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叶公平：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喜龙仁的价值
“经历了20世纪的战乱与变动，当很多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城墙、城门、庙宇和宝塔都荡然无存或面貌全非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喜龙仁的著作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记录，其价值愈发被彰显出来。”
采写|新京报记者徐学勤
喜龙仁是最早对中国艺术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收藏蔚为大观，与中国学界和美术界也有过广泛交流，并影响甚远。但海内外学界对他的专门研究并不多，我们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客座副研究员、目前在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任教的叶公平先生，他专注于喜龙仁研究多年，我们请他详细分析了其中原委。
被冷落的集大成者
新京报：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和物质文化的关注显著提升，中国艺术史的早期海外研究者中，有哪些突出的代表人物？喜龙仁在其中居于何种位置？
叶公平：西方早期的中国艺术与物质文化研究者，主要有费诺罗萨、韦利、翟理斯、宾扬等人。费诺罗萨在日本住了很多年，他的中国艺术知识来自日本，他在《东亚艺术史纲》中拼写中国古代画家如李龙眠的姓名，都是按照日本发音拼写。韦利中文和日文阅读能力很好，翻译了不少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著作，因为长期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也出版过中国绘画方面的书，喜龙仁后来也找他借阅过关于日本艺术文献的笔记。翟理斯是汉学家，写过《中国绘画艺术入门》。另外还有冈仓天心，曾经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了一些时间，用英文写了一些书，影响也比较大。
相对于前面列举的这些人，喜龙仁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他对中国艺术和物质文化的大部分门类都做了研究。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东亚、北美和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包括博物馆收藏和私人收藏，充分利用实物和文献资料，把中国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做成了全球性的学问。他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对实物的观察、拍摄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和拍摄过的东西，他一般不大愿意去写，因而他的著作往往有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他的研究虽然很多只是在汇集资料的基础上做了初步整理，但是对于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科来说，却是重要的奠基性工作。当弗利尔美术馆设立奖励国际亚洲艺术研究的弗利尔奖章时，对把第一届弗利尔奖章授予喜龙仁，没有任何异议。弗利尔奖章后来常被认为是国际亚洲艺术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
喜龙仁拍摄的北京。
新京报：根据你的考察，国外关于喜龙仁的英文专著只有一本，这与其在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极不匹配，为何会如此？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外学界对喜龙仁的研究概况？
叶公平：目前，关于喜龙仁最重要的专著无疑是米娜·托玛的书，英文书名为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e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最近刚出的中文版改名为《喜龙仁与中国艺术》。米娜·托玛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斯德哥尔摩看喜龙仁档案，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此书的缺点是对于中国文献没有充分发掘。另外，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历史系的Perry Johansson，在2012年出版的关于瑞典汉学史的专著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 A Case of Swedish Sinography中，有关于喜龙仁的一章。海外对于喜龙仁作为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开拓者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不过高居翰等人也指出，喜龙仁的著作往往不深入，主要是资料整理。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一个学者的著作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学者本人的人生和个性是第二位的。而且，当前的研究成果（最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才是最重要的，二十年之前的研究或著作常被认为是过时的。当然这种看法往往并不正确，对于人文学科更是如此。
另外，对喜龙仁的研究比较稀缺，还与相关档案一直在斯德哥尔摩、至今没有在网上公布有关，现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系统也没有在网上公布的计划。这使得不在斯德哥尔摩的学者查阅喜龙仁档案很不方便。而近几十年在斯德哥尔摩，几乎没有什么人对于中国艺术史学史有很浓厚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喜龙仁档案中有很多部分是瑞典文，不懂瑞典文也不太方便充分利用档案。
喜龙仁的中国朋友圈
新京报：喜龙仁曾在民国时期四次来华，与蔡元培、胡适、张元济、黄宾虹、张大千等人都有过交集，能否谈谈他与中国学界和艺术界的交往故事？作为西方学者，他是如何进入民国学术圈的？
叶公平：喜龙仁在华期间与中国文化界有较为广泛的交往。除了你提到的这几位以外，他还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古物学者罗振玉、鉴藏家完颜衡永，以及后来成为著名西洋文学研究者的杨周翰都有过交往。从目前所见记载来看，喜龙仁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谓近代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1956年5月，喜龙仁与负责运送北京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影于台中北沟库房外。这里是故宫文物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
胡适1922年的日记至少有7次提到喜龙仁，对其人其作的评价都很好，两人的交往比较多。喜龙仁在北大做讲座，翻译就是胡适。喜龙仁跟蔡元培的交往，目前找到的记载比较少，因为蔡元培1922年上半年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但无疑是见过面的，是张元济写信给蔡元培推荐了喜龙仁。黄宾虹在致许承尧和傅雷的信中，也都提到跟喜龙仁的交往。张大千在喜龙仁过八十大寿时，还给他写了一幅字表示祝贺，收录在其著作目录中。鲁迅虽然不一定认识喜龙仁，但他曾托其弟周建人买了一本喜龙仁编著的英文版《中国画论》，寄赠莫斯科的犹太裔艺术史家朋友，并在信中对喜龙仁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
喜龙仁之所以能打入中国的学术圈和艺术圈，估计是通过长期在华的一些外国人的引荐，比如他跟一位长期居住在上海，对中国文化艺术有长久兴趣的西洋女士爱诗客有长期通信。爱诗客与美国著名女诗人洛威尔合作翻译过中国古诗，她也是最早收藏近现代中国画家（如任伯年、吴昌硕等人）作品的西方人之一。
新京报：在紫禁城和“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都未对外开放时，喜龙仁被特别批准进入拍摄，他是如何获得特许的？他还给溥杰、溥儒、醇亲王等人拍过照片，他与当时的民国政府和前清王公贵族有怎样的交集？
叶公平：喜龙仁先认识了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的帮助下获得溥仪的特许。喜龙仁是1922年5月获准进紫禁城拍摄的。胡适在1922年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八时到Professor Siren
（即喜龙仁）
处吃饭。我因为宣统帝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
（Johnstone）
,问他宫中情形。”1922年5月30日胡适见溥仪时，溥仪也谈及出洋留学的事。1922年溥仪很想去欧洲留学，自然会对喜龙仁这位欧洲大学教授充满好奇与好感。喜龙仁拍摄时，溥仪还在一旁不断建议，告诉他哪里有更好的拍摄角度。瑞典虽然是小国，但是在世界上很受尊重，跟中国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且瑞典是君主立宪国，晚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立宪制度，就去过瑞典。再加上喜龙仁又是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西欧大学教授，很容易获得这些王公贵族的好感。
不过，民国时期了解喜龙仁的人基本上局限于精英阶层，他的著作只有制作豪华、价格昂贵的欧洲语言版本，只有少数图书馆和个人购藏他的著作，当时的中文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很少。他对中国传统派画家有兴趣，对中国的新派或西派画家兴趣不大，因而，也就很难对中国的新式艺术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从精英关注到大众喜爱
新京报：喜龙仁在中国建筑、雕塑、园林和绘画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叶公平：喜龙仁对中国传统建筑和雕塑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影响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在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精英阶层不重视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当喜龙仁研究中国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皇城和中国雕塑的时候，这些题目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认真研究过。喜龙仁这些方面的著作，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等最早认真研究中国建筑和雕塑等物质文化的中国学者，有很重要的影响。
梁思成1930年在沈阳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讲义，有很多部分直接翻译自喜龙仁的著作。根据梁思成好友童寯的记载，1935年喜龙仁访问过北平营造学社，而营造学社负责与欧美打交道的就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建筑史家童寯在书中也多次提及喜龙仁（《童寯文集》中称之为奚伦、奚仑或Siren），称其为瑞典的中国建筑学家。
喜龙仁拍摄的北京。
新京报：喜龙仁的著作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出版首个中译本，中国学界关于喜龙仁的研究论文至今依然稀少，直到近年才出现喜龙仁著作的井喷式引进，他的著作被中国人接受大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叶公平：喜龙仁的著作主要是面向西方读者的，他在弗利尔奖章受奖演说中也说，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让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艺术。
经历了20世纪的战乱与变动，当很多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城墙、城门、庙宇和宝塔都荡然无存或面貌全非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喜龙仁的著作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记录，其价值愈发被彰显出来。他的著作以前只被小范围的精英阶层了解和欣赏，如今已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人重视和喜爱。
采写|徐学勤
编辑|杨司奇喻子豪榕小崧李永博
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