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太阳村孩子的回家路
“创办太阳村就是希望以后没有太阳村，希望孩子们都能回归家庭。”
11岁，袁磊面临了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回家还是留在太阳村。他不去看在一旁哭着央求的妈妈，蹙着眉头望着窗外，“我愿意留在这儿。”
袁磊3岁来到太阳村。那年，妈妈因长期受到家暴，将丈夫杀死，被判刑8年。
像袁磊这样的“事实孤儿”，全国有50万。7月中旬，12部门首次出台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的专门意见，从2020年的1月1日起，他们将可获得政府统一发放的生活补贴、医疗救助及教育保障。
作为民间力量，开办了25年的太阳村，给这些孩子提供一个临时的家。创办人张淑琴坦言，希望孩子们都回归家庭。
可是袁磊不想回家了。
7月26日，午休后，太阳村的孩子集合准备上自习。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特殊孩子”的暑假活动
徐越对妈妈的最初印象，是6岁那年去探监，那是她记事后第一次见到妈妈。
“根本就不认识，被人介绍这是妈妈。”她迟疑了，站在玻璃的这头，两个字含在口里，叫不出来。
在徐越11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出事了。忍受不了长期家暴的母亲，杀死了父亲。近20年，徐越对母亲的认知只是每年探监的几个小时，以及偶尔的电话和信件。
2006年3月，6岁的徐越从湖北被接到了北京太阳村，“跟太阳村去探监，能直接见到人，我们十多个小孩一起去。”
太阳村是为服刑人员照顾未成年子女的民间机构，承担孩子18岁之前的所有开支，每年还会组织孩子探监看望父母。目前，包括北京太阳村在内，全国共有9家这样的机构。
徐越的妈妈在河北某监狱服刑，每次去探监，徐越都会和妈妈一起吃顿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每年见妈妈，每年都是新的、陌生的妈妈。会面短暂，尚未熟络，就得离开，铁闸门在身后缓缓关上，将她和妈妈隔在两个世界。
探监，是太阳村孩子们暑假的“特殊活动”。每年暑假，太阳村会与当地监狱局联系，为孩子们提供与父母见面的机会。这是在父母收监后，为数不多的会面。探监是父母的节日，利于他们在狱中改造，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填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空白。
今年夏天，太阳村的第一批孩子是去湖北探监。刚返回太阳村的上午，他们还回味着这趟短暂旅行带给他们的“余温”。
豆豆还没参加过探监，只能掰着手指头倒数，“明天就要见妈妈了。”
2012年圣诞节那天，豆豆妈妈张丽和同居男友（豆豆爸爸）起了冲突，争执中将男友刺死。那年，张丽 19岁，肚子里怀着豆豆。
“豆豆不到一岁，他妈妈就收监了，一直是我养着。”豆豆姥爷老张告诉记者，养到4岁半养不动了，豆豆就来到了太阳村。
25年来，全国各地太阳村帮扶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超过一万六千名。12岁的盼盼也是其中一员。
7月底，盼盼也去湖北看了爸爸，临行前，太阳村志愿者方奶奶教她和姐姐做了小工艺品送给爸爸。她有一件苦恼的事，偷偷告诉了方奶奶：妈妈打电话训了她，“再打电话让我领你们、养你们，我就不和你们联系了，也不会去看你爸了。”
2011年，盼盼爸爸因盗窃罪入狱，家里5兄妹最大的12岁，最小的4岁。妈妈去了广东打工，80岁的奶奶一人无力抚养5个娃娃。太阳村创办人张淑琴就从山沟沟里把5兄妹接到了北京。
“有的孩子父母跑掉不管了，有的孩子目睹了父母一方杀害另一方。一个孩子爸爸长期家暴，妈妈忍无可忍把爸爸杀了，又追着孩子想跟孩子同归于尽。被妈妈追着的一幕印在了孩子的脑海，一直无法释怀。”这些年，张淑琴看了太多这样的家庭悲剧。
7月26日，午休时间，在太阳村农场工作的老张来看外孙豆豆。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在太阳村，大家都是一样的
好在，来了太阳村大家都是一样的，这里是他们的庇护所。
在这工作多年的苏老师告诉记者，孩子一开始来到这里会不适应，害怕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后来发现大家都一样，慢慢放下心来。
“太阳村是一个集体，大家都一样，受影响的情况也少。而且在北京上学，同学大概也都知道我们的情况，但不会说，所以不会觉得尴尬。”徐越告诉记者。
这是一种无形的默契。
初二暑假，不能在北京参加中考的徐越回到湖北老家上学，她忐忑了。“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时候，就比较羞于说这件事。我跟同学很少谈起家庭和父母，觉得他们还是不知道的好。”
他们清楚自己的“不一样”，日常的许多个瞬间会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
去春游，食堂偶尔粗心忘记准备便当，背着瘪瘪的书包；和同学一起玩，拍照时没有手机，只能在旁边看着；填写材料，到了父母这一栏，不知如何落笔；被不知情的人，不经意间问起爸爸、妈妈，难以启齿……
“孩子们很敏感，他们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弱势，他们有自怨自艾的时候，也有很自豪的时候。”方奶奶说。
上学班里放学值日，太阳村孩子值日的时候第二天教室格外干净。“只有我们值班的时候，教室最干净”“换季的时候别的小朋友都生病，我们不生病、不娇气”。
服刑人员子女的身份让他们从小就比普通孩子更敏感和不安，太阳村是他们抱团取暖的地方。
7月26日，孩子们在玩互助游戏。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急于摆脱的身份
出了太阳村，对“服刑人员子女”的身份，不少孩子仍然讳莫如深。
“小一点的孩子不在乎，到了五六年级，就慢慢有了意识。”苏老师说。这次带孩子们去襄阳探监是苏老师带的队，“坐火车的时候，一个大点的女孩就跟我说‘苏叔叔别人问起来能不能不要说是太阳村的’。因为提到太阳村大家都知道是服刑人员的子女，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2016年，得知从太阳村走出的两个孩子要结婚了，张淑琴特别开心，特意为女孩买了戒指。
婚礼前一天，她接到了两口子的电话：“张奶奶，您能不能不要来我的婚礼。”张淑琴的心一下子揪起来。“因为我一出席就证明了他的身份，我只好托我女儿把戒指转交给他们。”
婚礼当晚，张淑琴从微信群看到他们婚礼现场的照片，热热闹闹的。她实在忍不住，发了一句话，“有没有人想起张奶奶”。
热火朝天的群聊戛然而止，不少孩子追问“为什么不请张奶奶”“张奶奶为什么不来”，男孩赶紧回复，“张奶奶忙，走不开”。
随即，男孩给张淑琴打来了电话。“我摁掉了。门外有个大堤，我走到大堤上放声大哭。”她有些哽咽，“我也是有血有肉的人，这些年养育你们，只想找个角落看你们开心的样子。”
这是张淑琴的心坎，也是孩子的心坎。“我觉得孩子们还是不够勇敢，社会对他们也不够宽容。”
小峰是少数接纳了自己身份的孩子之一。离开两三年后，他又回到太阳村，负责起接待工作。每有人到访，他都会主动介绍，“我叫xx，是太阳村长大的孩子。”
也正是回太阳村工作，让他彻底放下了包袱。他发现，身世背景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我帮孩子录档案，录完我就忘了，我选择不去关注这些。”“长大了见识多了，接触的孩子多了，和他们一起走到街上，他们一样可爱的，家庭背景无所谓的。”
7月26日，周秀芝（左）和刚探监回来的小敏聊见父亲的情况。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三成孩子有心理问题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认为，孩子们父母服刑后，就应该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
现实困境是，我国对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思想教育、管理和救助等方面的保护，尚无法律依据，尤其对未成年人与服刑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问题，几乎一片空白。
2018年媒体报道显示，一公益组织在福建省 18所监狱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在押服刑人员进行了摸底调查。这些人中，平均每家有一两个孩子，共计17922个孩子。这些孩子的辍学率达26.9%，三成有心理问题，超过五分之一存在触犯法律的行为。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心理负担，太阳村会反复告诉他们“你们是无辜的”“父母是父母，你们是你们”。
但特殊的身份和长年的分离，在这些从小就失去父母陪伴的孩子心里种下了难以根除的负担。
周秀芝刚出狱时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她（小女儿）也不叫我，儿子就很担心‘妈我都担心你和幺妹儿（的关系）’。请他们吃饭，我走在前面，她走在后面，我到后面，她走在前面。好陌生、好陌生的感觉。”周秀芝抹了抹眼泪。
到太阳村工作，成了她拉近和女儿关系的契机。现在女儿回到云南读高中，每周都会打电话问太阳村的情况。“幺妹儿打电话就问这里怎么样啊，挺牵挂的。”
17岁的阿凯，一头锡纸烫，初中时当过班长，那是他的“高光时刻”。初中毕业后去了西安读职高，今年暑假又回来在太阳村夏令营当领队。阿凯父母早已出狱，但他仍愿意留在太阳村，“习惯了这里”。5岁到17岁，他在这里度过了12年。
平时干什么事都负责任的他，提到回家，甩手了，“想回又不想回，不想掺合家里的事。现在有我哥顶着，他算半个户主。”
孙宏艳说，缺乏父母陪伴的孩子，心理上大多自卑。他们成长中遇到很多问题、困惑，不知道跟谁说，还要背负爸妈犯罪的事实、压力，心理上往往更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
今年7月，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提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社会动员优势，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青少年事务社工，提供心理咨询、心理疏导、情感抚慰等服务，培养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
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
7月26日下午，孩子们在自习。
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谁是合格的监护人
但现实的困境，远比白纸黑字的政策更复杂。
三胞胎来到太阳村的时候，距离2013年还有一天。刚来的时候，5岁的他们特别爱哭，常常挤在一起，低着头。他们目睹过一场凶杀案。
2012年12月29日下午，三胞胎妈妈谭秀文因对丈夫酒后无辜殴打儿子不满，用鞋带将丈夫勒死。司法鉴定表明，谭秀文患有癔症精神障碍，案发时处于精神抑郁状态，评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根据谭秀文供述，丈夫是个酒鬼，喝醉后长期打骂她和三个孩子。为了保护孩子，她上班时都带着孩子去。案发后，她主动报警自首。2014年，法院审理时认为，该案由家庭矛盾引发，被告人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有自首情节，判刑6年。
兄弟三个性格迥异，老大内向，不爱说话，老二爱和老三吵闹，老三是三兄弟里最活泼的一个，总是笑眯眯的。
7月27日，他们在太阳村迎来12岁生日，妈妈也来到这里为他们过生日。12岁的第一天，他们就面临着普通孩子无法想象的困局：要不要和刑满释放的妈妈回家？
按太阳村规定，刑释后的父母须将孩子接走以尽父母的责任。
“我妈已经刑满释放了。”老三露出两颗大门牙，被问到回家与否时，他大声说，“当然是要回家的呀。”
可是，谭秀文患有精神障碍，当年送孩子来的常营派出所也因问题棘手不愿管。张淑琴担心，“三个十二岁的男孩子交给有精神障碍的母亲，交给谁监护？按照太阳村谁送谁接的要求，常营派出所撒手不管怎么办？谭秀文要孩子的问题怎么解决？”
“监护人需要有完全民事能力。”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告诉记者，“首先需要认定三胞胎的妈妈是否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确系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那么按照民法总则的规定，相应亲属、当地居委会等担负监护责任，并应到法院提起监护人变更。”
苑宁宁认为，三胞胎母亲如果有相应证据证明已经恢复监护能力，或者通过证明精神病得到控制，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三个孩子应当回归家庭。
“孩子回去后，民政部门应当定期回访了解抚养情况。一旦发现不能履行监护能力，存在危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时，民政部门应当介入。”苑宁宁说。
生日那天，三胞胎看着妈妈又哭又喊，都沉默起来。被问到愿不愿意跟妈妈回去，老三喝着刚买的冰矿泉水，把冰块嘎嘣嘎嘣咬碎，一言不发。
7月26日下午，志愿者在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新京报记者侯少卿摄
希望今后再无太阳村
“从心理学上来说，父母是孩子的‘重要他人’，是成长中重要的支持者、陪伴者。小一点的孩子，父母为他们提供生活上的支持；大一点的孩子，父母提供情感的支持。有家，就有大后方、有港湾，出了问题爸妈可以帮助解决，心理上更安全。”孙宏艳说。
小峰比较幸运，在母亲还在服刑时仍感受到了母亲的情感支持和安全感。“我妈还在里面时就常跟我说，‘出去后第一件事就是跟你聊一下，要跟你道歉，要把整个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讲给你’。”
“跟我说了十几回，”小峰笑笑说，“我跟她说，我从来没怪过你。妈妈就是妈妈。”
7月出台的专门意见为这些孩子们的成长提供了很多帮扶措施，但在张淑琴看来，有了这些资助仍不够，她呼吁国家成立研究机构，研究服刑人员子女的心理辅导和父母沟通等问题。
太阳村办了25年，张淑琴说，最大的贡献是转变人们的观念，逐渐消除对孩子的歧视，让大家接受孩子们，不像原来避得远远的。但她希望，“创办太阳村的目的是希望以后没有太阳村，希望孩子们都能回归家庭。”
8月，徐悦的妈妈到了上海太阳村工作，逐渐适应外面的节奏。在“里面”待了快20年，她要补很多课，才能赶上女儿，赶上时代。
徐越耐心地一遍遍教着妈妈，存电话号码要教三五遍，微信使用，徐越就截图标注出步骤……“好在她愿意学，没有‘我就这样了’的心态。”徐越说。
9月，徐越即将进入大学校园，最近正忙着办各种手续。
这一切，对母女俩来讲，都是新的生活。
（袁磊、徐越、林林、豆豆、张丽、老张、盼盼、周秀芝、阿凯、谭秀文、小峰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王俊
编辑陈思校对何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