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作家的奥德赛之旅：如何完成文学的“出走”与“返乡”？
家园对作家意味着什么？如何完成文学的“出走”与“返乡”？上海书展期间，叶兆言、刘亮程、叶舟做客作家书店，回顾了自己创作生涯以及对奥德赛之旅的理解。
整理报道丨新京报记者杨司奇
今年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的主题是“家园”，众多活动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到了这个熟悉又含混的话题。8月14日晚，译林出版社邀请了三位作家叶兆言、刘亮程、叶舟共聚书展分会场作家书店，结合各自的新书，聊了聊对家园的理解。
当晚的话题是“作家的奥德赛之旅”。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修斯在海上漂流十年，历经艰难险阻，终于返回故国。这部史诗里的“出走”与“返乡”，也是每位作家创作的母题。
叶兆言长居南京六十年，南京不但是他物理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他精神意义上的故乡，他写了一部《南京传》，借此重述了中国的历史；刘亮程写了三十年的村庄，其实也是在回望自己文学世界的精神源头，因为语言，大家被联系在了一起，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因此他一直在书写一个万物有灵的语言世界；而叶舟用百万言写出的《敦煌本纪》，则“发明”了一座全新而劲拔的敦煌，小说讲述了敦煌三个家族所经历的半个世纪的故事，也是在书写、抢救那个被我们所忽视、所遗忘的家园。
活动现场（从左至右）：孙孟晋、刘亮程、叶兆言、叶舟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
这也是中国人的说话方式
从早年那个叫黄沙梁的村庄开始认识和体验世界，到如今在菜籽沟搭建起木垒书院，刘亮程在近30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致力于当个“闲人”，写着一切温暖平常的事物：人畜共处的村庄，柔软欢欣的生活细节，古老庄严的秩序，公平优美的命运。他致力于创造一种和天地万物交流的语言体系，小说《一个人的村庄》《捎话》皆是这个语言体系的一部分。
刘亮程回顾自己早年写作《一个人的村庄》时不无动情地说道：“刚过三十岁的我，孤身一人在城市打工。在某个黄昏，当我突然回头，看见了落向我家乡的夕阳。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正西边，每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我都知道它正落在我的家乡。或许就是在这样的回望中，那个被我遗忘多年，让我度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的小村庄，被我想起来了。那一瞬间，我似乎觉醒了，开始写那个村庄。我盯住一个村庄寻找了很多年，我相信在这里我能够感知生命和世界的全部意义。”
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捎话》颇受好评，这个讲述了千年前一头小毛驴所思所想的故事构建了一个独特的语言世界。刘亮程的写作一直和毛驴有关系。他曾经在小说《凿空》里写，当这个世界再没有毛驴的时候，当这个人世间再没有一双驴的眼睛充满温情或者诡异地去看它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变得荒谬了。因为剩下的世界就是人看人的世界，一双人的眼睛陌生而孤独地看着对面人的眼神，没有人之外其他生命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观照这个世界，难道这样的世界不值得怀疑吗？它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捎话》其实是将一千年前的一只驴的话捎给今天的人们，一千年之前，驴还在我们身边，当一场大风吹过人的时候，它也吹过驴的耳朵，吹过鸡的红冠和尾巴，在那样一个时代，人和动物是同在的。
今年，刘亮程的另一本新作《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出版，这是一部谈话录。在这本谈话录中，刘亮程回望了自己文学世界的精神源头，讲述了对家乡和故土的情感，分享了他的小说创作经历以及对散文写作的理解与思考……这些细细密密的谈话聊天，呈现出另一种语言的质地。聊到酣畅处，语言仿佛开始“脱离琐事，呈现朝上之势，好像能飞起来”。
《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刘亮程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在当晚的对谈中，刘亮程谈到，这本《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不是写出来的，而是说出来的——先说出，再用文字整理成文。
刘亮程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即兴的劳作，我们以往的文学写作，凡能说出来的都不去写。我们说“语言”，语是声音，言是文字，但有时候“语”会干扰“言”。当我们进入文学写作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一个人在寂静的书写语言中安安静静悄无声息地写，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学写作。
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可以说出来，可以通过语言向大家去表述，但能通过语言说出来的都不是文学。“我可以把我的许多生活经历用非常好的语言讲述给大家，但这些语言从来不会进入我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故事也不会在文学中存在。因为它们还没有长大，一个人的人生经历需要在缓慢的时间中、在每个人的内心中去成长，当一个小的生活事件成长为一个精神和心灵事件的时候，这件事就可以作为文学书写呈现给大家了”。
这本书的书名叫《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在刘亮程看来，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说话方式。我们是一个农耕民族，在地上劳作，但我们要看着天的脸色做地上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时刻望天，敬畏三尺之外的神灵。这是农耕民族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他举了古戏台的例子解释：以前乡村都有戏台，每个戏台对面都有一个小庙，戏台在高处，观众在戏台下仰望台上人演戏，但演员从来不看观众，因为他盯着对面的庙，庙中有神。台上所有人的眼睛盯着的是神，所有的语言是说给神的，所有的唱词和腔调也都是给神听的。
这种朝天敬仰的习惯在中国民间生活中到处都是。因此刘亮程觉得中国的散文也是一种聊天艺术，至少对于他自己的创作来说如此。刘亮程总是会老老实实地书写地上的一件平平凡凡的事情，但三句过后，语言会朝天上飞升。他说他喜欢往天上飞的文字，作家应该有这样的能力，托尘带土。所谓“聊天”，就是“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直到头顶有天，直到地老天荒。一个作家要心中有天，心中有荒，才能写出地老天荒的文字。这也是刘亮程这么多年来对散文、对自己的文学世界的思考。
这也是“捎话”。刘亮程觉得自己一直在做梦，他所有的文学就是一个人的孤独梦想，捎话捎来的可能也只是一句梦话——如梦之话，将一场千年之梦捎给千年后的另外一群人。文学就是造梦的过程，把现实生活造成我们喜欢的梦的世界。有人可能总是想要把梦想变成现实，但是作家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现实变成梦，仅此而已。
南京是孙权无意中栽下的一棵树
有人不断探寻着乡村的世界，有人则终生追溯着一座城市的历史。对叶兆言而言，这个城市是南京。从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到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还有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等等，他一直游荡在南京的历史与现实之间，既写市井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也写时代大历史的起起伏伏。
今年，叶兆言的《南京传》出版。这部传记从公元211年写到1949年，从三国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到明清隆替、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叶兆言以朝代为章，回溯了两千年前秣陵的一株小树苗是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淬炼成形的。为了写这本书，叶兆言做了几十年的考据，“《南京传》言必有据，如果错，也是我引用的文章原本就有误”。
《南京传》，叶兆言著，译林出版社2019年8月版
在书中，叶兆言尤其花费大量笔墨写了东吴、明朝、民国这些历史时期，在叶兆言看来，这是南京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朝代。当问到为什么会觉得这三段历史对南京如此重要时，叶兆言说，解决这个为什么就是他写这本书的动力。
南京的建立非常偶然，这和上海的偶然出现是相似的。因为孙权在赤壁之战中获胜，东吴要发展必须从镇江往西发展，南京只是孙权的权宜之计，他只是随便选了一个点，历史中所谓的“虎踞龙盘”并不真实。当时同样的地形、同样的环境有很多，孙权眼中最理想的地方是鄂州，南京是他无意中栽下的一棵树，后来这棵树逐渐长大。
明朝为什么重要？因为朱元璋用高高的城墙，把这座城市固定了下来，建立起了它今日的轮廓，同时使得南京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砖城。以前人们会说六朝确立了南京的格局，其实不是，因为六朝城墙的形式还是石堡，到了明朝才用统一规制的砖头来砌城墙。而民国，因为它为这座古老的城市注入了现代化的活力。
对于叶兆言而言，南京不仅是一个叙事空间，更是一个极目远方的平台，一个看中国历史的窗口，他说，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南京那样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的沧桑”。
通过小说“发明”了一座全新而劲拔的敦煌
对于叶舟来说，敦煌是他多年来的写作母题。叶舟写了一系列名为“敦煌”的作品：《大敦煌》《敦煌诗经》《蓝色的敦煌》《敦煌卷轴》《敦煌短歌》等。《敦煌本纪》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密度和强度都很大。
故事的背景设定在清末民初，彼时山河板荡，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古老的河西四郡深处边陲，少人问津，成了一大片“锈带”。小说的叙事空间聚焦在敦煌沙州城，向外辐射到敦煌二十三坊，并随着主要人物的际遇延伸至整个河西走廊。为了搭建一个具体可感的空间框架，叶舟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同时极尽想象，勾勒了一幅全景式的地理图卷，从新疆哈密、祁连山麓、乌鞘岭，到沙州城里的一条巷道、一间店铺，点面俱到，纵横交错。在这座沙州城和城外二十三坊里，叶舟塑造了身世各异的上百位人物，而每人都有着深深的复杂性，都有着各自的精神原型。
《敦煌本纪》，叶舟著，译林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孙孟晋问起这种复杂，为什么要写这么多人，为什么要动用上百万字的体量。叶舟谈起2000年冬天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那时正在搞西部大开发，作为记者的叶舟同河西四地的记者负责报道西部大开发河西地区的风貌，叶舟是酒泉地区的报道组组长。当时大家都没有春节假期，叶舟想写一下大年初一的莫高窟，就在年三十晚上赶到了莫高窟。
但是到莫高窟后，叶舟却发现莫高窟一个人都没有，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是游客，只有几个保安和服务人员，每人从家里带了点饭菜在吃饭。在大年初一那个下午，叶舟无事可干，就一个人徘徊在莫高窟下宕泉河的两岸。
宕泉河的对岸埋着几十座坟墓，都是敦煌研究院老前辈们的古碑，其中最大的一块碑是常书鸿先生的。常书鸿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研究保护，被人称作“敦煌的守护神”。那个下午叶舟坐在冬日暖阳的宕泉河边，望着还没有修缮完毕的莫高窟的佛窟，感觉像是一本本经书垒在大地上。北风吹过的时候，每一个佛窟都在发出一种自然的天籁。那一刹那叶舟发愿，将来一定要给莫高窟写一本这么高的书，一层层地垒在地上。
除了常书鸿，还有许多在敦煌献出一生的老先生，比如樊锦诗。有一次叶舟打开电视，看到某个节目在采访樊锦诗，她都站不住了，却被主持人问着一些很没意思的问题。她已经成为“敦煌的女儿”，成为了偶像化的存在。叶舟看了之后感到心力交瘁，他想抢救像樊锦诗这样的人，一定要抢救她，因为她的记忆里是活的敦煌档案，是一部敦煌的历史，怎么总是让她讲那些没有意思的东西，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叶舟认为，文学和这些老先生的声誉一样重要，如果能够坚持写下来的话就是一种定力，再没有其他的了。
后来，叶舟便一直在查找文献资料，不知道去了敦煌多少次。反复构思多年后写成。叶舟觉得只有一百万字才能配得上莫高窟。
有人将叶舟的这本《敦煌本纪》与《白鹿原》做比较，但孙孟晋觉得，二者完全不同。叶舟谈到国外一个小说家的说法——小说是一种发明。任何艺术都是一种发明，在他看来，他其实是“胆大包天”地运用一个小说家的特有权力“发明”了一个敦煌。
很多人把敦煌和莫高窟混淆在一起，但实际上，敦煌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而莫高窟是一个文化遗址，只不过，它是众多佛窟中最灿烂的一个。《敦煌本纪》的时间背景是1910年到1938年，叶舟在20多年的时间里，重新塑造了一个沙州城，而沙州就是敦煌。人们经常讲河西走廊是四郡两关
（酒泉郡、敦煌郡、武威郡、张掖郡；玉门关、阳关）
，过了黄河以后翻过乌鞘岭，第一个就是武威，第二个是甘州
（张掖）
，第三个是肃州
（酒泉）
，紧接着是嘉峪关，之后是安西
（瓜州）
，再之后是沙州，就是敦煌。
谈到这种发明，叶舟说“描写敦煌的优秀作品太多了，但我还想另辟蹊径，去探究敦煌土地上的父老百姓是如何生息的，她的来路与归途，她的今生与前世，这才是我需要用作品来解决的。”
那个现实意义的村庄早已被风吹旧了
谈到当晚的主题“奥德赛之旅”，这个与“家园”密切相关的神话，三位作家也各自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叶舟认为，中国几千年里没有人能准确说出自己的根在哪里，“家园”两个字，“归乡”两个字，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以前的小说写起来很安全，无非是讲一个流浪的故事，归乡的故事，冒险的故事，但是现在的小说不一样，现在的小说是冒险讲一个故事，一个和你有距离的故事。博尔赫斯没有来到中国，但是他写中国，叶舟觉得，恰恰是遥远的距离和巨大的质问才能唤起一个作家真正的想象力。
刘亮程说，他在这本《把地上的事往天上聊》里也写到了家乡。他认为，家乡是我们来到世间的原点，作为家乡的小村庄，其实在我们出生的一瞬间就把整个的世界都给了我们，从此之后家乡一无所有。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慢慢用自己不断长大的生命去辨认这个家乡，建构这个家乡。对刘亮程而言，他活到50多岁，在他的内心中那个现实意义的村庄早已被风吹旧了，被时间凹破了。家乡无处不在。而今不过是一个被人称作作家的人带着自己内心的家乡在大地上流浪，在文字中索取。
他谈起今年5月份的一件事。叶舟邀请他去甘肃平凉采风，刘亮程是甘肃酒泉人，叶舟是兰州人。他们算是同乡。不过他也在想，怎么可能是同乡呢？甘肃那么大，那么长，两千公里，一个人怎么可能拥有那么大的家乡呢？但是为什么一个人不能拥有这个家乡呢？一个人的家乡只能是出生长大的那个小小的角落吗？
是语言将大家联系在了一起。大家都说着相似的方言。听到平凉的方言，刘亮程突然觉得回到了家乡，回到了母亲还在说的语言的家乡中，回到了过世父亲的家乡中，这种语言的怀抱在那个时刻紧紧地将我们搂抱在一起。所以一个人的家乡是他不断创造出来的，家乡的那个原点只给了我们一个世界。它在那一瞬间，把这个世界的阳光雨露，把这个世界的风声、太阳、月亮、水，把你从祖先接续过来的那一秒呼吸全部给了你，当它给你这些的时候，家乡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家乡已经一无所有，我们在自己的成长当中不断地建构家乡。
刘亮程在写乡村，但读者不能天真地认为刘亮程的家乡在那个乡村里，它其实是在唐宋诗词中，在《诗经》中，在零星的笔记中，在他读过的所有文学作品中。一个人，当他开始阅读文学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内心塑造他的家乡，这个家乡不断变大，不断变得广远，但是又不断地在缩小。到最后，家乡缩小到那个你出生的原点上，缩小到你内心中那个叫做灵魂的地方，这就是一个人从家乡出发最后回到内心的故乡的过程。
关于返乡，刘亮程也提到了一个词“天真”。有读者问起，时代的城市化使得我们的家园发生着变迁，过去那种很单纯的环境在变，作为一个作家，是怎么保护内心那种对于真善美的感知力和敏锐度的。刘亮程谈到自己写作《一个人的村庄》的经历。很多人读完后，以为这是一个农民在乡村写的一本书，其实不是，这是他在城市打工期间写的。很偶然的一次，他在街头打工独自流浪的时候，一回头看到了落在家乡的夕阳，村庄的往事在心中一件一件地复活，他于是开始动笔写。
但是在城市生活，他也在不断地迷失。直到五六年前他闯入另外一个村庄，突然又回到了写作《一个人的村庄》时候的感觉。那里雨水丰沛，草木繁盛，坐在树下听着风声鸟语，仿佛又回到了早年。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是一个作家内心的天真。刘亮程觉得，做作家这份职业，就是一个怀揣5岁之心的孩童，虽然长着80岁老人的形象，作家应该越老越像一个孩童，越小越天真，作家们就是靠天真在写作。
所谓天真，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保有的最初的那样一种感觉。当时间过去，岁月流失，当我们心灵在一层层萌生尘垢的时候，作家的天真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最轻微的叹息，感觉到人们脸上最微弱表情的变化，他能捕捉到声音的波浪，他看这个世界永远是新鲜的，永远像是在看美丽的春天的树叶，这才是一个作家。当一个作家心灵变老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我希望活到80岁的时候，仍然怀揣5岁孩童的心灵，去写出喜欢的文字。
还有文学自有的“返乡”属性。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在考证和呈现人生之变。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些文学作品之后，我们又会发现，其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在维系人心之不变。
我们看《诗经》《荷马史诗》，可以知道千年之前人的情爱和恩仇没有变，读《三国》《红楼梦》《战争与和平》，会发现人类在大地上的战争、和平、分裂、融合，这些主题永远都没有变。但是一场场灾难之后，一个又一个悲剧之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会回到人性的常态上，回到我们最核心的灵魂点上，这是千百年来所有的作家共同做的一件事：把人性的善良、人类对未来美好的希望寄托在一部一部的文学作品中。假如没有这样的寄托，没有这样千百年来的书写，我们的文学早已走失了方向。
为什么一场场灾难之后，人还能变成人、回到人？在纳粹统治之下，人间仿佛魔界，生命遭到迫害。当那样的文学作品出现在眼前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人类的善良早已丢失干净，世界一片黑暗。但是你看那些写二战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二战之后欧洲很快回归秩序，人性又回到善良的一面。这些东西是谁在维护？是文学和艺术，是文学和艺术所承担的人类共有的道德在维系它。这就是文学的人性命脉，它在一代代往下传。
作者丨杨司奇
编辑丨罗东
校对丨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