨伟民认为，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是投入的高效率，也就是生产要素投入以后要有效率，包括资本的效率、劳动的效率、资源的效率、能源的效率乃至环境的效率。随着大数据正在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应该提高数据生产要素的效率。二是较高的效益。在四大市场主体当中，投资要有回报，企业要有利润，员工要有收入，政府要有税收，而且这四大主体得到的报酬或收益都能够按照市场决定的价格来获取，即收入的分配能够比较合理。
经济学家李稻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质量发展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老百姓要确实感觉到自己腰包鼓了，感觉网购更方便了，很多东西都能买得起了，这是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要求。”
当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时代，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起点上。
毋庸置疑，“高质量发展”已成为进入新常态后，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新思想回答时代课题
高质量发展的提出，也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密切相关。
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决定了未来几十年整个国家的发展，就是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而解决的途径，就是高质量发展。”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有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此前曾有过两次。1956年，中共八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有所变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起草过程中，就曾有人提议修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因为时机还不成熟，这个问题彼时尚未有定论。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已经注意到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十七大就提出来要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
而在十九大报告起草调研中，几乎所有的反馈都认为，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时机已经成熟，但如何定义却意见不一。
习近平要求先不要急于下结论，要深入调查研究，进行认真细致思考。据新华社报道，有关方面按照要求，深入调研，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广泛讨论，最终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趋于一致，汇聚成十九大报告有关新矛盾的定义。
李君如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两重性的。一方面，人民对物质文化的需求更高了，并且拓展了，不仅在经济上，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都有需求，而且日益增长；另一方面，中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尽管通过改革发展以后有很大的改变，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发展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更加突出了。
在重新定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十九大报告对于中国是否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给出了明确回答。报告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李君如说，强调这点是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强调变，但是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去追求美好生活；另一种倾向是强调不变，不思进取，不能按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去探索去创新。
十九大报告在对过去5年的工作进行全面客观总结的同时，也对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进行概括和提炼。
最终，报告将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呈现于众人面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提出了14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此前，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就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之后，这一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从十五大、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央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过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等。十八大提出了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十九大则在此前的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李君如指出，基本方略的十四条，前四条是讲党的领导、人民中心、深化改革、发展新理念；第五条到第九条讲“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实施方略，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方略；第十到十三条是国家安全、军队和国防建设、一国两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国家的安全、国防、祖国统一和外交问题；第十四条则讲从严治党。
根据习近平在报告起草时的指示，新思想结合了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这十四条方略，基本都可以从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找到其实践的轨迹。
正如李君如所说，从十八大之后，在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各项事业发展都给中央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新目标“强起来”
十九大召开之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按有关方面的要求，撰写了一份有关国家新目标的报告。
如前所述，邓小平在19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们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1997年，十五大在前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百年”战略：到建党100年时实现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2年，十六大第一次设计了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具体到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建设、社会文化教育科技、可持续发展等多方面。
此后，十七大、十八大对第一个百年目标又进行第二次、第三次设计，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标准更高、更均衡、更可持续。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近在眼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接到的任务，则是进一步论证到2050年时的目标，以及应该分几步走来达成这一目标。
参照历次党代会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设计的大思路和方法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设想将2020年至2050年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30年全面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第二步，到2040年全面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第三步，到2050年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最终，十九大报告制定的是“两步走”，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个目标与过去的“三步走”已有很大不同。首先，报告将“到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调整为2035年，足足提前了十五年；其次，2050年的目标也同时改变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十九大文件起草组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在报告起草过程中，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数据测算，也委托很多智库作了相应的研究。
韩俊说，目标实际上是提前了，“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全世界的预期，我们恐怕也没有想到，国家能发展得这么快。”
鄢一龙认为，中央最后决策“两步走”而不是“三步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2035年将基本实现现代化。
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预测，按照市场价值方法计算，到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也预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4年赶上美国。不少学者都认为，2035年将是中国发展历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
李君如评价说，这个“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它适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新趋势，是实现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决策；也是在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根据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要求，提出的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它实际上超越了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在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为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提出的宏伟的行动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