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战全面爆发之际毅然回国，毛泽东曾四次接见他：“要大胆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
摘要：“回忆往事，我仿佛看到了谈先生那慈祥的笑容，那双厚实的手，听到了那浓浓的宁波口音。”马克烈说，“天上那颗谈家桢星永远在闪烁微笑。”
今年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民盟市委昨天举行纪念谈家桢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深切缅怀谈家桢在遗传学上的杰出贡献，坚持真理、科学报国的崇高精神，高瞻远瞩、提携后学的宽广胸襟。
谈家桢是中国现代遗传科学奠基人之一，享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上海市第八、九、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五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名誉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员会主委，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副校长。
一盏桐油灯下，开创遗传学研究
1909年9月15日，谈家桢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26年被保送东吴大学，主修生物学，1930年毕业后进入燕京大学，师从李汝祺先生，1932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34年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师从现代遗传学奠基人摩尔根及其助手杜布赞斯基（Th.Dobzhansky），1936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37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邀请回国，聘为生物系教授。
抗战爆发后，随浙江大学辗转内迁，生物系迁到贵州湄潭的唐家祠堂，此后6年时间里，谈家桢在研究上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让我们感动的是他在重要人生关口的无悔选择。”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林鑫华说，第一次是博士毕业后，他深知此时国内遗传学基础很薄弱，仍谢绝了导师摩尔根的挽留，毅然放弃国外的良好条件，选择回国发展遗传学。第二次是在抗战烽火中，随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
在祠堂的简陋“实验室”里，当时唯一的照明工具就是一盏小小的桐油灯，条件非常简陋。但他选择了对知识的坚守，通过对亚洲异色瓢虫的深入研究，完成了他人生中最有价值的遗传学研究成果——“嵌镶显性”遗传现象的发现。
这一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至今仍被列为遗传学教科书的经典内容，点亮了中国现代遗传学的未来。林鑫华说，在如此艰苦条件下，谈家桢还培养了多位我国遗传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中科院院士、细胞生物学家施履吉，微生物遗传学家盛祖嘉，人类遗传学家刘祖洞等。
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
1952年，院系调整后谈家桢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曾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遗传所所长，复旦大学副校长，生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
林鑫华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国内盛行，它强调对育种起决定影响的是外部环境而非内因，摩尔根的基因学说受到压制，但谈家桢却不惧压力，为捍卫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坚持真理，毫不动摇。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召开后，毛泽东曾4次接见了谈家桢，鼓励他“要大胆地把中国的遗传学搞上去！”
1978年，改革开放后，谈家桢先生发现国内的遗传学发展严重落后，欧美已经跨入分子生物学时代，差距巨大。他不顾在高龄时动过两次大手术，远访美国、欧洲和日本，大力加强交流合作，先后推荐学院17位中青年学术骨干去国外访问、进修和合作研究，这些人学成回国，后来大多数成了复旦遗传学科的中坚力量。1979年，谈家桢邀请自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老同学、美国科学院院士James Bonner带领学术团队来复旦大学开设分子遗传学培训班，系统介绍建立基因组文库、分子克隆等前沿学术进展，为我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骨干。
1980年，谈家桢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6年又当选为第十八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会长。1999年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谈家桢星”。
70余年里，谈家桢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被誉为“中国的摩尔根”。复旦大学统战部副部长葛庆华说，谈家桢提议设立的“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有力促进了中国生命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他的呼吁下，我国人类基因组的研究工作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他的推动下，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成立，构建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平台，为我国相关研究立足世界打下了基础。
天上那颗星永远在闪烁微笑
民盟上海科技馆支部的耿佳榕说，谈家桢心系科普，传播科学开启民智。他不仅著书立作，用科普读物的形式传播科学，他更是高瞻远瞩，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载体，持续提升公众科普素养。
耿佳榕说，相信位于延安东路的上海自然博物馆（老馆）在很多人儿时记忆里都占有一席之地，一定也曾被展馆门厅处的两大“镇馆之宝”——体长8米，身高4米的“黄河古象”和另一个——身长22米，肩高3.5米的“合川马门溪龙”的庞大身躯所震撼。这座半个世纪来肩负人民大众科学文化教育责任的场馆，在筹建初期就受到谈家桢的密切关注，他在场馆后续的筹备、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983年谈家桢正式担任上海自然博物馆馆长，自此博物馆的发展名正言顺地挤进了谈家桢的工作日程。作为馆长，他对博物馆研究、收藏和教育这三大功能的相互依存关系有着清晰的表述：“……收藏标本、科学教育、科学研究，这三者是有机联系的，是分不开的。……要使标本能起到科学教育的作用，必须进行科学研究。”鉴于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力量单薄，谈先生更是建议要开门办馆，分学科与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水产学院等高校及研究所合作。
“那时候他是八十岁的老人，在学术上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各种会议，还要指导复旦大学他的弟子和研究生，开展专题研究。”民盟市委原专职副主委马克烈说，在政治上，在民盟工作方面，他也是位无微不至关心年轻人的好领导。
马克烈回忆说，有一次主委办公会上讨论一位盟员的处分问题，因为他在负责某项工程，工作中出现了问题被停职审查，盟组织讨论是否要作出相应处理，副主委赵超构和谈家桢当即表示要慎重，先弄清问题，不要轻易处理。后来，这位盟员在市内好几项重大工程中都发挥了领导才干，做出了显著成绩。
“回忆往事，我仿佛看到了谈先生那慈祥的笑容，那双厚实的手，听到了那浓浓的宁波口音。”马克烈说，“天上那颗谈家桢星永远在闪烁微笑。”
责任编辑：赵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