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畜拉人扛到智慧农机阡陌之上的机械化风景
从无耕种到刀耕火种，再到机械化耕种，世界农业经历了三次升级，而农业机具的更新换代其实就是我国农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编者按：
火热的秋收，北方基本颗粒归仓，南国稻菽渐次灿黄，2019年注定又是一个丰收年，粮食产量有望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中国粮食产量由此将实现创纪录的“十六连丰”。目前，全国粮食作物的平均单产已经提高到374.7公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倍多。喜人的数据之下，现代中国农机装备的力量功不可没。
上世纪初，履带式拖拉机已经面世，到1940年，美国就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而到了1949年，广大中国农民最熟悉的生产工具，还是地里的牛和手中的镰刀。沧海桑田，短短七十年，从播种、施药、上肥到收割烘干，从水稻玉米小麦到棉花土豆花生，均有各种机械装备的身影。华夏大地，阡陌之上，到处是机器的力量，而背后，是智慧的力量。
2009年获得国家奖的驱动防止秸秆堵塞的小麦免耕播种机。受访者供图
【长报道】
麦收时节，河南信阳，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麦田里轰鸣。
秋收时分，我国东北广袤的的土地上，多台小型收割机正以每小时5亩到7亩的工作效率进行收割作业。
70年前的中国，农业生产一直是“靠天吃饭”，耕作主要靠畜力拉动犁具，全国农用拖拉机数量是可怜的三位数，所有大型农业机械都是空白。今天，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67%，在部分领域、部分环节逐步实现“机器换人”；我们甚至可以运用卫星定位、云计算技术等，对万亩田畴实现精准管理，未来的田野，更是人工智能的舞台。
在田间地头，从人畜力为主，到向机械作业为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农业机械化，到底经历了什么？
麦收时节，联合收割机在河南信阳劳作。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1元纸币与最美女拖拉机手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名单里，梁军的名字，与雷锋、袁隆平、屠呦呦并列，有些人对她或许并不熟悉，实际上，以梁军为原型设计的人物图画就在第三套人民币的1元纸币上。
她是新中国最早的女拖拉机手，也是第一批全国劳动模范，她的拼搏故事，就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奋斗自强故事的缩影与见证。
人民币纸币上的女拖拉机手。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九十年代，梁军已从哈尔滨市原农机局总工程师的岗位上离休，如今年事已高，不太方便接受采访。曾去老人家中探望过的中国农业大学师桂芳老师，对梁军的事迹非常熟悉。“1948年，中央从苏联进口的拖拉机在北大荒垦地种田，黑龙江省委举办培训班，思想非常进步的梁军第一时间报了名，于是就有了后来女拖拉机手奋斗在北大荒的故事，1950年，以梁军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梁军任队长。女性开拖拉机，这在当时可是件稀罕事，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如果说女性开着前苏联进口的拖拉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女性能顶半边天”的生动诠释，那么1959年11月，国产首批东方红拖拉机运抵黑龙江，梁军激动试驾的场景，就是另一个历史性时刻。这不仅是因为她当时的风采被记者抓拍到，更在于国产的大型农机设备，终于登上了中国的广袤田野。
1940年，美国实现了全面的农业机械化。而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农用拖拉机只有区区117台，纯靠进口。1955年，作为“一五”期间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经毛泽东主席批示，中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厂在洛阳破土动工。1958年7月20日，新中国第一台大功率履带式拖拉机缓缓开出厂房，工人们热泪盈眶，当时报纸上是这么宣布的：中国人民耕地不用牛的时代开始了！
不用牛的时代开始了，1958年，工人与农民们是这么期望的，但当时即便是最富有想象力的人恐怕也不会想到，60年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农机制造与使用大国，90%市场靠本土品牌支撑，覆盖农林牧渔与农用运输加工所需的65大类、1500个小类的4000多种农机。
从夏收到秋收田野上的机械化风景
2019年，从夏收到秋收，新京报记者在全国多地都亲眼见证了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与高效，说机器“完全解放了我国广大农民的双手”或许略有夸张，但绝对让农民普遍从重体力劳动中得以脱身。
5月底的夏收，在河南安阳，记者见证了新时代“麦客”跨区迁徙作业的繁忙场景。当地农民刘奎唐清楚地记得，以前在生产队的时候，每到夏收，每个人都要手拿镰刀抓紧时间割麦子，真是不能等，因为一旦过了时候，就要眼看着麦子烂在地里。而在5月24日，刘奎唐指着别家刚刚割完的4亩麦地，“这也就割了一个多小时，要搁以前，4亩地割完起码得四天”。他算了算自家的17亩麦田，所有农活儿最多安排两天，麦收工作也就完成了。
麦客们开着联合收割机跑遍了小半个中国。新京报记者王巍摄
过去，人们把替别人收麦子的劳作者叫“麦客”，当时他们的工具是镰刀。而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和推进，手拿镰刀收割麦子的麦客们渐渐被时代抛下。从铁镰刀，到十几万元一台的联合收割机，效率上有天壤之别，人工割麦在全国的小麦主产区早已成为历史。联合收割机的“机手”，就是这个新时代的“新麦客”。每年5月份，仅在陕西渭南，就有16000名“机手”从家乡出发前往各地收麦，跑遍小半个中国。
9月的秋收，记者在河北与江苏再次目睹机械化农田作业的高效。河北张家口，新京报记者看到，大功率玉米收割机进场，一亩地收100块钱还能砍价，机器今年居然还有了升级版，不但能把皮去了，连秸秆都直接粉碎处理完毕，地里有农用车接着，当时就被“秸秆经纪人”给拖走处理去了。
有的收割机在处理时因为玉米皮没有剥干净，还落了埋怨。地里有村民感叹，以前在秋收时，进地里都害怕，玉米棒子纯手工一个一个掰，太阳又毒，一天下来累得胳膊抬不起来，即便这样也收不了两亩地，而现在有收割机，百亩地也变得轻松容易。在江苏太仓，水稻收割同样已不算重体力劳动。田间有大型收割机和打包机，稻谷有农用运输车“接送”，粮食加工中心有烘干机，收割再也不用跟阴雨天赛跑。
实际上，农业生产如今各个种类和“行当”都有机械化身影。在“马铃薯之都”乌兰察布，从种植到收获全程都是大型农机。在河北保定，花生收割机对当地人来说已经见怪不怪。在南方，开始有了甘蔗收割机的身影。农药喷洒，多地如今都出现了无人机植保队，操控者被称为“飞手”，一亩地庄稼几分钟喷完，最便宜的只需10块钱。依靠现代化的农机装备，在如今很多村合作社农场乃至大规模家庭农场，几个人就能完成数百亩农田一年两季的耕作。
无人机植保队。受访者供图
中国特色的农业机械化道路
从“靠天吃饭”甚至“刀耕火种”，到“全面、全程机械化”，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1949至1980年,中央提出了明确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目标和相应的指导方针政策，并在有条件的社、队成立农机站，支持群众性农具改革运动。我国农机工业从制造新式农机具起步，从无到有逐步发展。
1981至1995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农机站逐步解散，国家开始允许农民自主购买和经营农机，农民逐步成为投资和经营农业机械的主体。为适应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农机工业开始第一轮大规模结构调整，重点生产了适合当时农村小规模经营的小型农机具、手扶拖拉机、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农用运输车等。大中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保有量停滞不前，机具配套比失调，田间机械利用率低，农田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缓慢。
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村劳动力开始出现大量转移趋势，农村季节性劳力短缺的趋势不断显现。国家有关部委开始组织大规模小麦跨区机收服务，联合收割机利用率和经营效益大幅度提高，探索出了解决小农户生产与农机规模化作业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特色农业机械化发展道路初步形成。农机工业也迎来了新一轮产品结构调整，高效率的大中型农机具开始恢复性增长，小型农机具的增幅放缓，联合收割机异军突起，一度成为农机工业发展的支柱产业。
农业机具的更新换代其实就是我国农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仅仅从拖拉机从无到有、机型逐步多样化等，都从一个侧面印证着我国农业机械，甚至是整个中国农业的发展变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明显加快,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还是以拖拉机为例，目前，国产自动驾驶和无人驾驶的拖拉机均已研发成功，中国人工智能协会的预计是，到2030年，无人拖拉机将在中国农村普及。对比70年前拖拉机都是“稀罕物”的年代，这70年，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只能用“巨变”来形容。
农机学人心语：“再苦，我们也要坚持”
中国成为农机大国，无数工人农民与专家学者曾为之默默奉献，已故著名农机专家曾德超的一生，可为缩影。
“社稷久经战火，农民首当其冲，我们学农的，应该马上回国，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这就是农机专家曾德超1948年回国的理由，他随后成为新中国农业机械和农业工程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农机专家曾德超。受访者供图
因为参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阡陌舞者曾德超传》作者、中国农业大学青年干部张远帆有了对曾德超进行全面了解的机会，除了查阅各种资料，张远帆还特意实地考察曾德超曾经求学、工作的地方，探访其子女及同事好友，以便能将曾德超事迹写的更真实、详尽。
据张远帆介绍，曾德超曾留学美国，这也使得他发现了当时中美农业的巨大差异。幼时，曾德超先生的奶奶在天色微亮就会带他喂家里的两头小猪。而到美国求学后，他惊讶地发现一个普通美国农民就能通过自动喂料桶管理500头猪。这让曾德超先生意识到，唯有科技才能发展中国农业。不过，在带来国外先进经验同时，曾德超更注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回国后坚持到农村的田间地头，改良农业机械产品。后来在北京机械化农业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之一）筹建工作中，曾德超担任唯一的农业机械化系主任，亲自编写教材参与教学，桃李满天下。
2005年2月，年过八旬的曾德超院士因心率过低，入院进行心脏起搏器安装手术。出院后，恰逢中国工程院一个重大咨询项目立项实施，曾德超多次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张远帆介绍，“后来据家人回忆，那时候，曾德超老人总是等到晚上家人都睡了，偷偷地去电脑前工作。有时劝阻多了，老人就会发脾气，赌气说家人是他工作时最大的敌人，还把手里的文明杖使劲儿地往地上敲，一边敲一遍喊‘农业机械化，我有话要说’”。
如今，老人已离去七年，阡陌之上，农机纵横驰骋，这火热场面，当如曾德超老人所愿。不过，农机市场大而不强、整体质量待提升、创新研发能力仍然薄弱、部分核心部件依赖进口等瓶颈均不同程度存在。农业机械化在中国其实仍任重道远，在很多场合，中国农业大学攻坚农机的师生常会记起曾德超的一句话：“三农问题是一项长远艰巨的工作，需要真正有本事、有心的人，对最需要帮助的群体做些有益的事，是有意义的、值得的。再苦，我们也要坚持，如果你想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一点事情的话”。
机械化保障下的中国农业升级
从无耕种到刀耕火种，再到机械化耕种，世界农业经历了三次升级。而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又导致了土地肥力下降、沙尘、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随着机械化的普及与技术提升，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迎来了农业升级的机会。
在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6层办公室的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一摞书籍，《保护性耕作技术科普丛书》、《保护性耕作的生态环境效应》……这张办公桌是农大教授李洪文的。
“非常开心，经过几年的努力，证明了这项技术的优越性，而且证明我国可以用自主研发的机具，实现保护性耕作。”李洪文说。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200多个企业生产不同形式的保护性耕作机具，为1亿多亩田地保护性耕作的实施提供了装备保障。
70年前的广大农民怎样也不敢想象，70年后的今天，通过使用保护性耕机具，可以在不翻地而且地表有秸秆覆盖情况下，直接播种，省时省事省力。
“其实这就是一种保护性耕作。”李洪文说。
李洪文介绍，保护性耕作技术产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沙尘暴防治，后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发现相关理念与技术不仅仅能够减少农田扬尘，减轻沙尘暴危害，而且能够减少蒸发，减少径流，提高土壤蓄水保水能力，培肥土壤，为作物增产创造条件。因而得以在70多个国家推广应用。
我国保护性耕作研究起步较晚。1992年，我国开始研究保护性耕作机具时，国外免耕播种机已经非常成熟，而且商业化生产。“但是，当时我国的农村，各家各户只有几亩地，而且分散在不同地块，国外的大型免耕播种机不但价格昂贵，而且也不实用。因此，我们只能研究适合我国农村条件的少免耕播种机。”李洪文说。
2002年获得国家奖的免耕播种机。受访者供图
最初研究的少耕免耕播种机小、简、轻、便宜，能够在黄土高原一年一熟区进行少免耕播种作业。在黄淮海玉米小麦两熟区，秋季玉米收获后，大量玉米秸秆覆盖地表，给后续的小麦少免耕播种带来很大的难题。最终，中国农业大学保护性耕作团队经过多年研究，创新了驱动防止秸秆堵塞的小麦少免耕播种技术。
李洪文告诉新京报记者，希望保护性耕作能在我国更多的土地上实施，尤其是要在东北大范围采用保护性耕作，以有效防止黑土地退化，“利用黑土地，保护黑土地，都要从保护性耕作开始”。
【亲历者说】
保护性耕作曾被认为是“懒汉种田”
李洪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洪文。受访者供图
1992年，中国农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始在山西开展保护性耕作试验。最初几年，每次去田间做试验，总有一些农民围在试验田周围，对这种不需要翻耕土壤的“懒汉种地”指指点点，我们只能努力做好试验，争取以事实来证明这项技术的先进性。
那时候条件很艰苦，我的导师，以及课题组其他老师，还有山西有关单位的人员，都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坚持把这项不被人认同的试验坚持下去，很怀念整个团队那时齐心合力搞科研的精神。
这项技术在最初推广应用时并不顺利，差不多所有从事这项技术推广的人都吃过闭门羹，苦口婆心宣传讲解完，有的农民一句“这不就是懒汉种地吗”，就不再搭理了。
在东北，就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事，经过培训后，一位农民想尝试保护性耕作，但是他的妻子却坚决反对，甚至以回娘家相逼，阻止丈夫采用这项技术。但是这位农民认准了这项技术，就想尝试，他的妻子也认准了丈夫这是“懒汉种田”，觉得丢不起这人，也真的回娘家了。不过这位聪明的妻子还是经常偷偷到自家地里看看庄稼长得如何，当她发现自家采用保护性耕作的庄稼长得明显比其他人家好的时候，也就羞羞答答回家了，支持丈夫把自家所有田地都采用保护性耕作。
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图纸，一次又一次的田间试验，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为了节省经费，我曾经把一台实验用的机具拆散后，坐火车硬座去做实验。现在，在农机研究的这条路上，每种不容易都是弥足珍贵的经历。
【这片土地，我想对你说……】
新京报：对这片土地，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李洪文：想结合自己的科研经历谈几句判断，我认为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必然会走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可持续道路，而农业机械化将朝着全程、全面机械化方向发展，并一定会逐步实现智能化。
新京报记者曹晶瑞
编辑张树婧校对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