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就能开始新的生活吗？
“逃离北上广”、“到终南山隐居”，这些逆城市化的向往，从侧面揭露了新生代白领在物质与精神层面所遭遇的危机。当影视剧中的都市白领逃离都市时，现实生活中的年轻人亦不免为之所动。年轻人逃离大城市，就能开始新生活吗？
撰文|王一平
近日，日剧《凪的新生活》
（又名《风平浪静的闲暇》）
热播，引发一定的讨论。剧中主角大岛凪是28岁的东京社畜，在工作、恋爱与人际交往等多重压力之下，她决定辞职来到乡下开始新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也反映了当下都市白领所面临的困境与选择。
日剧《凪的新生活》剧照
在剧中，多处细节都展现了当下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的经济窘况，诸如狭小的出租屋、余额不足的银行卡，乃至为了省电每天拔插头等。此外，还有高强度的工作量、需谨慎拿捏分寸的工作交际和努力经营的情感生活等精神层面的压力。
面对这诸多问题，剧中主角决定放弃一切，逃离大城市，开始新生活。城市化的浪潮过后，高物价、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亦接踵而至，在这种状况下，逃离大城市开始成为一种新的趋势。然而，真实的乡下未必等同于想象中的桃花源。物价低、空气好的另一面，是基础设施的不完备与就业资源的稀缺。
那么，小城市是否正在成为第三种选择？在城镇化发展的政策引领下，小城市是否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吸纳待业的年轻人？剧中人物的困境与选择对当下的年轻人又是否具有借鉴意义？
城市化与逆城市化：涌向都市与逃离都市
关于“城市化”的概念，卡尔·马克思在185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此后，“城市化”的概念被不断完善，而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正是城市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一点在诸多影视作品中也有所展现。
如1983年由侯孝贤导演的电影《风柜来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台湾经济腾飞之际，故事的几个主角成长于小岛“风柜”，在成年后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他们来到了工业城市高雄。电影所讲述的，正是乡土与都市的碰撞，以及几个年轻人身处其中的迷茫与期许。在2007年的电视剧《奋斗》中，同样有一对来自乡下的姐弟，他们的愿望则是能够在北京立稳脚跟。
电影《风柜来的人》剧照
城市化往往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城市化不仅仅是阶段性的社会进程，更是时代变迁下的个体试图以个人努力实现阶级跨越的载体。就当下而言，在早期城市化进程中，户籍等政策相对宽松、房地产等市场性资源亦较为有利，因而涌向都市的年轻人能够较为稳当地在时代的东风之下实现个人的财富积累、阶层跨越乃至自我价值的实现。
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涌向都市时却面临着更多的阻碍。在李强和丁辉文发表于2018年的《某特大城市高科技园区白领阶层案例研究》中，他们指出，新生代白领
（80后、90后）
在向中产阶层的过渡过程中发生了极大的分化，而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背景等先天性因素，学历等后天努力则作用不大。
因而，其中约三分之一的新生代白领，在迈向中产的过程中被边缘化，更通俗地说，也就是成为了“月光族”。高房价、户籍政策断层、住房福利缺位等正是其中主要的阻碍因素。这些只是当下的年轻人在物质层面所面临的窘况，再加上工作难题、交际负担、婚恋压力等多重因素，《凪的新生活》所描绘的这种逃离都市，重新开始的愿景无疑应和了年轻人的某种心态。
《凪的新生活》剧照
这也正是逆城市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即人口由城市向农村的流动。布莱恩·贝利
（Brian J. L Berry）
教授最早对“逆城市化”作出概念解释，他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人口增长率不及非大都市区，城市人口向郊区以及农村回流，并将这一现象称之为“逆城市化”。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则是此时西方的大城市相继出现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城市病”。
换言之，在“城市病”的影响之下，逆城市化发生了。中国此前的逆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返乡与户籍的“非转农”。在当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慢慢到达而立之年的新生代白领们一方面没有赶上时代的红利，在大都市获得房子等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又要面临工作与生活中隐形的“大龄歧视”。在这种状况下，像大岛凪一样逃离都市、放飞自我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想象中的桃花源与真实的乡土社会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进程中，桃花源代表着中国人最为朴素的小农愿景。《桃花源记》中所描述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正是理想状态下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它所寄托的既是对外部纷繁混乱的逃离，亦是对井然自得的内部秩序的追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逐渐开始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乡下人与都市人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击与碰撞。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便表现了这种矛盾，他对理想田园的追溯既源于其个体作为乡下人漂泊于都市的错位感，更与时代背景下的家国危机有所关联。在他看来，都市给人带来的麻木感与情感瘫痪需要依靠乡村的野性与活力进行治愈。
然而，另一方面，他作品中的乡土中国并非全然如《边城》般美好与静谧，在《湘女潇潇》中，他便以一个童养媳的故事展现了理想田园的另一面——落后与愚昧。这种一体两面的矛盾最终呈现在作品中，被沈从文以文学化的手法幻化为一种“美丽而悲伤”的情境。
1986年电影《湘女潇潇》剧照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对这种矛盾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乡土社会是以亲密的血缘关系为基础而维系的，而现代社会则依靠地缘关系——从商业中发展出的以理性为主导的社会关系。基于这种差异，当年轻人逃离都市来到乡村，相关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由于乡村的现代化程度相对较低，习惯了大都市便捷生活的年轻人在乡村需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物质资源上的相对不足。如《凪的新生活》中所展示的，女主角初来乡下，一方面为便宜的房租感到高兴，同时也要面对隔音效果差、没有空调、出行不便等问题。或者说，当年轻人已经习惯了网购、滴滴和外卖，回到电风扇与自行车的阶段，是否还能完全适应？
除此之外，乡村的交际以血缘和邻里为核心展开，多是熟人社交；都市的交际则更加克制和界限感明确。换言之，城市中的交际虽然“淡漠”，但便利有效且留给个人足够的私人空间。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新一代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应付都市社交或许绰绰有余，但一旦将生活环境转移至乡村，重构社交关系网也将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宏观层面的问题，是当下中国乡土社会的失序状态。社会学教授李远行认为这直接导向了乡村的欠发展问题。通俗一点说，则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人口既没有转换为工厂的工人，亦没有成为从事大规模的生产的农场主或企业家，而是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失序状态。本地人口尚且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更不用说从城市来到乡村的年轻人。
剧中的女主角决定开始新生活后，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一下午也不知道自己在乡村到底想干什么。换言之，都市白领到乡村以后，可以做什么？在一定的财富积累下，年轻人或许尚且可以负担得起乡村生活中的悠闲时光。然而，另一方面，不事生产虽然可以带来短期的欢愉，却也消弭了个人价值实现的满足感。
因而，田园生活本是一体两面，正如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一面是乡村的野性、活力与淳朴，另一面却是法制的缺失与人情社会的弊端。年轻人或许会为了桃花源般的乡土想象逃离都市来到乡村，但与此同时也要承担这个选择的另一面所带来的问题。
1992年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折中的可能：小城的浪漫与现实
小城市处于大都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对于想要逃离大都市的年轻人来说未尝不是折中之选。这种过渡性的位置，同时给予了小城文化意涵上的暧昧与复杂，就像邓丽君的名曲中所唱的，“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想象中的浪漫与复杂，正是小城的吸引力之所在。正如出生于上海的韩寒执著于书写小镇文艺青年，出生于四川小城的郭敬明则执著于书写上海一样。在想象的世界中，小城的面貌，宛若贾樟柯电影《任逍遥》中披着红面纱的巧巧，迷离又神秘。
贾樟柯的另一部电影《小武》，同样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小城形象。在电影中，颇具知识分子气息的主角小武，同时又是一个游手好闲的扒手，这种反差的张力从个人进一步延伸到整个空间，一边是现代化的道路、汽车与暴富者，另一边却是农田、自行车与无所事事的漫游者。这也正是小城的暧昧性的魅力之所在，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中含有差异与包容，浪漫的想象空间亦由此构成。
电影《小武》剧照
然而，另一方面，文艺作品给予小城的独特魅力不单是浪漫，也是颓废与苍凉的，如双雪涛的一系列“东北书写”中所展示出的，在没落的工业城市沈阳、在“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艳粉街，破败的街道、荒废的工厂中，犯罪者、追梦者与沉沦者并存，共同构建出一种苍凉的诗意。在美学之外，双雪涛的东北书写亦是社会寓言，正如王德威所言，其指向的“是东北作为国家重工业基地的兴衰始末，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沉痛表白”。
不仅是东北，乡村振兴策略下的中小城市与城镇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则是产业的不够发达以及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低等。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关于中小城市发展困境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小城镇的经济结构还处于比较初级阶段，主要职能是服务三农、提供初级工业品和日常生活服务等”。换言之，无论是已经在大都市有过一定工作经验的新生代白领又或是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小城市就业的选择范围上都将面临很大的限制。
2014年电影《白日焰火》亦聚焦于没落的东北工业区
尽管文艺作品中的小城总被赋予别样的美学表征，从现实层面上，对于年轻人来说，小城却仍然算不上是十全十美的去处。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看起来承担了城乡二元对立中的缓冲带，却也承接了城乡矛盾中的问题。
仅就房价而言，虽然相比于一线城市，中小城市房价较低，但在二三线城市房市鹊起的趋势之下，房价相比于收入而言仍然不算轻松。如《南都周刊》在《南阳是如何成为烂尾楼之都》一文中指出当地一家甫开盘就被抢购一空的楼盘价格高达1.2万元/平方米，而根据南阳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南阳市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20824元。
不过，在父辈的帮助下，年轻人回到小城虽然无法事事顺心，经济上或许仍可顺顺当当步入中产的行列。至于精神层面的妥协或适应，则取决于个人抉择与现实考量。当然，现实可能永远无法如邓丽君的歌声般甜美，小城的故事里，有喜与乐，自然也会有哀与愁。
总体而言，无论社会进程与现实经济状况如何，所谓逃离与否，对个人而言更多只是一个选择。这种倾向的背后投射出的则是曾经的年轻人即将到来的中年焦虑。无论是不需要中年人的互联网公司，还是日益上升的房价和都市婚龄，新生代白领在都市生活中浮沉数年后，却发现尽管已到了而立之年，物质基础与精神支柱双双迎来了考验。
逃离当然是一种勇敢的洒脱，但更多只是现实生活的你我在影视剧中所投射出的虚拟人生。在通勤的地铁上，睡前的放松时光里，我们在虚构的故事里看到一种可能正在发生，心中或许会为之一振。可是走下地铁，来到公司，社畜的生活依然还会继续。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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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一平
编辑：徐悦东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