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后SARS时代，中国准备好了吗？
2003年“非典”后十多年间，中国卫生应急快速成长，日渐完善。如果“非典”重来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2020年，来自X病毒疫区——A国的XD930航班降落在宁夏银川河东机场。
航班上一名旅客在通过入境检疫通道时，被体温监测仪探测到发热。海关卫生检疫人员引导该旅客至医学排查室。实验室快速检测结果显示，该旅客X病毒阳性。
机场海关立即启动口岸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向银川市卫生健康部门通报信息。随后，海关工作人员初步确定该旅客的密切接触者名单，登记密切接触者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
卫生健康部门接到海关通报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和同级政府；疾控人员到达机场核实疫情，旅客相关标本送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中国疾控中心”）复核；传染病专用救护车抵达机场，将感染者和家人送往医院……
这不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而是2019年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中的片段。这次演练通过模拟突发急性传染病突然传入中国的情景，对我国卫生应急体系进行“全面体检”。
这是“非典”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2003年的“非典”——那场夺取了众多生命的大疫情，像一道“分水岭”，影响至今。中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由此发端，并在此后十多年间快速成长，日渐完善。
如果“非典”重来一次，我们准备好了吗？
看不见的敌人
只有在电子显微镜下才会现形的微生物，尤其是病毒，是人类看不见的敌人。
它们以不断进化的自我繁殖方式，逃脱人的免疫系统，并在彻底击垮感染者之前不断进化，与时间赛跑，寻找新的宿主。
流感病毒、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埃博拉病毒……人类与病毒的抗争从未停止，病毒引发的疫情一定会来，但什么时候、以何种形式，难以预料。
16年前，SARS疫情就是这样突如其来，给了人们沉重一击。2003年春天，SARS自中国广东肇始，随后一路北上，在北京集中暴发。
回首往事，不少亲历者对“满城尽是口罩人”的画面记忆犹新，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主任许树强更是历历在目。当时，他担任副院长的中日友好医院被划为专门收治“非典”患者的定点医院，他曾在抗击“非典”的前线，和SARS病毒短兵相接。
疫情肆虐的初期，从政府到医疗机构，处于被动应对。医护人员的防护装备只有口罩、帽子充足，目镜、拖鞋、隔离衣短缺，也没有防护服，工作时眼睛、耳朵等都暴露在外。工作分区也较为简单，消毒设施简陋。一段时期后，各项医疗防护装备才逐步齐全。
官方权威信息缺席，流言四起。恐慌在人群中蔓延，货架上的板蓝根、食醋、口罩被抢购一空。
“应急准备、资源调配、新闻发布，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今回想起来，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毫不讳言“非典”应对中政府暴露出的不足。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政府缺少系统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的准备和经验，“我们没有丝毫准备，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突如其来的疫情。”
各部门也缺乏配合与协调沟通，“中央和地方、医疗机构之间互不通气，感染病人的数字都统计不上来。”
在当时，政府因未及时公开“非典”疫情信息而饱受诟病。闪淳昌坦言，“非典”初期，信息的确不够公开透明，除了拿不到真实统计数据的客观原因外，政府也缺乏公开透明的意识，“当时没想到要把突发事件的真实情况及时、如实地向社会通报。”
生死时速
此后多年间，许树强一再经历这样的危机时刻，但情景早已今非昔比。
2016年美洲暴发寨卡疫情。这种主要通过伊蚊叮咬感染的病毒，尚无疫苗可预防，患者感染后会出现皮疹、发热，极少数重症患者有生命危险。2016年2月1日，我国先于世界卫生组织启动了由18个部门组成的应对寨卡病毒病联防联控机制，做出防控工作部署，加强输入疫情监测，为疫情防控争取到了主动。
2月7日，正是除夕夜，许树强的手机被此起彼伏的拜年短信轰炸。铃声响起，以为是一通寻常的拜年电话，但听筒里传出的急促语气让他紧张：江西发现一例疑似寨卡病毒感染病例。
患者从寨卡病毒疫情发生国委内瑞拉旅行回国，返回江西老家。“这名患者公民意识很强，他入境时没有症状，回到家开始发烧，立马跑去医院，并告诉医生自己是从寨卡疫区回来的。”许树强回忆说。
2月8日，患者相关标本被送至中国疾控中心复核检测。
次日，患者确诊，这也是中国首例寨卡病毒病例。随即，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向社会公布疫情信息，并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
与此同时，中国疾控中心和江西省卫生部门分别组织专家进行风险评估，认为此次输入病例引发传播并进一步扩散的风险极低。
短短几天后，广东省发现首例寨卡病毒病例。患者梁先生从委内瑞拉回国，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境检验检疫时，现场红外测温仪报警，卫生检疫人员将梁先生带入医学排查室作进一步流行病学调查，依据相关方案和技术指南，初步判定疑似感染寨卡病毒。
此后，北京、河南等地陆续出现寨卡感染病例，多数患者是从疫区归国，在入境时即被查出。经医院隔离治疗后，发现的感染病例全部康复出院。
卫生应急体系的快速有序运转，化解了一次次危机。
2015年5月，韩国人金先生经中国香港入境到广东惠州的一次普通的商务旅行，将MERS病毒带入中国。这个于2012年在沙特阿拉伯被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率近40%，一度被称为“类SARS”病毒。
出门前，金先生曾陪护住院的父亲，与韩国首例MERS病例共处同一病房2小时。
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后，广东省开始寻找感染者。5月28日凌晨2点，距通报仅4小时，疾控专家就根据线索在酒店找到金先生，将他送往医院隔离。
金先生的密切接触者也必须找到。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宋铁告诉记者，当时卫生部门与检验检疫、边检、民航、交通等部门联动，获得患者在飞机上、公共交通中的接触者名单，并向社会发出预警，请曾与患者同坐相关交通工具的旅客速与当地疾控部门联系，最终37名旅客通过电话主动申报。
“当时，我们调用了海关、交通、公安等国内多部门力量，精准掌握了密切接触者路线。”宋铁说，1周内，广东省内的78名密切接触者全部找到并隔离。
“后进生”给出中国方案
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动主动防控，“非典”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已建立覆盖全国的卫生应急体系。
而“非典”，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在描述“非典”在中国卫生应急中扮演的角色时，许树强和闪淳昌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词：里程碑。
“这是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成体系建设的起点。”许树强告诉记者，这样的应急体系由管理、资源、行动3个维度构建而成。
其中，管理指的是应急预案、体制、机制、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案三制”；资源包括装备、资金保障以及人员、队伍保障；行动则涵盖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善后评估等全链条和各环节。
在闪淳昌看来，以“非典”为发端，我国的应急管理发生了质的飞跃，其间的转变显而易见。
2003年5月，在抗击“非典”的关键时刻，国务院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进入法制化轨道。
两年后，由闪淳昌等人起草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出台，并在日后的演练和实战中不断完善。
应急机制也从单一走向协同。如今，以卫生健康部门为主，公安、交通、农业、海关、工商等多部门联防联控的工作模式已经成为卫生应急的常态，并在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2009年流感大流行、西非埃博拉疫情防控中“大显身手”。
2014年3月，埃博拉疫情在西非突然暴发并快速蔓延，成为继SARS疫情之后，全球范围内最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境内尚未发现感染病例，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置之度外。
“我们得防住，埃博拉疫情不能传入中国。”许树强认为，联防联控机制在这一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年，埃博拉病毒先后传入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全球多个国家，但中国实现了疫情零输入。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解释说，简单来说，联防联控就是在不同政府层级、不同部门间的协调机制，通过跨部门的密切协作，以便于及时沟通和分享信息，也有利于资源的快速调配，能够去应对复杂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在中国搭建应急体系的地基——“一案三制”的同时，还快速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
据许树强介绍，这套网络直报系统自2003年“非典”之际着手搭建，至2004年建成，共投资11亿多元。目前，网络直报系统覆盖了全国所有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同时覆盖98%的县级医疗机构和96%的乡镇卫生院。
借由网络直报系统，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一旦发现规定报告的传染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以直报至国家层面。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的及时性大为提高，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的5到7天缩短至2到4小时。
冯子健说，在网络直报系统中，各级政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机构，可以同时掌握疫情信息，这对各地发现异常的苗头，及时启动预警，采取防控行动都非常有利。
不仅如此，2003年以来，我国突发急性传染病快速检测技术的进步飞速，从发现疫情到确诊疫情的时间窗口也在缩短。“不单可以确认是什么病，而且病毒的基因序列、传播方式以及疾病的临床特征，都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搞清楚，并快速向世界披露。”冯子健说。
人员的配备也逐步升级。目前中国有58支国家卫生应急队，可以应对传染病、突发中毒事件、核辐射事件、灾害事故等不同情况的突发公共事件。
在58支国家医疗队中，有5支是经世界卫生组织认证的国际应急医疗队。中国的卫生应急队伍开始走出国门，参与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应急行动，传递中国卫生应急经验。
“谁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
病毒随时可以席卷全球。
“如今各国紧密相连，病毒通过一次飞机旅行都可以传播，就在不久前世卫组织刚刚宣布刚果（金）埃博拉病毒爆发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专家Chin Kei LEE说。
中国卫生健康部门一直在为传染病大流行做准备，“突发急性传染病仍在不断出现，像SARS、MERS、2009年流感大流行、西非埃博拉，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要为此做充分准备。”传染病的暴发难以预料，但又随时会发生，这让许树强如履薄冰。“输入性传染病疫情仍然是卫生健康领域需要防范和化解的重大风险，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一刻也不能松懈”。
应急演练就是其中一环。为检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今年7月25日进行了“非典”以来，我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
冯子健是这次演练的“设计师”之一。他介绍说，以往的国家层面演练多半都是针对重大自然灾害、事故进行演练，而且多半是现场演练。这次是针对突发严重传染病的应对控制，是相对比较复杂、较难应对的一种局面。
他为演练设置了若干环节：发现疫情的省份，该如何上报疫情信息？为防止疫情扩散，如何判定感染者密切接触者？疫情一旦扩散，医疗机构该如何应对数量骤增的患者？政府如何和媒体公众做好沟通交流？演练现场的问题“随堂考”，检验地方在信息报告、联防联控、医疗救治、疾病防控、生物安全、风险沟通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演练采用全国同步视频连线的方式，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以及部分地市、县级卫生健康委，共8200余人参加了演练，规模空前。
如果“非典”重来，中国可以从容应对了吗？“我们一定会比2003年有巨大的进步。”冯子健给出了肯定地答复，但他同时提醒，病毒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不会重复，“它总会找到我们一些新的弱点，出其不意”。
许树强还告诉记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在编制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十四五”规划，对提升综合监测能力、病毒检测能力、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和监测哨点建设，都进行了综合谋划，以保障卫生应急能力适应未来的发展。
据他介绍，下一步国家卫生健康委还将建设综合、航空、海上、水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今、明两年预计建6个救援基地，包括四川华西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国家综合紧急医学救援基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航空紧急医学救援基地，以及国家水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重庆）、国家海上紧急医学救援基地（海南）等。
“谁知道下一个会是什么？”在冯子健看来，卫生应急工作是一条不能停歇的征途，“敌人在进化，我们的应对能力也要不断改进，要预测到会有什么问题，识别新的威胁，然后找到我们的脆弱之处，进而增强能力。”
新京报记者许雯
编辑陈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