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垃圾造富：昔日倒卖废钢成首富如今互联网创业迎春天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车轮加速时期，倒卖废旧钢铁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拾荒者们带来了最早的致富故事。而在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之后，年轻的创业者们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鲜的想法、互联网的思维和涌入的资本。
形形色色的人物过场。垃圾分类回收行业，亦有江湖。
如果循着垃圾处理这条产业链而去，各个环节看似不相干的人物，都能归在“回收”的大主题下：有一天挣一百块钱的底层拾荒者，也有被称为“京城破烂王”的拾荒老板和百亿身家的超级富豪，更有自称“废二代”用互联网技术做垃圾回收的年轻创业者。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工业化的车轮加速时期，倒卖废旧钢铁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拾荒者们构建了这个行业最初的粗疏脉络，带来了最早的致富故事。而在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浪潮来临之后，年轻的创业者们给这个行业带来了新鲜的想法、互联网的思维和涌入的资本。
直至今年夏天，垃圾强制分类政策的推广，让这个群体再次走到聚光灯下。全新的政策环境下，他们的人生或是衍变出了不同的版本，或是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垃圾回收也是一门生意，也有一套产业链。图1为商贩在小区内收购废品（新京报记者朱玥怡摄）。图2为废品回收人员将收来的废品送往收购站。图3为回收站内工人在分拣各种塑料瓶。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视觉中国
拾荒江湖：有人日入百元，有人做到“破烂王”
8月的一个中午，位于朝阳区一处街道的环卫中心正忙着当天第一波垃圾集中清运。拾荒者陶宇（化名）熟练地在一袋袋卸下的垃圾里翻找，短短一小时，他有了丰富的战利品：两袋堆了半人高的塑料瓶、三包废纸。
陶宇来北京三年了，零碎打工，时而拾荒，拾荒一天能赚100块钱左右。
下午，陈阳（化名）将自己收货的棕色厢式货车停在了路边。他在半年前亦从拾荒做起，靠着骑三轮，挨个小区翻垃圾桶，如今攒钱做起了类似拾荒“中介”的角色——拾荒者和周边居民将攒下的可回收物资卖给他，他再运到五环外卖给回收站。他每天开着货车往返京郊和城区，上午7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停靠在路边相对固定位置，打开货车的车厢侧门“开张”。
陶宇中午一小时的成果卖了七块七毛钱，他从兜里掏出二折皮夹，将那几张纸币还有几枚硬币塞进去。陈阳在一边传授着自己的生意经：“要有三轮车，每天晚上5点到10点就能捡出一百块钱。”
送走陶宇，陈阳开始忙了起来，来卖废品的人排起了队。他的回收生意是“自家人”经营，小姨在车厢里摞着一叠叠废纸板，并将其他垃圾简单分类放好，父亲骑三轮去周边回收，忙不过来的时候留下来帮忙。
塑料瓶六分一个，易拉罐八分一个，燕京啤酒瓶两毛钱，陈阳快速过着手里的瓶子，嘴里做着简单加减，靠在树上专用来放塑料瓶的编织袋，很快已从半满堆到近满。对陈阳来说，最值钱的废品是铁，“铁就像我们的黄金”，根据铁种类不同定价有差异，最贵的废铁他卖出过一公斤30元。
在民间拾荒者构建起来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中，过去人称“京城破烂王”的杜茂洲曾做到了大老板，是陶宇和陈阳们的再上一级。
杜茂洲原是四川巴中的一名小学代课教师，和家人依靠每月22元的工资勉强度日。1989年，为了还清家中多年欠债，33岁的杜茂洲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到北京。在度过最初一段举目无亲、寻工无着的日子后，他托了老乡帮忙，去一家垃圾场捡垃圾。
那是1989年的秋天，杜茂洲第一次进入位于焦庄的一处垃圾填埋场。“一下子就高兴得不得了”，曾在老家做过无线电维修的杜茂洲看到垃圾场里丢弃的收音机、录音机等电器，难掩兴奋，这些电器他经修理即可卖钱。“那时觉得垃圾场像个聚宝盆。”
开始捡垃圾后，杜茂洲一天就能赚回老家一个月的工资。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当时人们再生利用的观念较淡，在垃圾场里还能捡到大块废弃的铜铁，“如果只捡铜，每天能卖一百多块钱，在当年相当于大学教师的月工资了”。
捡了两年垃圾后，杜茂洲即将家中欠下的六千元债款还清，这让巴中老家的人刮目相看。后来，经过当时环卫部门负责垃圾场管理的工作人员王维平许可后，杜茂洲带动巴中数百同乡进驻了北京的垃圾场。他们每月人均能在垃圾山上捡出1500元的收入，已算当时的高收入人群。
2005年，杜茂洲的公司“北京茂洲学琼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在通州成立，杜茂洲获得了“拾荒者公司化运营第一人”的评价。也在这一年，他登上了央视《新闻会客厅》节目，讲述自己捡垃圾十五载的经历。
驾驶三轮车收了满满一车废纸等废品的个体废品回收人员。
废旧物品回收成就的“首富”们
事实上，在杜茂洲登上央视之际，他的一些同行利用垃圾生意积累起的原始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机遇。
2004年1月份，厦门首富林秀成旗下的福建三安集团总部迁至厦门，进军电子行业。林秀成早年从事钢铁贸易，倒卖废钢铁边角料，依靠钢铁贸易的可观利润，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告诉新京报记者，废钢铁收购在废品收购中普遍存在，这个现象从市场经济开始就有了。
林秀成日后接受采访时透露：“原来我起步时做五金厂、钢铁厂，这些都是非常粗笨的产业。原来生产一吨钢材需要投入十吨的进出运输量，能源消耗实在太大，我感觉这类产业前景不大。”
如今，三安集团已经是集光电高科技、光生物科技和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集成电路等多元化企业集团。2018年年报显示，三安集团报告期内营业总收入310.58亿元。
2018年的胡润百富榜中，三安集团林秀成、林志强父子以330亿元财富登榜，排名79位。
在林秀成与三明钢铁厂开始合作之前几年，方威于1973年在沈阳市东部的汪家镇出生。这位日后创办了辽宁方大系、争议与关注不断的年轻富豪起家之路，亦与转卖废钢相关。
在新京报记者走访中，方大集团沈阳炼焦煤气有限公司、方大集团抚顺炭素公司的多位员工向记者证实，方威最初在辽宁抚顺收购废铁，再转卖给当地的钢铁厂。
据员工们的说法，方威改变命运的契机，是在其二十岁出头时，当地的钢铁厂抚顺新钢（现为抚顺新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用一处铁矿冲抵拖欠方威的贷款。方威所获得的铁矿在半年左右的时间价格就已经翻番，随后几年价格不断上涨。由此，方威进入了钢铁产业的核心环节，并踏准了中国高速工业化的造富节奏。
如今，方威控制的方大集团已经是一家以炭素、钢铁、医药为主业，兼营矿山、房地产等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旗下拥有方大炭素、方大特钢、东北制药、中兴商业四家上市公司。
2018年，方大钢铁全年完成营业收入633.98亿元，利润总额135.95亿元。2018年，方威以450亿元财富排在钢铁行业第一位，成为“钢铁首富”。
对于林秀成和方威，倒卖废旧钢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撬动财富密码的最初杠杆，同时亦是上溯行业链的最初环节。
然而，随着垃圾处理产业政策的变化，依靠废旧钢铁生意而造富叙事或许无法重演。
垃圾分类将对废品回收生意产生影响。图为今年1月份，北京某小区居民在使用智能垃圾回收装置。
垃圾回收何去何从？有人犹疑，有人离开
7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北京、杭州、广州等全国46个城市亦将作为重点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大势所趋，拾荒者们将何去何从？
一种意见是，传统的垃圾拾荒者们将被操作更规范、效率更高的企业代替。
华创证券近日发布的一份研报分析指出，回收上下游渠道有望进一步规范化，各省市将加大力度整治“小、散、乱”，行业的上中下游同时整治，而各类企业有望借垃圾分类政策的推行加强终端渠道的渗透，回收效率、回收物处置规范程度都有望大幅提升。
谈到北京将开始的垃圾分类，陈阳顿了一顿，“（垃圾回收）肯定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就换别的做吧”。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在垃圾分类风口面前，拾荒者不应被忘记，“中国原本市场化的、成熟的废品回收体系，在这一波垃圾分类中，不应该缺位，不应该被排斥”。
而随着2009年前后开始垃圾楼的关闭和北京市对填埋场更加严格的管理，数百家回收公司开始面临搬迁。杜茂洲印象中，2013年五环内的回收公司被拆除，2017年开始拆除更加普遍。王维平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拾荒者人数自2009年达到15万人的高峰，随后开始萎缩。
茂洲学琼公司终结于2017年9月，杜茂洲听到的消息是，厂房所在地要建湿地公园了。被拆除前，茂洲学琼仍在正常运营，但厂区的工人数量，已从高峰期的千人下降到一百多人。他们仍然做着垃圾的分拣、分类、包装工作，整理好的玻璃、塑料、金属等再由后续买家运走，这份工作每月工资五六千元。茂洲学琼维持着每月200万毛利、十多万纯利的收入，这一水平已多年未变。
公司厂房被拆后，杜茂洲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打点好工人的工资和补偿，随后离开了北京，他选择了退休。
谈到现下推行的垃圾分类，和垃圾打了三十年交道的杜茂洲显出疑虑，他担心居民现下对分类不够了解，加上收集与清运处理的压力，可能会出现问题。
杜茂洲将自己归类为在北京实现了梦想的那类人，他记得自己初到北京的印象是“在北京有识之士都能大展宏图”。“北京是我的第二创业故乡，在这里改变了命运，改变了人生。”杜茂洲重复了自己多年前在央视节目中的说法。
互联网基因接入：有前微软工程师，也有“废二代”
在垃圾处理产业链上的大富豪和小人物们因政策变化而犹疑之际，一批诞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嗅到了新的商机。
时光倒流回12年前，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还在北京的微软公司上班。汪剑超向记者回忆，触动他投身垃圾处理的契机，是一位叫王久良的摄影师制作的摄影作品——摄影师用三年寻找并实地探访了北京周边的400余座垃圾场，拍摄并将位置标注于地图上，最后形成了《垃圾围城》的作品。
后来借成都政府对垃圾分类政策环境利好的东风，汪剑超离开微软去了成都，担任绿色地球的执行总裁，后者是当时国内首家提供垃圾管理全生态服务的企业。
这是汪剑超的第一次创业。2017年3月，汪剑超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还是环保产业，这次是做垃圾分类回收平台奥北环保。经过对绿色地球模式的反思，奥北环保放弃了上门回收和在小区设置回收箱的做法，而选择了一种更轻的模式——与回收点合作，居民自主购买回收袋，装满后放到回收点。
商业模式轻重之外，汪剑超从绿色地球到奥北环保改变的，还有他对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思考。政府购买服务在绿色地球收入占比一度达到50%以上，汪剑超想过这样的模式是否可持续。
于是汪剑超做出了他自认为是创业以来最艰难的决定：不拿政府投资，自己“单干”。另一方面，两次创业均专注于天然公益性较强的垃圾分类，新生的奥北环保难免被贴上“社会企业”的标签，但汪剑超早在第二次创业之初即表示过：“我们认为自己就是商业企业，要努力提高赚钱的能力。”
投资很快而来。2017年年末，奥北环保获得峰瑞资本的种子轮融资。2019年1月，奥北环保获得来自京东和峰瑞资本的千万元天使轮融资。峰瑞资本副总裁马睿告诉新京报记者，投资奥北环保不是为了赶风口，而是基于对长期价值的判断。
与奥北环保一样，徐源鸿的公司爱分类同样挂牌于2017年。与汪剑超不同的是，徐源鸿的爱分类继承自父亲，他笑称自己是“废二代”。
上世纪80年代末，徐源鸿的父亲自河南赴北京打拼，换过多种工作后选择了收废品，收益是最直接的考量，“我父亲发现当他的出行工具还是摩托车的时候，在北京捡废品的同乡已经开起了小面包车”。
徐父收废品的收入为一家人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亦足以供徐源鸿读书。后来随着城市外迁，徐父的生意从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镇的废品回收市场覆盖至整个昌平区，并获得了在这一领域的全牌照资质。
2014年前后，徐父工作近二十年的东小口镇废品回收市场大部分拆迁完毕。已经硕士毕业、在投资公司工作的徐源鸿意外选择了接父亲的班，成了他自称的“废二代”。
“我在这里面发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垃圾分类回收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得益于徐源鸿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背景，爱分类作为一家脱胎于传统垃圾分类回收企业的互联网公司，正在用更加互联网的方式做垃圾分类。
2017年底，昌平区城北街道引入爱分类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据人民日报今年3月报道，爱分类交出的成绩单显示，东关南里小区自从开展湿垃圾定点交投一年、小件干垃圾免费上门回收半年以来，垃圾整体减量40%，资源利用率由40%增长到95%，使用爱分类的居民垃圾投放准确率为95%，城市垃圾精细化管理支出节省30%。
垃圾创业并不总是成功
在垃圾分类回收推广的政策背景下，汪剑超和徐源鸿感受到了资本的追逐。汪剑超每周会接到三四家投资机构的联系，徐源鸿则说，今年已有十几家来自上海的资方找过他。
但是，在“垃圾分类+互联网”的赛场里，不是所有创业者都走了下来。和奥北环保、爱分类同一年出生的智能垃圾分类回收企业小黄狗，曾是行业先行者，却已宣告破产重整。
小黄狗创始人唐军出生于1987年，按徐源鸿的定义同样是“废二代”，早年家中做废品回收生意。据唐军向媒体讲述的版本，在他9岁左右那年，一次家人去工厂清理铁渣，将机器、马达等废铁拆出来卖给废品站，赚到了430元，“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很懂拆出来的铜、铝、不锈钢、合金等各种废品的价值”。
在创办小黄狗之前，唐军已在资本市场和资本大佬圈中历练数年，于2012年上线了P2P网贷平台团贷网，同年以213万元的价格拍下“史玉柱三小时”，自此进入史玉柱朋友圈。2015年，唐军控股了新三板上市公司光影侠，后又借壳鸿特精密（现股票简称为“派生科技”）。
小黄狗一度获得资本和舆论的看好。2018年6月，小黄狗获得中植集团10.5亿元的A轮融资，估值达到60亿元。其时唐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自己对这一估值“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同时表示，曾经自己一无所有，但通过九年创业的积累，集团目前有很好的营收利润，还有2万多名员工，“我们以后走的弯路会更少”。
与A轮融资时隔仅四个月，2018年10月，小黄狗再获得易事特的1.5亿元战略融资，估值达到150亿。这几乎是小黄狗出现在媒体报道中的最后一次高光时刻。
小黄狗采用的是重资产模式，在小区部署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运营则招募加盟商。但在实际投放后，小黄狗的招商情况并不理想，同时逐渐出现设备损坏，无法使用。
唐军本人成了压垮小黄狗的最后一根稻草。2019年3月，东莞警方披露，团贷网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立案侦查，同为团贷网负责人的唐军已主动投案。
2019年6月6日，派生科技公告表示，小黄狗欠各供应商的货款暂时无法正常支付，且小黄狗目前对外应付债务金额较大，如最终无法全部恢复正常经营及支付货款，可能启动破产重整程序。
新京报记者朱玥怡梁缘编辑赵泽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