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治碱改土改出一个希望的田野
我国的盐碱地总面积超过了5亿亩，向荒地要粮食让不少学者和农人付出了毕生的心血，而这项工程也注定要一代代人接力才能完成
编者按：
土地并不总是丰饶的，盐碱地曾被称为土地的“绝症”，黄淮海大片农田一度因盐碱化“几成废壤”，农民辛苦耕耘颗粒无收。北京四百多公里外的曲周，就是有名的“老碱窝”。从河北曲周开始，土壤专家安家盐碱地，轰轰烈烈的改土治碱拉开帷幕，最终让不毛之地变成今天的米粮川。根据曲周经验，黄淮海平原盐碱综合治理启动，南粮北运由此成为历史。1993年，“黄淮海中低产地区综合治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被誉为农业领域的“两弹一星”。
实际上，曲周只是一个缩影，甚至黄淮海都只算局部，中国是盐碱地大国，从西北、东北、华北到滨海，盐碱荒地和影响耕地的盐碱地总面积超5亿亩，为了化废壤为良田，多少学者与农人付出毕生心血，这场向荒地要粮食的过程，注定是一代代人的接力跑。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种下智慧与坚忍，用汗水与深情灌溉，而土地，终不吝惜回馈。
曲周经过治理后的盐碱地，焕发出新的面貌，资料图。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长报道】
“你猜猜看，王庄当年治碱前，一亩棉花能产多少斤？”
面对曲周王庄王怀义老人的提问，不等新京报记者回答，这位老支书举起右手，食指弯成一个勾：“一亩收9斤。”王怀义说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以曲周县为代表的黄淮海平原5000多万亩盐碱地给当地农业造成的深重灾害。农业大县曲周，盐碱地面积曾高达28万亩，在张庄，麦收那时都不必用镰刀，用手揪麦穗就行，一年的收成只够逢年过节包几顿饺子。
1973年，农大青年教师奔赴曲周开始调研，第二年土壤治理全面启动。1987年，曲周全县盐碱地面积下降近七成，粮食亩产732斤，棉花亩产111斤。如今，这里的粮食亩产上千斤早已司空见惯。为什么后来以曲周经验为参考的“黄淮海地区农业综合开发研究”能和“两弹一星”并列获奖？对农人来说，改土治碱就是开天辟地。
定格时光的老相框
王怀义所在的曲周县王庄村，是当年改土治碱的示范村之一。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旱涝盐碱综合治理工程涉及全国20个省市、3.8亿人口，成功改造治理低产耕地4.7亿亩。因为这场战役的成功，中国开启了三江平原、黄土高原、北方旱区、南方红黄壤四个地区的中低产田治理，对扭转我国缺粮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刻，红火的治碱历史定格，在王怀义家的老相框里，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王怀义老人讲述当年治碱的故事。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王怀义老人家的陈设还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样子。堂屋的墙上挂着三个相框，里面的相片大多是黑白的。其中一个相框里，正中放着一张大幅的彩色照片，是王怀义已逝父母的合影。老父亲头上裹着白毛巾，母亲坐得端端正正，背景是自家的影壁墙，一对典型的北方勤劳农民的形象。
和父母相片放在一起的是一张黑白相片，上面的两个人却是典型的欧洲人模样，其中一位背着135相机，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王怀义告诉记者，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外国土壤专家来村里考察时拍的，那个时候，王庄的变化吸引了五湖四海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
1975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怀义看到了中国农业大学在其他村庄治碱有了成果，“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的盐碱地居然有了整齐壮实的麦浪，连忙诚心诚意跑到设在曲周实验站请石元春、辛德惠等专家帮村民治碱。自那时起，实验站的师生就成了村里的座上宾。
不请也不行，村里一半土地无法耕种或极度低产，乡亲们年年吃救济粮，至今仍有村民记得当时村里有一大片地名字叫“飞机场”，不是真能起落飞机，而是那里寸草不生。
学者初见“老碱窝”没有麦浪满目苍凉
1973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科学会战，综合治理黄淮海平原，一定要把盐碱地治理成米粮川。“老碱窝”曲周是科学会战的试点之一，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前身）受命在曲周建站进行“旱涝碱咸综合治理研究”。
当年还是青年教师的石元春和曲周的结缘则非常偶然，他那时正好因病离开延安甘泉县清泉沟农场，6月1日突然就接到了农大副校长沈其益的电话。这位后来的两院院士在回忆录里，把自己接到电话奔赴曲周的日子命名为“七三六一”。
很快，石元春、辛德惠、林培等教师就到了邯郸。那一年，石元春42岁。到达邯郸的第3天，一行人坐车从邯郸出发，经过当时就是粮食高产县的永年县，两个小时后，进入曲周县地界。
上世纪70年代，曲周的盐碱地旧貌。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多年后，石元春描述自己当时看到的曲周，是这样写的：“沟渠纵横无序，田块七零八落，不多的几块麦田里，散落着一些早衰的麦株。麦田里片片白花花盐霜，像天上浮云，时淡时浓，飘忽不定……这里没有麦浪，只有满目的苍凉。”
从地理位置上看，曲周西面靠近太行山脉，东边连着华北平原，这里也曾是粮食主产区。但由于地势相对低洼，西部太行山区风化的山石碎屑分解形成盐离子，随水流向西，到达平原地区。这些盐汇聚在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地方。当水位提升，含盐地下水会随着土壤毛管水上升至地表，水分蒸发，盐分留在地表，久而久之，形成盐碱土。
另外，随着过度灌溉，缺乏相应排水设施的地方，最终导致整个黄淮海平原爆发“盐灾”。据统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北、河南、山东的盐碱地面积从2800万亩猛增到4800万亩。
石元春院士回忆，“我们进村的头一两年，农民一天三顿吃的是‘三红’，就是‘吃红高粱面窝窝头，就红辣椒，手里捧着一大碗红薯面汤，面汤清亮得可以当镜子照。”他还提及了一个细节，“由于吃不饱肚子，当地征兵任务总完不成，不是青年人不愿意当兵，而是身体合格的太少。”
当年，包括石元春在内的几位农大教师，在广泛调研基础上，1973年11月8日，就拿出了曲周试验区旱涝碱咸综合治理工程报告——《邯郸地区曲周县旱涝碱综合治理样方规划草案说明书》。
在这份被称作《说明书》的方案里，土壤学者明确了治理原则：调节与控制水，建立一个“要水有水，水多能排”的系统，按照综合治理要求，“将潜水位控制在返盐的临界深度以下、土体脱盐到非盐化程度、陪肥土壤和淡化潜水。”
“治不好碱，我们不走啦！”
当时，第一块试验区被称为“400亩地”，是位于张庄的一块重度盐碱地。然而，在村民眼里，这里是“淋小盐”的好地方。当听说要改建成耕地，村民们非但不乐意，还以不进场施工表达反对。以前的治理屡屡失败，乡亲们担心这次又是没多久就无功而返，反倒更影响他们的生计。
上世纪70年代，石元春等农大教师在田间分析苗青。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在了解村民真实想法后，石元春代表各位农大老师掷地有声：“治不好碱，我们不走啦！”很快，施工大军才进入“400亩地”，放下顾虑的乡亲们“指哪儿打哪儿”，农田土方、沟渠施工迅速完成，最关键的一步——冬灌和盐碱地冲洗压盐开始了。
在《战役记》里，“冲洗”土地的场景是这样的，“一声令下，马达轰鸣起来，沟水渠水滚滚流入到刚刚平整过的田间。低处开始上水啦！水快要漫上高处，‘水漫金山’啦……水层越来越厚，达到设计要求即刻停水，开始让水有充分时间入渗淋盐，落干两天后再上二水，达到非盐化要求，以备明春播种。”
终于，1974年夏天，张庄人第一次看到了久违的麦浪，镰刀也终于派上了用场。这一年，张庄大队破天荒地向国家交售商品粮11万斤。张庄改土治碱的成功，迅速震动了包括王庄在内的各个村庄。
发放的化肥被村民当“砖头碎面”
把老师们请到田间地头后，王庄的耕地很快也开始发生变化。
“原来寸草不长，盐土可大，现在一平整，一浇水，长出来好庄稼，”王怀义指着当年人工挖掘的一处深沟告诉记者，“社员们看到地里长东西了，热情一下就起来了，从1976年开始，在全村范围内整治土地，哪个生产队都没意见了。这条沟就是当年用来排盐水的。”
到了该给小麦进行水肥管理的阶段，农大老师们向村民发放了磷肥。这种灰蓝色粉末在社员看来，就是盖房用的砖头磨成的粉面。
“老师居然糊弄人，整点砖头面子让俺上到地里，这个顶啥事儿，”王怀义对当年的场景记得非常清楚，有村民不相信“砖面儿”对小麦生长有好处，一位村民更是直接给偷偷埋在地边上了。
等到小麦拔节后，再一看，其中一片小麦长势格外好，这位村民连忙说了实话，那片小麦的旁边埋着“砖面”呢。打那时起，村民都认识到“砖面”是个好东西。
随着整治土地的面积增大，农大的老师们又指导村民开始种草。
这次村民再也没任何怀疑了，尽管也不太懂老师们说的“地里有机质太差”是个啥意思，反正老师让种啥种啥。于是，在王庄，冬天压盐，春天种草，大家自觉按照这样的节奏修复土地。“那草能长两米多高，叫田菁，用拖拉机直接翻耕进土里，这个叫‘压绿肥’。”就这样一步一步，村民眼瞅着小麦长势旺盛，地里甚至可以种两季了，小麦玉米轮替耕作，收成喜人。
五级水渠养出高产耕地
为了彻底根治盐碱地，按照农大老师的规划，王庄村当时修建了五级渠道——干渠、支渠、斗渠、农渠、毛沟。
和五级渠道配套的是，每200亩一眼浅井，每500亩一眼深井。站在地头，王怀义告诉记者，当年社员修渠的热情特别高，“眼看就能吃饱肚子了，干活能不带劲嘛。”
“这样一来，地里盐多的时候，从深井抽水灌地，排进浅井。等于把地洗一遍，实现了盐多能排，天旱能浇的模式，这个办法叫‘抽咸补淡’。”
“一直到现在，这个模式还在用。”王怀义老人说，“原来王村能种的地是1500亩，整治后全村能长庄稼的土地面积增加到2660亩。”
自打土地治理好以后，王庄也不再吃返销粮，开始向国家交粮。
1980年交粮16万斤，1981年交粮26万斤，1982年交粮36万斤，“王庄每年都是十几万斤的增长，除了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还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大家都很开心。”
上世纪80年代，经过治理的张庄粮棉大丰收。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丰收的不仅是粮食，还有经济作物，除了土壤治理，老师们还带来了种植技术。“你猜猜看，王庄当年治碱前，一亩棉花能产多少斤？”面对老人的提问，不等记者回答，老人举起右手，食指弯成了一个勾，“一亩收9斤。”
老人说，“那时能结三两个棉桃就已经不错了，还都是稀稀拉拉，这儿一棵，那儿一棵，长不出来。后来农大老师教我们搞地膜覆盖……”
1981年，王怀义作为示范村代表，第一次参加由国家农业部门组织的全国高等院校校长经验交流会。“我去了邯郸，又带着大学校长来王庄参观。”看着500亩棉花地，王庄的农民终于体会到了什么是职业荣誉感，“地膜上面，一棵苗也不缺，长得特别好。一亩打了300多斤，好的地方达到亩产350斤”，“村民通过种粮，解决了温饱，而通过种棉花，增加了经济收入。”
对农大师生的辛苦与付出，乡亲们都记在心里。第一批进曲周改土治碱的辛德惠院士，26年扎根曲周积劳成疾，1999年猝然离世。乡亲们为他在农大立了座铜像，在曲周立了座墓碑，这么多年了，总有曲周百姓自发到墓碑前坐坐，带上点地里产的瓜果，给碑拭拭土，陪辛老师说说话。而辛德惠生前在日记中自勉的“无私无畏，忘我无我，利他利国”，也一直在激励着农大师生在曲周奉献青春。
辛德惠院士在曲周实验站内的改土治碱石碑前，1999年。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粮食产量上不去了学生娃进村支招
粮食丰产了几年之后，问题又来了。“1992年到2009年，我发现每年水肥用的都不少，小麦产量却停在八九百斤，玉米一千多斤，上不去了。”王怀义告诉记者，他自己是非农户口，在村里没有耕地，他种的，是父母和自己老伴的口粮田。
为此，王怀义跑去找农大老师，此时曲周实验站也正在经历转型。获得当地政府无偿支持的300亩土地，用于建立高产高效现代农业实验。而更多贴近三农的服务形式出现了——科技小院，一种曲周实验站的延伸形式直接扎进村民中间。
王庄科技小院。新京报记者王颖摄
因为村里没有闲着的宅院，王庄第一个科技小院就直接办在了王怀义家。
黄志坚，广东佛山人。2011年正月开始住进王庄搞农作物的高产高效创建。和村民日常交流时，黄志坚总遇到一个问题。一次集体培训过程中，村民听了一阵他的佛山味普通话后，问“你怎么不说普通话？”“我说的这个就是普通话啊……”
打那以后，黄志坚跟村民都是“单聊”，连比划带说，沟通效率好得多。黄志坚还把应季的科普知识写成稿子，由王怀义老人当播音员，用标准的曲周口音广播给村民听，村民很喜欢这种方式，坐在家里就学了。
不过，在种植上，过于照搬书本的做法差点让黄志坚“闯祸”。
黄志坚查看小麦生长情况。中国农业大学供图
按照小麦管理理论，春季延迟浇水时间，会让冬前的小麦分蘖更强壮。当小麦返青期过后，进入起身中期时，曲周县农业局技术站负责人看到他管理的试验田，马上着急了，“怎么还不管理？苗太弱了，得赶快浇水施肥！”一番话推翻了黄志坚从书本上记下来的“拔节期管理”法子，马上安排浇水。等麦苗排队喝上水，已经是3天之后了。有惊无险，小麦收割后，最终的产量让黄志坚悬着的心踏实下来。
在村民心目中，这些农大的学生娃威信都很高，每个人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本事。就连外村人也会慕名找他们支招。每到实习结束后，村民都会舍不得他们走，也会盼着下一批学生进村。
是的，总会有下一批学生进村的。从1973年至今，农大师生在曲周已经扎根46年，从当年的小麦、玉米、棉花，到后来的西瓜、葡萄、蔬菜，从改造盐碱地，到如今的绿色农业，师生与农人们一直在忙碌着。曲周实验站先后走出了3位院士、70多位教授、300多位博士硕士，而他们的科研论文，首先都是“写”在了大地上。
【亲历者说】
师传的法宝就是走进现场拿到第一手数据
李保国（中国农业大学土地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李保国（左一）带领学生取土样，测土壤物理性状。受访者供图
我大学读到三年级，准备考研究生了，才有机会见到石元春院士。
1983年，我去山东寿光做调查。当时，寿光的蔬菜产业还在规划阶段。临去前石老师问我，“你去寿光，打算怎么做？”我简单说了一下，石老师直接告诉我，一定要挖50个土壤剖面。
土壤剖面，实际上就是一个坑。2米长、1米宽，1到2米深。让土壤暴露出来，观察土质结构、看植物根系发育等，一共有二三十项指标。挖土壤剖面是基本功，这是石老师对跟他做学生的要求，就是做什么事，一定要打好基础。按照石老师的要求，我的本科毕业论文还得了优。
成为石老师的研究生后，我的课题转向曲周。临行前，问石老师有什么要求，石老师告诉我，去了以后，每个村都一定要跑一跑，看看河，看看沟，看看不同地块的地下水。我是听话的学生，后来在曲周住了大概一年，曲周的每一村，我确实都走到了。当时去村里，就是骑个自行车，没有像样的路，遇到沟坎就扛起车，过去了接着骑，可以说，那里所有地下水的第一手资料我都拿到了。
石老师做研究做得特别细，总是深入实地观察，做好记录。他自己所有的笔记、手绘资料现在都留着呢。所以，我的体会是，做什么事，都要严谨细致，尤其是我们做土壤学研究的，不走进田间地头，对土壤学就不可能有一个完整与正确的认识。还有直到今天，我都保留着这样的思考习惯，就是考虑一个问题，可能最开始是从小的问题入手，之后却要从大的宏观层面重新审视它，这也是石老师要求的。
他常问我们，这些课题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理论和实际能不能联系起来？研究成果是否可以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研究成果能否解决农民的问题？能不能帮助农民实现粮食增产增收？这样的成果，才是有意义的。
【这片土地我想对你说……】
新京报：七十年来中国三农的最大变化和进步是什么？
李保国：可以从耕地资源谈一点看法。七十年来，耕地作为中国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农业资源环境的基本条件，从上世纪50-60年代的资源拓展到70-90年代中低产改良，再到本世纪的耕地保育和质量提升，和耕地相关的科技工作者任务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实是越来越艰巨，责任也越来越重大，如今的任务，已经是不但要保证粮食安全，而且要保证生态环境安全。
新京报：对这片土地，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李保国：我们一定要精心呵护好每一寸土地！使她不要在利用中发生土壤侵蚀、土壤有机质下降、土壤盐渍化或酸化、土壤污染或土地退化。我们一定要敬畏和尊重大地的自然规律，在此基础上，做到可持续利用。
新京报记者王纪辛
编辑张树婧校对柳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