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谈“中国巨变”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在于有能力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修正方案和创新组合。”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历程，从来没有离开过英国资深中国问题观察家休·佩曼（Hugh Peyman）的视野。
1976年，休·佩曼开始接触中国，1978年第一次到访中国大陆，90年代开始对中国进行常规经济研究，至今已40多年。期间，他与中国人结婚，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观察研究中国。今年9月，他的英文著作《中国巨变：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中文版已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
休·佩曼提出，导致中国巨变的根本原因是应对和管理变革的中国式思维，而这种思维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带来了许多战略经验，随着人们渐渐习惯了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在于有能力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修正方案和创新组合。
在外国观察家眼中，中国如何变革？中国变革有哪些系统性规律？中国变革之路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启发？为何西方人会常对中国产生误解？近日，休·佩曼接受新京报独家专访，讲述一个外国观察家眼中的中国变革。
谈中国经历
“当时我对太太说的话和做的事都不明白，让我深入了解中国思维、历史乃至哲学”
新京报：你是哪一年来中国的？请给我们讲讲你在中国的经历。
休·佩曼：我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学位后我与人合著了《坦赞铁路：中国在非洲的杰作》，该书1976年出版，这应该是我和中国的首次接触。后来我在路透社工作，1977年随路透社到香港工作。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是在1978年11月，也就是宣布改革开放的前一个月，当时中国旅行社为外国游客开展了一项试点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对亚洲邻国的影响日益显现，我就开始对中国进行常规经济研究。
2002年，我把我的独立研究公司从新加坡搬到了上海，分析中国的全球影响和上市公司的发展。那时，我清楚地意识到，对我的客户、美国和欧洲全球最大的投资机构和任何对经济、投资和地缘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我的主要兴趣是了解中国经济，然后我就可以回答西方最常问的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经济何时会崩溃？我那时的答案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变革，就不会崩溃——我今天的答案依然如此。
我的教育背景是发展经济学，但我内心是个经济史学家。了解经济的结构和长期发展过程才能做出更好的预测。所以，我主要是从经济这个角度进行观察研究，但要做出可信的预测，要了解的不仅仅是经济，还要从一个国家的历史、哲学入手。
新京报：你太太是中国人。你长期在中国工作、生活，做中国研究。与其他研究学者相比，你的经验有何不同?
休·佩曼：我对中国既有专业方面的兴趣，也有个人的兴趣。投资者想了解对中国的传统研究中没有的东西，大的投资银行和股票经纪人会免费提供一些研究吸引客户，而我们的研究是收费的，所以必须是更好更深入的研究。
对我来说，了解中国也出于我个人的兴趣。我太太杨慈爱出生于福建，1977年以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她说的话和做的事我都不明白。这常常很有挑战性，让我深入了解中国思维、历史乃至哲学。不然我可能只能像大多数西方人那样，从书籍、媒体、为数不多的几次造访和其他外国人传言中了解中国。对中国这样一个纷繁复杂而又快速变化的国家来说，这远远不够。此外，外界对中国的看法往往都植根于他们几十年前的初次印象，而我的业务、个人生活以及在中国各地进行经济和公司调研，让我跟上了中国发展和快速变革的步伐。
谈中国70年变化
“中国重视历史，过去70年变革堪称日新月异”
新京报：你提出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衍生出中国传统的治国方略，由此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具体表现在哪几方面？为何你认为当下中国这些传统思想依然重要？
休·佩曼：任何社会都受到其历史的影响，尽管西方很少有人完全承认或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太多的人沉迷于当下，沉迷于自己那一代人的重要性。中国就不一样。中国重视历史，审视过历史上的高潮和低谷。两千年前的治国方略、历史或哲学被认为与20年前发生的事情同样重要。这在西方是不可能的：一百年之内的事可能会提一下，再远的历史就无人问津了。
中国的哲学解决了执政者需要回答的问题。中国历史上某些时候也不乏混乱、暴力和动荡，执政者们都在寻找避免某些早期悲剧重演的方法，尤其在在经历了500年战乱和春秋时期的动荡后之后，这一点尤为明显。2500年前，孔子、孟子等哲学家从哲学上寻求和平、繁荣与和谐的管理之路。自19世纪以来中国损失了领土、主权和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地位，今天，人们依然从汉、唐、宋、清初等成功的朝代中吸取经验教训，这些思想仍然是当前思维的源泉。
新京报：你把中国70年的变革称作“地球上最伟大的变革”。与传统中国相比，你认为当下中国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休·佩曼：中国过去70年来的变革堪称日新月异。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中国已经使8亿人摆脱贫困，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减少性别不平等也是如此，女性就业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都高。对于一个曾经要求女性裹脚的国家，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转变；还有消除文盲的巨大成就。这三者都为消费拉动的中等收入经济奠定了基础，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望在十年内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谈中国如何管理变革
“中国成功变革流程中有三大要素：目标、方式和人”
新京报：你提出中国变革有一套严密的流程，关键在“怎么变”而不是“变什么”，中国最神秘的元素是管理变革。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休·佩曼：变革无论是在企业还是个人生活中都是一个必要的过程。然而，变革在一个国家的历程中往往被忽视。西方认为社会进程是直线上升的。而亚洲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出现周期的变化。任何事可升也可降，否极泰来、福过灾生。
人们经常呼吁变革。但在西方，除了一些宗教和科学文本以外并没有关于变革过程的正式概念，政治家们无章可循。相比之下，中国的传统哲学不仅崇尚变革，而且对变革游刃有余。
几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中国有很多关于变革的著作和言论，除了儒家思想和《孙子兵法》还有许多其他高度契合的传统著作，比如《易经》。事实上，英国汉学家约翰•明福德甚至说《易经》就是中国之书！相当有说服力，但也说明了《易经》在教人们如何管理生活中的机遇、沧桑和变迁的重要性。
我提出中国成功变革流程中有三大要素：目标、方式和人。这三个要素同样适用于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成功变革。
目标要简明、清晰、现实，比如稳定和和谐这样的目标。方法包括用着眼于长远的思考、广泛调研和360度全盘统筹的方法分析和研判。这有助于避免意想不到的后果。然后对试验方案进行测试以排查系统中的主要缺陷、修复漏洞；从实用主义出发安排措施实施的顺序。然后才开始正式启动。这强调循序渐进，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经常采用大爆炸式的解决方案；强调因地制宜，而不是僵化的意识形态；强调不断反思、维新等。第三个要素是人的教育、品格和责任感至关重要。
谈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在于有能力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修正方案和创新组合”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在哪里？
休·佩曼：中国共产党适应了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需要。历经晚清衰败、频繁内战和抗日战争的摧残之后，中国共产党是唯一能够重建中国经济的政党。当经济面临新的复杂挑战时，中央计划经济不得不让位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新体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共产党的角色也随之而变。像日本和新加坡等许多亚洲国家甚至部分欧洲国家一样，中国的经济现在也有混合所有制，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着眼长远的前瞻思考和监管，而不是天天顾着掌控企业和资本配置。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带来了许多战略经验，有些来自传统思维，另一些来自新时代。随着人们渐渐习惯了变革，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影响力在于有能力在经历挫折后分析问题、设计修正方案和创新组合。
新京报：邓小平在1978年以后改革推动改革开放。他能够成功，你认为有哪些内在因素的推动？
休·佩曼：改革开放成功的要素有产业结构调整、激励措施和竞争相结合。鼓励私营部门进入轻工业和服务业创造了今天的消费驱动型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使重工业得以提供因为生产力提高带来的收入增长导致的个人需求扩大所需的投入和生产资料。
谈反腐
“减少官方干预和繁文缛节意味着减少腐败的机会”
新京报：你几次提及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为了实施真正的改革，领导者必须更新现有的体制才能确保永续变革。你怎么评价中共党的十八大？
休·佩曼：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侧重对经济十分重要的三个领域：基于1978年和1992年决定中国经济转型的下一个阶段。反腐败是一个主要的目标，相继有不少高官和军官落马。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的重要性，而第四中全会将法治置于改革的核心：企业和老百姓要投资、签合同都需要法律的确定性。没有这三块政策，经济就无法快速增长、支持进一步变革；相反经济还会放缓和停滞。
在中国领导很重视的反腐问题上，我认为，反腐在经济上的解决方案是放开经济，减少不必要的政府审批、许可和监管的需求、减少官方干预和繁文缛节意味着减少腐败的机会。制度透明就像一道光，让腐败曝光和杀菌的光。市场竞争和项目公开招标有助于公平定价。这些政策将那些以前只能通过腐败、垄断和限制性做法取得成功的公司驱逐出去。除了经济学以外，不言而喻，反腐还要靠道德约束、对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等。
谈中国经济发展
“最大优势是对早期教育的重视，和研发支出占比例提高”
新京报：你提出，只有充分了解中国经济，才能明白中国的整体变革。中国经济增长，你认为强大力量在哪里？对中国经济发展，你有哪些预判？
休·佩曼：中国经济增长中经常被忽视的最大优势是对早期教育的重视，随后的目标是将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5倍。对早期教育的重视结果是几乎消除了文盲。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将为中国人提供获取发达经济体普遍较高的收入所需的技能教育。如此大幅度地增加研发支出帮助中国缩小了与许多成熟产业中世界领先企业的差距，使中国企业竞争力日益增强甚至处于未来几个行业的技术前沿，如5G、通信、自动化和电子物流。
只要中国进一步开放、保护知识产权和继续国有企业改革，那么至少在未来10年，中国没有理由不进一步经济升级。首先，超过60%的中国人居住的内陆省份有更大的经济潜力。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从中国中部到西部省份和边境，可以沿着沿海地区的道路发展获得更高的收入。
最重要的是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民营企业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后，经受住了十年挑战的民营企业凭借日益完善的管理和治理体制正在迅速成熟，其中不乏失败的经验教训。引领新经济的不仅是巨头企业，还有新涌现出的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企业在拥抱新产业带来的新机遇；而服务业，除了金融和一些交通领域，大部分都是民营企业。
只要改革继续，21世纪20年代GDP年均增长5%不成问题。近几十年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后很有可能转入经济持续缓慢下滑，这样风险更小、更可持续，但依然是西方成熟经济体可能增速的两倍甚至三倍。
谈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理解的障碍往往来自内心，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出发不容易做到”
新京报：西方人该如何理解中国？
休·佩曼：理解的障碍往往来自内心。事实上，要像了解自己的国家一样了解另一个国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几十年而不是几年。认为在一个国家留学或者工作几年后就能成为中国通是一种错觉，哪怕是了解像欧洲那样拥有相对共同文化的邻国也可能很困难：在大约30个国家、5亿人口中，没有哪两个国家是一样的，体制和思维各不相同。对西方人来说，更遥远的中东错综复杂，更不用说非洲的10多亿接近20亿人口和40多个国家了。
相比之下，理解中国的挑战更大。在这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数千年的历史塑造了各种理念，理解的难度无以复加了。语言障碍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虽然不是最大的障碍；对于观察者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了解内心，想要了解别人的想法往往需要设身处地从他的角度出发，这并不总是容易做到的。
向外界解释中国最好的方法往往是从他们对中国略知一二的地方着手，然后可以展开讨论，这可能是围绕人际交往、商业、食品或媒体报道等话题，这些都是中国和其他国家共有的话题。
在向西方解释中国巨变时，我没有详细介绍那些闻所未闻的哲学家的不为人知的哲学，而是直接提到了科学家达尔文和爱因斯坦等人们熟悉的名字，以及约翰肯尼迪和赫尔穆特科尔等政治家所表达的共同观点。在经济发展方面，我讲了工业革命、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等共同的发展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今的中国：这远远好于冷战时期的刻板和过时的形象。
事实上，中国和西方有很多共同点。在中国变革管理的20个基本理念中，有18个类似于甚至等同于19世纪初以来西方经济主导地位的理念，如：长线思维、实用主义、渐进主义和远见卓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术语“维新”和“调研”，也是西方人很容易掌握的熟悉概念。
谈中国变革的启发
“任何国家都可以看看中国，挑选适合自己文化和发展阶段的模式”
新京报：应该如何在全球经济体中理解变革维新？
休·佩曼：维新这个概念源于4000年前的中国，所有的体系都需要维新，全球贸易体系也不例外。70多年了，贸易体系需要更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证明，最好是通过多边框架来达成这一目标，而不是通过以邻为壑的贸易协定。上世纪30年代，正是这种贸易协定导致了经济大萧条，引发了失业、战争和冲突。
在寻求贸易冲突的解决办法时，理解变革的整个概念有许多好处。各经济体内部外部都在不断变化、在发展。以前奏效的东西逐渐过时了，摩擦由此发生。新的贸易安排必须在现有体系内达成一致。
所有国家都有落后的社区和行业，这些问题必须得到重视并解决，正如WTO 2.0理念中提出的那样。正如美国和欧盟等增长缓慢的成熟经济体必须在内部解决这些问题一样，中国和印度等重新崛起的主要快速增长经济体也必须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施以援手。
中共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多数的解决方案和途径都已明确。如前所述，中国的传统哲学提供了一个能够适应21世纪现实和需求的过程。
变革要求人们愿意接受新思想。这是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借鉴他人的经验也是如此，正如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思想交流和实践交流将惠及各方。
新京报：中国的变革之路，你认为对其他国家有哪些启发？
休·佩曼：没有一种模式适合所有国家但可以向他人学习借鉴。任何国家都可以看看中国，挑选适合自己文化和发展阶段的模式。
新京报记者何强
受访者供图
校对郭利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