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婚育率下跌背后，是女性单身的选择，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婚育率都在持续下跌。最近，日本的婚育率更是跌破新低，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单身或不育，加剧了人口结构老龄化。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不仅有女性独立意识的崛起，还有社会压力和生活成本带来的生存困境。
作者丨林蓝
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不结婚，日本的“单身经济”乘上了特快列车。从“一人食”、“单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礼”，各种专为单身女性设计的服务如雨后春笋般面世，日本社会似乎已经准备好迎接这批不走寻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庆祝女性独立的背后，是持续跌破新低的婚育率，这对于老龄化程度原本就严重的日本来说，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在日本，职业女性面临着诸多职场上的性别歧视，而婚后家庭重担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为了有效减轻妇女的生活负担，日本政府在2010年后就开始作出种种尝试，例如出台奶爸计划（Ikumen Project），试图改善父亲在家庭事务中缺失的社会现象。但这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简单问题，仅仅鼓励父亲回归家庭，似乎还不足以消除痛状。因为，和职业母亲过重的生活负担捆绑在一起的难题，还有老生常谈的双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单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对的职场和育儿压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会，年过25岁的未婚女性有个绰号叫“圣诞蛋糕”，因为一旦过了25岁就可能“没有人要了”。当然，这个物化女性的陈腐花名后来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临的职场性别歧视和要承担的家庭责任，却没有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战”后定型，由于当时是经济发展的腾飞时期，男人们在社会前线努力工作，女人们则留守二线经营家庭。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并迎来了“平成大萧条”，许多家庭主妇不得不外出工作帮补家用，日本女性开始成为辅助劳动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战略师凯西·松井首次发表围绕着“女性经济”(Womenomics)的研究。该研究指出，通过缩小职场上的性别失衡，能为日本带来700万的劳动力。
日本著名单身主义女演员天海祐希。图源：《请适当讨论》。
6年前，重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积极推进“女性经济”，表示要以性别平等为目标，扭转经济低迷的局面。然而，政府设定在2020年的目标，却在方案提出的两年内，从原来由女性担当30%的政府高级官职和私人公司高层职位，修改成7%的政府高级官职和15%的公司高层职位。如此巨大的变幅，令人不得不怀疑政策的可行性。
政府虽然制定了目标，但由于没有明确的奖罚体制，所谓的“信誓旦旦”终究只是理想主义。目前，在日本的知名企业中，只有零食公司卡乐比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截至2016年有约20%的高层职位由女性担当。其余像日产、丰田、本田等更具世界影响力的大公司，则在增加女性高层人员上停滞不前，整体日本企业文化难以被带动。女性就业率虽然在数量上得到提升，但职业质量却依然没有变革。
据统计，2017年，日本15到64周岁的女性有68%在工作。尽管数据和美国相近，但这些工作女性的年龄比例却呈M形，因为很大部分女性在二三十岁时结婚生子后便会辞职，到孩子长大后才再次投入工作。这种断裂型工作模式，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的职业发展前景，同时加固了企业在招聘和管理员工时的性别歧视。
《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提到，不少日本公司在得知女员工怀孕后，会建议其转成兼职或合同工，有的甚至劝退。而家有小学三年级以下幼儿的女员工，虽然可以每天提早一小时下班，但需要接受相应的减薪；减薪过后，还有漫长的职位瓶颈和工资涨幅停滞期。因为，对于公司而言，需要付出更多时间照料孩子的女性无法长期加班，工作上的贡献一旦减少，便不配拥有升职的机会。
穿和服的日本儿童。
三年前，一位匿名妈妈在无法给孩子找到日托中心后发表的博客《孩子保育院落选，去死吧日本！！！》获得千万流量，震动全日本。育儿机构短缺，是迫使许多日本已婚女性，不得不舍弃职业野心的另一个核心原因。
今年六月，《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目前日本至少有两万名婴幼儿在排队等候公立日托中心的名额。政府虽然表示会在两年内加急建立更多育儿机构，但不与工作时长成正比的低薪酬，打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成为育儿老师的念头。这个承诺，仿佛是一张空头支票。更棘手的是，应聘育儿教师的多为女性，当她们本人怀孕生子后又被机构减薪劝退，导致本来稀有的资源流失，这无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死循环。
日本的育儿，需要家长额外的精力。除了洗衣服、做便当、陪玩、陪睡，其他的必要环节还包括给孩童记录生活日志，详细至孩子一天的活动、餐饮、行为和话语。由于日本人大多不愿意请陌生人到家里带孩子，所以保姆业并不能减轻育儿机构短缺的负担，找不到托管的家庭只能由夫妻双方自行消化。据经合组织统计，日本男性平均每天投入家庭的时间仅有41分钟，很多时候仅仅是吃一顿饭的时间，这也意味着只有女方在为家庭放下职业野心。如此看来，女性只要不结婚生子，就能在经济、职业、私人时间上获得更多自由，拥有更轻松的人生。
Ikumen Project：日本的奶爸计划是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初，在日本只有女孩需要接受家政课，而男孩并不用。这不禁指向了日本社会中格外顽固的两性形象。为了改变男性在家庭事务中缺失的社会常态，日本政府于2010年出台了“Ikumen”计划，试图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以此鼓励职业女性结婚生育，并最终推动经济。
Ikumen计划 logo
“Ikumen”是一个合成词：“ikuji”在日文中是育儿的意思，“ikemen”则指帅气性感的年轻男性。两个词的用意各取一些，便得出了“ikumen”，也就是育儿男，形容带孩子的爸爸或家庭主夫，可简单地理解为奶爸。这个奶爸计划在线上有专业的育儿资讯网站，线下有给父亲们讲解如何做简易玩具、如何讲好睡前故事等育儿技能的讲习班和研讨会。
为了进一步扩散项目的影响力，负责Ikumen计划的卫生劳动福利部还动用了大众媒体，投资有关父亲育儿的影视娱乐项目；部门还设立了“Ikumen Star”和“Ikumen Boss”等奖项，表彰出色的奶爸和积极推行该计划的企业。在政界，广岛地方官汤崎英彦曾是第一个对外宣布休育儿假的官员，在9年前还因此事登上了报纸头条。
在近十年后的今天，Ikumen计划出效果了吗？数据显示，愿意拿育儿假的男性从2012年的2%上升到了2017年的7%，这些父亲仍然是极少数。同时，许多女性也表达了对该计划的不满，例如将干家务活、参与育儿的男性塑造成伟大的英雄形象，仿佛打理家庭对于男性来说只是“加分项”。而一些想要积极响应号召的父亲也有崩溃时刻，例如结束了劳累的加班回家后，发现等待着他们的是一池剩碗。
但这并不代表Ikumen计划一无是处。有观察者表示，经过政府机构持续的努力，“Ikumen”这个概念已经普及，如今日本的周末渐渐出现更多带娃外出的父亲。5年来，请育儿假的男性的微小涨幅，也证明了奶爸计划的成效，虽然这个改变依旧非常缓慢。
无法提速改变的原因，恐怕还是与日本根深蒂固的性别刻板形象以及加班文化直接挂钩。如果不改变男性必须养家糊口的期望和拖沓的加班文化，将男人从畸形的工作氛围中解救出来，日本的婚育率恐怕很难得到质的提升。
日本“996”：给年轻男女的双向压力
前不久，中国的“996”占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头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科技业蓬勃发展背后的代价浮出水面。然而，这种有毒的工作文化，并不只存在于中国，稍微放眼海外，邻国日本长久以来就以过度工作而闻名世界。
在夜幕下的新宿小巷里，一排排写着“居酒屋”的红色灯笼被点亮，照射着弥漫街道的烧烤烟气。坐满了这些拥挤小店的人，几乎都是穿着西装，卸下了领带的男性。除了在公司挑灯夜战，陪上司和客户消遣也是加班的一种。
在地下通道熟睡的男子。
在这种无止境的加班潜规则下，催生了一种日本独有的打盹儿文化———“Inemuri”。“Inemuri”即日本人民在电车、街道、办公室、学校等公共场所打瞌睡的社会现象，在文化意义上是被大众接受的，于上世纪80年代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流行起来。当时的日本人干劲满满，有着为了事业发展而舍弃睡眠的抱负，由此逐渐形成了上床睡稳觉就代表着这个人没有尽力，而在公共场合打盹儿就意味着这个人很忙、很努力的吊诡心理状态。
毫无疑问，这个矛盾的社会现象是日本过劳工作文化的结果，而企业对于过劳的合理化，使得加班次数和长度变成了表忠心的机会和升职的KPI。被传统社会观念督促着的男性，需要不断加班为求升职加薪，很少充分使用法定育儿假。而同样想要爬得更高的女性，在生育后不能加班就只能接受职业瓶颈。
找不到稳定的工作，是婚育率提不上去的另一个直接原因。上世纪90年代进行劳动法改革，日本政府放宽了企业使用短期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的限制，因此涌现了大批派遣公司，同时企业的正职也在逐渐减少。虽然日本的失业率保持在3%以下，但这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没有保障的非正职劳动力。
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加班文化，也迫使许多支撑不住的年轻人不得不离职，选择流动性更强的短期工种。对于被期待着养家糊口的男性来说，没有一份正职工作就意味着在传统婚姻市场失去了重要竞争力。与其去面对那些固化社会期盼所带来的压力，有部分男性也会主动选择单身，只经营自己的生活。所以，毒性工作文化下的日本“社畜”不分男女，是所有青年人共同的焦虑。
日剧《最完美的离婚》剧照。
在这层社会语境下，日本政府不仅仅需要Ikumen计划去鼓励男性参与家庭，更需要整顿不健康的加班文化，才能有效提起年轻人婚育的兴趣。
鱼和熊掌可兼得：
母亲身份从被动到自主选择
一个社会的民众意识及福利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对母亲身份的取舍。无论是推行Ikumen计划，还是整顿企业文化，政府本质上要做的是保证女性的社会地位。
事实上，在女权主义学术界，母亲身份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以舒拉米斯·费尔史东（Shulamith Firestone）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怀孕是残酷野蛮的，是为了物种的利益个人身体要承担的短期折磨，妇女应该从繁衍后代的责任中被解放。以玛丽·奥布莱恩（Mary O’Brien）为代表的另一批女权主义者则认为，生殖能力和婴儿对母亲的生物依赖性恰恰是女性的重要力量，也是使女性团结的源泉。
从生理层面来看，女性生孩子需要经历孕期的不适和生产的剧痛，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这个专属新生命所能带来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往往可以支撑孕妇，抵消怀孕带来的消极影响。而这其中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也会在日后的抚养过程中持续变大。甚至，育儿可以看作个人输出的一种途径，因为抚养人无可避免地会把个人价值观、经验、喜好等基因以外的特质传递给怀中的生命体。在这层意义上，抚育孩子是拥有直接生产力的女性的价值与能力体现，是女性向外界输出和展现个人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
然而，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在身体上的变化和产后育儿的生理需求，使其工业输出值在长时间内无法回升，男权社会架构也允许作为父亲的男性无需承担过多日常抚育责任。这导致女性的育儿成本，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在社会层面，都远高于男性，这时的生殖能力反而成为了一种压迫。
假如，在一个思想不断进化的社会，女性渴望拥有更多原本只属于男性的输出自我的机会、获得成就感的方式，以及实现个人价值的路径，那么，对于女性而言，成为母亲也就从必做题变成了选做题。因此，未来理想社会的发展方向是降低女性生育成本，让女性越来越容易去平衡亲子关系和职业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老龄化尤其严重的日本虽然意识到痛点所在，但治疗力度依然不够。
伴随着中韩单身人数的上升，少子化早已不是日本独有的现状，而是全球化的趋势。在婚育率下降的现象中，一个社会需要反思的问题是环环相扣的。这里面牵扯到的性别平等、女权主义、工作文化、政治经济等议题，都在婚育这件耳熟能详的人生大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倘若抛开一切社会限制，假设我们身处于一个乌托邦世界，繁殖和养育后代，又是否会是所有女性都希望做的事情？在科技发达、思想形态愈发开放的21世纪，很多单身男女和不育夫妻都只是单纯享受这种生活状态，所以，或许人口老龄化，本来就是随着人类社会进步而不可避免的社会阶段。至于为了延续香火，要守护哪些不定因素，又要调节哪些既定因素，恐怕是每个国家需要各自衡量的挑战。
或许，日本的解题方式，能给一洋之隔的中国，带来新的反思和思路。
参考资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03/world/asia/japan-single-women-marriage.html?smid=nytcore-ios-share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2/world/asia/japan-working-mothers.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Coverage&pgtype=Article®ion=Footer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81127-ikumen-how-japans-hunky-dads-are-changing-parenting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60506-the-japanese-art-of-not-sleeping
https://www.bbc.com/news/35888504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7/japan-mystery-low-birth-rate/534291/
作者丨林蓝
编辑丨徐伟
校对丨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