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济生此生惟愿济众生倾其心血亦不悔

2019-08-30 | 浏览：

原标题：韩济生此生惟愿济众生倾其心血亦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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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济生，中国疼痛医学的主要开创者。神经生理学家、疼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生物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瑞典隆德皇家科学院国际院士。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次），首届立夫国际中医药针灸奖、首届紫荆花奖，何梁何利奖，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国际疼痛学会名誉会员（国内目前唯一一位），国际针灸联合会科技贡献特等奖等。

韩济生此生惟愿济众生倾其心血亦不悔

新京报记者彭子洋摄

【匠心阐述】

这一辈子，我活得像一只蚂蚁，忙忙碌碌，其实就做了一件事——确认针刺有镇痛作用，基本阐明其原理，并将其用于戒毒、治疗孤独症、不孕症等，开辟了新天地。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为针灸在世界的立足提供了科学依据。凭借着这些研究成果，我结交了国际上许多学者，收获了跨国友谊。

其实，我也很想带着夫人去看看名山大川，也期盼天天有时间练字，但人生有限，我必须惜时如金，使时间达到最大利用率，尽可能扩大战果，实现儿时“济生”的愿望！虽然现在我已经是“90后”，但怎能忍心和科学研究一刀两断！

【匠人美学】

学西医出身的韩济生，用50多年时间证明了针刺产生镇痛的原理；连续12年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基金；他发明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扩大针灸疗法在全世界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倾注大量心血，推动了中国“疼痛科”的成立。

响应时代召唤，“跨界”接下挑战

韩济生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从外国传教士那儿学到一些医学知识而行医为生的父亲，希望儿子长大能正规学医，有更多的本事普济众生，“济生”之名就是父母对儿子寄予的无限期望。童年的韩济生，历经了抗日战争中的颠沛流离、母亲早逝，但他不忘父母的期望，在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执意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1965年，韩济生确定了一生的科研方向。

当时，中国一些地区在利用针刺穴位止痛做外科手术，如此有中国特色的事引起了周恩来总理和卫生部的重视。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抽调人力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这个任务也交到了北京医学院。

找了几位老教授均被拒绝后，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彭瑞骢教授找到韩济生。“其实我也不愿意做，毕竟学的是西医，对针刺麻醉一无所知，独创新领域肯定困难重重。接受国家总理给的任务更是难下决心，做不好就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然而，当韩济生亲眼见证了针刺镇痛下进行的开胸手术后，他下定了决心：做！

当初的他并未想到，这一干就是50余年。

迈入针刺麻醉领域时，韩济生其实对针刺麻醉的作用也半信半疑，因为不了解体内的另一个系统——经络，不知从何下手。

实验开始，韩济生拿自己下手，往合谷穴上扎针，观察痛觉是否会减轻。为了产生标准化的疼痛刺激，他寻找各种方法，热烫、强光照射至起泡都曾试验过。后来，韩济生研究出一种可以不损伤人体，也能在皮肤上产生痛觉的方法——在一个金属电极上裹上棉花，蘸着氯化钾溶液通直流电，就可以在皮肤上产生痛觉，可以反复使用且不损伤人体。

借助这种方法，实验进展很顺利，只用了3个月，韩济生团队就发现，在穴位上扎针半小时，确实可以让痛觉变得迟钝，而且全身都有镇痛效果。一旦停止扎针，原有的镇痛效果就逐渐减退，每过16分钟下降一半。“这种规律只有精确作图才能发现，这让我们确认，针刺镇痛效果是逐渐发展的，不论其生成和消退都有一个严格的时空规律。”回想起当初得到的这点进展，韩济生言语中依然透露着兴奋，因为在当时，尽管各地都在如雨后春笋般研究针刺镇痛，但还没有人报告过这种生物规律。

另辟蹊径，发现针刺镇痛神经化学原理

根据上述规律，韩济生又提出一个假说：针刺让皮肤痛觉变迟钝，可能是针刺导致人体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发挥了镇痛作用。提出了假说，就要求解答。当绝大部分人都从电生理角度去做针刺麻醉研究时，韩济生带领团队另辟蹊径，从神经化学角度展开研究。

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韩济生一直住在集体宿舍，每周只回一两次家，平均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七个小时。为了节省时间，他采取了“快速走路锻炼法”，上楼梯经常两级并一级，既节省了走路时间，又锻炼了身体。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刘风雨回忆，韩老师常常步履匆匆，他进电梯后总是先按关门键，再按楼层键，只为能节约一秒钟。

为了寻找到发挥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韩济生带领团队用脑脊液交叉灌流法反复实验发现，被施针的兔子脑中确实产生了某种物质，可以被转移到第二只兔子脑中，使后者痛觉变得迟钝。

到底是哪种物质在发挥作用？韩济生团队在初步探索后，选择了5-羟色胺作为第一个研究目标。那段时间，他们拼命地看书查资料，为了节省时间，每次吃完晚饭，韩济生会再买两个馒头，留到第二天早上一边泡开水就着吃，一边查资料。

当年，实验材料极其缺乏，要确定5-羟色胺是否参与了针刺镇痛，必须有5-羟色胺合成抑制剂或受体拮抗剂。从哪里去找这些试剂呢？巧的是，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供职的朱章赓教授来实验室参观时，对实验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承诺免费提供实验室所急需的精细化学材料。在焦急等待了3个月后，韩济生陆续收到了海外寄来的化学品。借助这些材料，在1973年-1978年的五年时间里，韩济生团队反复论证，针刺可以促进脑和脊髓中5-羟色胺和相关物质的生成和释放，发挥镇痛效应。这一结论让整个团队“军心”大振，对前途充满信心。

回忆起朱章赓的帮助，韩济生至今仍然感慨，如果说一生事业中确实有“幸运”，这绝对是一例。

用研究结果结交国外学者，收获跨国友谊

在医学领域，作为中国独创的科学技术，针灸疗法和针刺麻醉的出现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国际影响，韩济生也凭借着他的研究成果，震慑了外国学者，收获了跨国友谊。

1979年6月26日，韩济生受邀参加国际麻醉药物研究学会的年会并做报告，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此前没有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过这种大会，有人对中国人的研究持怀疑态度是可以想见的。韩济生以系统确凿的实验证据，证实了针刺能使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出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令外国学者心悦诚服。当他的演讲结束，全场响起了自1972年成立以来该学术年会中最响、最持久的热烈掌声。

这一次赴美交流，不仅让韩济生代表中国大陆的学者在国际上发声，也意外收获了一份跨国友谊。当时由于在旧金山转机出了问题，韩济生滞留在了美国。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在脑中搜索着可以拜访的学者。韩济生说，长期以来，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在看文献时要记住作者的全名和单位。这个习惯此时显示出意外效果，他在脑海中搜索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系的哥德斯坦教授，并贸然登门拜访。哥德斯坦发现了神经系统中作用类似吗啡的肽类物质强啡肽，而这也正是韩济生想要研究的化学物质之一。

韩济生向哥德斯坦说明来意，并在回答问题时成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两人随后进行了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并达成了合作意向：阐明在生理状态下的强啡肽究竟有什么作用。哥德斯坦愿意无偿送给韩济生价值几千美元的几毫克强啡肽，让他带回中国，由此展开了双方的合作。

“脑啡肽、内啡肽和强啡肽是外国人发现的，如何激发人体加速产生这三种物质则是我们用10多年时间破解的密码。用2赫兹电刺激，可以让人体产生脑啡肽和内啡肽，而用100赫兹电刺激，可以产生强啡肽，这三者都可以起到镇痛的作用。”回想起当年的发现，韩济生依然激动、自豪。

“韩济生关于阿片肽功能活动的研究事业将大有可为！”在1987年结束实验室工作后，哥德斯坦把所有实验室仪器、药品用两个集装箱运到了北京，无偿捐给了韩济生实验室。虽然他年纪比韩济生大，成就也更大，但在他心中默认：“这个中国人了不起。”

挤出时间做研究，脱离老套路开辟新天地

在此后的研究中，韩济生发现了存在于体内的对抗吗啡镇痛物质CCK，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为何有的个体针刺没有镇痛作用”、“为什么针刺时间过长反而效果减弱（即发生耐受）”。这一系列研究先后两次获得国家教委二等奖、一次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多个奖项。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

回想起当初的研究过程，韩济生仍能感觉到身上背负的层层压力。“因为大家都在关注我们的研究，任何大意、任何失误都会带来不利影响。”

把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是韩济生的心头大事。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开始尝试应用针刺镇痛基本原理发明治疗仪，用于解决临床医学问题，尤其是西医无法解决的各种难题。

他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级电子工程师刘亦鸣合作，将实验用的电针仪改造为科学、有效、价廉、易用的低频电脉冲穴位神经刺激仪（以下简称“韩氏仪”）。在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用于开颅手术，可使麻醉药品的用量减少25%，并使手术中各项生理指标更为平稳；在北大医院和北京康复中心用于因脊髓损伤和多种脊髓病变引起的下肢痉挛，使患者持续数年或十余年的肌痉挛得以缓解……

除了镇痛，韩济生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在其他领域适用。1990年，从报纸上看到“全国吸毒人数达到七万人”的消息时，韩济生震惊之余开始思索：“我能为此做点什么？能否用针刺方法使脑内分泌出脑啡肽，来减轻吸毒者的痛苦，使之回归正常生活？”十多年的研究显示，脑啡肽就像天然吗啡，可以明显缓解海洛因成瘾者的戒断综合征。1997年“韩氏仪”被公安部、卫生部和全国禁毒委员会选为有效的戒毒产品向全国推荐。

1999年，当听说北医与北大合并后教师奖金可能提高时，花钱从来都是精打细算的韩济生和爱人朱秀媛商量，提前透支两年的奖金十万元，设立戒毒不复吸奖，用以奖励使用了韩氏仪戒毒成功一年不复吸者。“做戒毒，是我自己开辟的艰辛之路，但我不后悔。如果能够对吸毒群体有所帮助，也符合父母取名‘济生’之初衷。”至今，韩济生仍然感谢夫人朱秀媛一如既往的支持。

2008年，80岁的韩济生走出内源性吗啡样物质领域，去寻找针刺能否治疗西医所不能治疗的“不治之症”，在此后开辟了穴位刺激治疗孤独症、不孕症等新天地。2018年7月17日，在没有生日蛋糕和鲜花的九十寿辰庆祝会上，对自己花费极为“吝啬”的韩济生却携手夫人朱秀媛，向北京大学医学部捐赠100万元用于脑科学发展项目。

如今，91岁的韩济生仍奋斗在科研和教学一线。他说：“人生有限，要使时间达到最大利用率，尽可能扩大战果，实现儿时‘济生’的愿望！”

【匠人心语】

新京报：你觉得在完成自己的成就中，最值得珍惜的是什么？

韩济生：最珍惜的是组内的团队精神。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团队内部没有分裂、拆台等现象，总是互相鼓励。我软弱时你加以鼓舞，反之亦然。

新京报：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韩济生：我的一生已经快走到尽头，但是我所从事的针灸原理研究和疼痛学研究肯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广大慢性疼痛病人必将因此而获益。

新京报：什么时候是你认为最艰难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韩济生：最艰难的是本世纪初期创建疼痛科的时期。我不停地到各个部门求援，后来主管部门深入基层，详细调研，终于下决心批准成立了疼痛科。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病人能更快地得到治疗。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

韩济生：求索，不断探索未知；奉献，献身大众利益。

新京报：你还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韩济生：如果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力求戒掉急躁情绪。遇有不顺心之事，先冷静几秒钟，再做处理。效率会提高，成效会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