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蒙尘的花朵重放光彩
梅玫。记者夏琳摄
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16年，她将一个个误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拉回正途，让蒙尘的花朵重放光彩。
剖析未成年人犯罪动因、帮助重返学校、修复亲子关系……除了履行检察官的职责，她还与这些失足少年建立了深厚感情。
正因有她和同事们的努力，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从2004年的62人降至如今连续四年都在个位数。
她就是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办公室主任梅玫。
尽力挽救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一名检察官，无论从哪个立场出发，看到那些误入歧途的孩子们，我都本能地觉得心痛。”梅玫说起十几年来从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语气颇为沉重。
梅玫是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五部主任，同时也兼任该院“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办公室主任，从事未检工作已有16年。
2003年对梅玫而言，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那一年，22岁的梅玫考入大渡口区检察院成为一名检察官；那一年，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刚进检察院，工作积极的梅玫参与部分未成年人帮教工作。而当时，未检工作甚至都没有正式的部门归属，其职能分散于侦监、公诉等各个部门。
“我真的很喜欢做未检工作。”16年前，梅玫主动请缨做未检工作时说道。
这种真情流露来自于最初两个让她印象深刻的孩子。
“第一个孩子对我说‘阿姨，我想读书’！”梅玫回忆，那是一双年仅14岁的眼睛，眼神中满是稚嫩与恐惧。梅玫与这个孩子见面的地方，是讯问室。
“第二个孩子对我说‘案子就是我一个人做的，我负全责’！”梅玫至今记得，那个16岁少年将团伙盗窃行为大包大揽的样子，充满了无知的江湖气。
梅玫被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实所震惊，更为他们犯了罪却无知无觉而痛心。工作之余，她开始扮演一个知心姐姐，与这些误入歧途的少年谈心。
梅玫惊讶地发现，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绝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与家庭、成长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并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往往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主观恶性较小。与此同时，梅玫还发现未成年人犯罪后，只要能够将其心结解开，后续再犯罪的可能性远低于成年人。
“也就是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只要做得好，是可以让一个孩子不再犯罪的，这对于孩子、父母、家庭乃至社会，都是一件影响重大且深远的事。”梅玫希望尽自己的努力，挽救每一个误入歧途的孩子。而这也是她的初心。
融化迷途少年的内心坚冰
2004年，大渡口区检察院正式成立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将此前分散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进行综合管理。
“我是再三要求去维权岗工作的。”梅玫回忆说，那时这一维权岗仅有7名检察官，其中就有自己。
当时，针对未成年人的检察工作更多是刑事司法、刑事保护等内容，实际上都是到了未成年人犯罪之后，才采取的补救之策。“我们几个检察官就商量，未成年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处于形成期，假如提前介入、提前预防，应该比预防成年人犯罪效果要好。”基于这样的认知，“莎姐”青少年维权岗借助互联网，开设了一个名为“未检之窗”栏目。
“这算是一个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普法窗口。”梅玫表示，随后为了扩展内容，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为主旨的焦点栏目，取名为“一米阳光”。
一次，一名多次入户盗窃的未成年人，被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但这个年仅16岁的少年，浑然不觉自己有任何错误，除了痛快交代犯罪事实外，对其他所有问题一律冷漠以对。
按理说，对待这样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只需要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办理即可，但梅玫总觉得还应该做点什么。
梅玫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试着用各种话题、各种方式跟这个少年聊天。“当我问到‘是谁把你养大’这个问题时，这个少年的表情再也绷不住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原来，因为家庭变故，少年长这么大几乎没见过爸爸妈妈，他是由姑妈一手养大的。
“哦，对了，你姑妈平时说没说，她希望你将来长大了做什么工作？”当梅玫不经意地将这个问题抛出后，少年的脸唰地一下白了，眼神飘忽地偷瞄了梅玫一眼，就低下了头。
“我知道这句话触动了他的心，于是也没再说话，让他稍微回味了一会，就结束了谈心。”让梅玫异常惊喜的是，就在第二天，看守所干警转交了一封来自少年的信。
梅玫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上面一笔一划工整地写着：“……我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姑妈，我没听她的话，常常让她为我担心……我有一句十年没说出口的话，我一直把姑妈当自己的妈妈……我错了，等我出来我会凭我的双手报答我的姑妈！”
滚烫的文字映射的是少年更加滚烫的心，梅玫知道，一块压在少年心中的坚冰，已然融化。
消灭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
“你一直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为你心爱的工作奉献出自己的青春，不光是青春，在这背后还有无数艰辛和心血，就像你为了我操碎了心、伤透了心……你为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多年如一日付出着，让我敬佩、感慨……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怎样弥补和改正。”这是一封涉案未成年人写给梅玫的长信中的一部分。
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孩子，整天逃学到网吧玩游戏，家人各种方式用尽了也扭转不了。眼看着他就要因长期旷课迟到被学校开除，家长无奈中找到了梅玫。
梅玫与同事一起去了孩子的家中，敏锐地她很快发现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很紧张。于是，梅玫不动声色地示意孩子的父亲暂时回避。
与孩子一番深谈下来，梅玫才意识到，这个孩子只是进入青春期后，对什么事都具有叛逆之心。而孩子的父亲却脾气不好，只会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教育孩子。
“这也不准那也不准，啥子理由都不讲，就晓得吼我、打我！”孩子委屈的眼神让梅玫印象深刻，也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就在孩子的父亲身上。
梅玫之后几次单独与孩子的父亲交流，建议他与孩子首先建立足够的信任基础，多倾听孩子的想法，多鼓励孩子。
在梅玫的多次努力下，父子之间的问题很快解决，孩子也保证今后会好好上学，不再沉迷于网络。
把一个孩子从网吧拉回学校，但其他的孩子呢？
梅玫不断走访辖区各个网吧，掌握这些网吧容纳未成年人的基础情况。在她的推动下，大渡口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相关部门切实履行监管职能，对未成年人网吧上网加强监管。很快，相关部门联合行动，对辖区网吧进行了全方位整顿，并进一步强化实名登记制度，拒绝未成年人进入网吧。
历时三年办理一件未成年人案件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因为对象特殊，完全不同于其他检察工作，几乎每一个未成年人案件都需要花费数倍乃至十几倍的时间、精力。其中有一个案子，就让梅玫花了整整三年去办理。
一起未成年人案件中，年仅15岁的王强（化名）刺伤他人造成脾脏破裂。案件移交检察院后，梅玫发现这个少年作案的原因，仅仅是为了替好友讨公道。
王强母亲早年去世，他与父亲、姐姐相依为命，家庭本就比较困难。王强案发后，受害者数十万元的医疗费需要赔偿，仅靠打零工为生的父亲难以承受，为此王强即将参加高考的姐姐也不得不中断学业。
看到案件给家里带来的剧变，15岁的少年充满了后悔与自责，每天都是沉默以对。
该案中，鉴于王强主观恶意小、系自首又有悔罪表现，还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王强最终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一年。
司法程序已走完，但这个孩子的将来怎么办？当时因为该案，王强已经被学校开除。
王强希望自己能进入职业院校学得一技之长，将来可以贴补家庭。梅玫就联系了一家愿意接收王强免费学习的职业技术学校。
学校是有了，但问题又来了。尽管校方可以让他免费入学，但是3000多元的学杂费依旧是个难题。
梅玫一个人悄悄赶到学校，掏钱为他垫付了所有费用。之后王强上学期间，她还不间断地写信关注王强的生活、学习情况。
然而，王强突然辍学了。
“我跟他深入谈心后才知道，这孩子是因看到父亲日夜操劳，觉得自己坐在教室无能为力而深深自责，才决定辍学的。”得知孩子的辍学动机后，梅玫心疼不已。
更糟糕的是，梅玫渐渐发现，随着王强觉得是自己拖累了整个家庭，心理越来越压抑。梅玫开始联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解决孩子的心理问题。又安排心理咨询师分别和王强的父亲、姐姐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和引导。
随着家人态度的转变，王强的心理问题大为改观。再后来，梅玫根据王强的要求，考虑到他已成年，就忙着给他联系了一份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梅姐，放心吧，我现在的生活过得很充实，你就别再担心我了，你得照顾好你自己。”三年后，王强在电话中，已经开始反过来关心梅玫了。
延伸帮扶链条让未成年人犯罪数降至个位数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之外，还需要延伸到他们的学习、生活等方面去，只有延伸帮扶链条，才能真正挽救他们。”为此，梅玫很早就开始坚持每年向大渡口区委、区政府提交辖区未成年人犯罪年度报告。在这些报告中，梅玫会详尽分析每年辖区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的问题和趋势，并提出详尽的预防建议。
截至目前，梅玫还牵头制定《大渡口区“莎姐”云平台运行制度》《大渡口区“莎姐”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制度》《大渡口区“莎姐”未成年人综合保护支援服务制度》等一系列已经实施和正在实施的延伸性制度。
统计显示，仅近3年来，梅玫和全市的“莎姐”同事们一道，先后对575名未成年人进行了帮教，促使92.17%的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339人顺利就业，94人回归校园，其中39人考上大学。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率也大幅度下降。2004年，大渡口区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62人，但从2016年开始，这一数字就降至个位数并保持至今。
“不过未检工作不敢有丝毫放松，我们还在不断加大力度。”梅玫表示，为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她和同事们这些年来接受热线咨询400余人次，开展“莎姐”进社区、进学校、进监舍、进机关200余次，赠送《莎姐讲故事》丛书20000余册，开展10个专题系列宣讲160场，受众2万余人，覆盖全区大部分机关单位、所有街镇、数十个社区、20余所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