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曹东勃：90后在基层难当大任？其实他们不是孩子了
江西“90后”女副县长被提前免职；
云南绥江县两名基层女干部因拒绝组织提拔而被严肃处理；
湖南公布减轻基层负担实施方案，不得要求基层事事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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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基层治理中的一些现象引发了公众热议。对于文山会海以及事事留痕的要求，基层干部们有何看法？随着越来越多的90后选择成为“选调生”，年轻血液能为基层带来怎样的变化？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挂职干部、上海财经大学曹东勃老师的见闻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参考。
[采访/吴立群]
我们挂职干部所能做的，就是多往基层跑
观察者网：您之前在云南省元阳县挂职，深度参与脱贫攻坚。元阳县脱贫主要依靠的是什么产业？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些您在一线岗位上参与的项目以及收获的经验？
曹东勃：谢谢。我是去年7月由所在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派出，作为教育部第六批滇西挂职干部，前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挂职扶贫，现已结束一年的挂职工作，返回原单位。元阳县位于滇南，是典型的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四位一体的国家级贫困县。县域面积2200多平方公里，人口45万，世居哈尼族、彝族、汉族、傣族、苗族、瑶族、壮族七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90%。是红河州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
我们刚刚开始精准扶贫工作的时候，整个建档立卡贫困户是18万人左右，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去年一年的进步最大，从11万人降到目前的68000人左右。剩下的都是硬骨头，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期完成脱贫任务。
元阳梯田旁的哈尼族小朋友@IC photo
元阳的主要产业仍然是农业，这是它山区经济的区位条件决定的。但这里的山地农业又并不是简单的传统作物种植，根据海拔梯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温度差异，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低海拔地区，种香蕉、芒果等热带水果和冬早蔬菜；中海拔地区，种梯田红米和温带水果；再往高海拔地区，就可以种喜凉耐寒的一些中药材如板蓝根等。偶尔有一些加工业，主要是围绕当地的这些特色品种展开的。
我这一年里，主要是协助分管教育工作，并具体负责学校对县里开展教育扶贫、干部培训的一些项目。除了努力落实和完成好“为贫困地区开展咨询研究、文化艺术下乡、干部师资培训等方面工作”的基本要求之外，也在智力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等多个领域作了一些探索：
从学校各部门争取43.5万元用于奖学助学、谘政修志、党建创优、消费扶贫；在教育部支持下，争取雨润基金105万元，用于一个乡镇中学学生校舍建设项目（这个学校我去看过，学生住宿条件非常紧张，将近三十个孩子挤在十几平米的宿舍，上下铺都打通了，变成大通铺，一张床至少睡1.5-2个人）；联系学校继续教育学院继续开展全县优秀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受训干部50名；为党政机关和中小学校上党课、公开课、示范课六次；调研学校45所，召开师生座谈会十余次；协调校内外专家学者就全域旅游与乡村创业、金融风险防范、脱贫攻坚、中小学教师育德意识与育德能力提升等主题开展干部、教师培训，覆盖人数800人次；联系捐赠中小学图书、体育器材价值24000元；联系捐赠资助高中困难学生10000元；此外，坚持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倾听乡村教师心声，凝练脱贫经验，讲好脱贫故事，在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发表文章40余篇计16万字。
至于说工作上的经验，实在谈不上。背后都是组织上和同事们的支持，我们挂职干部所能做的，就是多往基层跑，多到乡、村去发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和项目，把资源对接好，不让时光虚度。
云南元阳的梯田，风景如画。图自网络
观察者网：元阳梯田是红河哈尼梯田的核心，在多年前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您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元阳梯田旅游资源的开发情况？
曹东勃：哈尼梯田的确是元阳最知名的一张名片，也是以哈尼族为主体、各民族同胞至迟从唐代开始、历经1300多年自强不息、辛勤耕耘的产物。我们置身千级阶梯的壮美梯田风光之中，千万不要忘了，这绝不是单纯的风景，而是处处镌刻着人的奋斗精神，所以哈尼梯田既是全球农业重要遗产、更是世界文化遗产，是记载着农耕文化、农耕文明的活态的遗产。
我这里说的“活态”的含义就在于，作为遗产，一般都是指作古之物、无生气之物、陈列在博物馆中之物，而梯田是活的，1300年间，只要有一年停止劳作，就会抛荒，美丽的梯田风光就会变成一片黄土。因此我们一方面感恩各民族先祖顽强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感恩今天哈尼族人的持续守耕与传承。
世界文化遗产的帽子既是一种荣誉，是一种无形资产，运用得当能够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脱贫助益，但同时也是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做得不好，也可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元阳哈尼梯田在去年获得了环保部颁发的全国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就是要按照新发展理念，严格执行《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推进哈尼梯田保护利用和生态环境建设，持续探索哈尼梯田保护性开发、规范性建设、科学性利用、持续性发展。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做好农耕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前不久出版的《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一书中，专门有一个专题是关于农耕文化的，这一专题的开篇就是总书记2013年12月23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一段讲话：“我听说，在云南哈尼稻田所在地，农村会唱《哈尼族四季生产调》等古歌、会跳哈尼乐作舞的人越来越少。不能名为搞现代化，就把老祖宗的好东西弄丢了！”哈尼梯田的核心奥秘就在于“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四素同构。森林涵养水源，村寨升腾人气，梯田提供食粮，水系润泽大地，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所以元阳的森林覆盖率始终很高，大家都有坚决保护好森林、村寨、梯田、水系的共识，也充分利用梯田“四素同构”的优势，发展农旅融合、文旅融合、产村融合，提升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的品质，提高农业附加值。
在产品上打造“元阳红”梯田红米等优质品牌，在文化上充分挖掘哈尼民族文化内涵，结合各村寨不同的发展条件，差异经营，优势互补，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而且梯田一年四季，景色各具特色。诚然，秋收过后到开春三月的灌水季最受游客青睐，波光粼粼，在不同时刻的阳光照射下，反射出五光十色、七彩斑斓的美景。但八九月间的滚滚稻浪、四五月间插秧时节的满目青山，也别有一番风味。大概只有六七月份，即便山上也有些炎热，除此外简直是真正四季如春的绝佳旅游目的地。仅今年春节期间，元阳哈尼梯田的旅游收入就突破了1个亿。应该说，是很受大家欢迎的。
80后、90后在基层表现如何
观察者网：现在各地都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展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您觉得在基层应如何扎实地进行相关教育工作，而不使之流于形式？
曹东勃：我觉得这是非常及时的一次主题教育。实际上在将近两年前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提到要开展这个主题教育了，十九大报告的主题中就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几个字。这次主题教育明确提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这是颇有深意的。今年六月，在我挂职结束前，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请我去参加他们的支部主题党日活动，邀我讲点体会。我当时刚刚读完《习近平在正定》这本书，就结合读后感想，谈了点体会。实际上，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做到既要干净，又要担当。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前排居中），临时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图片来源：新华网）
既要干净，又要担当，是中国共产党在其98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征程中对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的一贯要求。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如何在执政条件下保持革命本色，毛泽东同志尖锐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改革开放新时期，“三落三起”的小平同志复出伊始便郑重宣示：“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则以他厚重的人生阅历和从政实践，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梁家河的七年知青岁月里，作为大队书记，带领村民们发展生产、改天换地，建造了陕西省第一口沼气池。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的知青，临走的时候留下热泪，因为他牵挂着乡亲们，想带着乡亲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在正定县的三年奋斗岁月中，作为县委书记，他带领全县干部群众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半城郊型县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当时《河北青年》杂志记者周伟思曾在采访这位30岁的年轻县委书记时，开门见山地抛出一个敏感问题：“你为什么放弃北京机关里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习近平回顾了他的插队生活。他说自己忘不了那七年中看到的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重下基层去“接地气”的渴望越发强烈。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身体力行地做实事。
正因为有这股子信念和底气，他敢于为民请命、以人民为中心，协调上级部门减免掉2800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甩掉了“高产穷县”的帽子；他敢于顶住压力不搞“一刀切”，采用先试点示范、再逐步推开的方式改造“连茅圈”，避免运动式治理带来的后遗症；他敢于推出“六项规定”，向官衙作风和形式主义开刀，推行“无会日”，把基层干部从繁琐的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
这份从梁家河到正定县的初心和热血、从大队书记到县委书记的使命与担当，一直延续着、贯穿于此后的各个阶段，也为今天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这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树立了标杆。今天的乡镇干部，能否像当年的大队书记习近平带领社员建沼气池那样，为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废寝忘食、身先士卒？今天的书记、县长，能否像当年的县委书记习近平为了引进人才而求贤若渴、大半夜跑到外省城市去拜访专家，寻访不到就带着秘书在小区里高喊名字，直至找到为止？今天的基层干部，面对“厕所革命”等可能在执行过程中产生一刀切等运动式治理的问题时，能否有当年的习书记面对“连茅圈”治理时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面对文山会海、请吃应酬等不胜其烦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怪象时，能否有当年的习书记坚决治理官衙主义、给基层减负的决心？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努力的方向，也是这次主题教育应当攻克的地方。
观察者网：越来越多的高校学生在毕业后选择当“选调生”，在您的工作中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例子？您觉得选调生越来越热的原因是什么？
曹东勃：最近这些年，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到基层工作或从事志愿服务的平台和选择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件好事。我此前专门谈过“三下乡≠上山下乡”，除了本科毕业后选择报名“研究生支教团”这种到西部边远地区支教一年的形式（结束后回校读研），还可以选择报名“西部计划志愿者”的方式，直接到西部基层政府或事业单位志愿服务一到两年，这带有准就业的性质，结束后可能留在当地，也可能另去他处。但无论怎样，这两种方式，都会在一个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留下宝贵的人生阅历和经验。
选调生的历史比研支团还要早一点，而且不局限于西部、边远、基层范围，理论上讲，参加者也可能被选调到城市甚至省城的政府机关中工作。只不过，近些年来从上到下更加重视基层，所以一般情况也都是要先把选调生放到基层岗位锻炼一段时间，再根据具体表现决定后续的去向。
无论是报考选调生、西部计划还是支教团，都是学生个人的自主选择，无可厚非。我也遇到一些同学会在这些人生选择的问题上跟我交流，究竟要不要先去乡镇？将来回来的话，究竟要回A单位好，还是B单位好？我都会帮他们客观分析。我觉得这些考量都无关大局。最重要的是，个人确实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国家确实培养和拣选了人才，百姓确实得到了实惠，那就可以了。
观察者网：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常能看到一些90后挂职县长上新闻。而有一些公众也会质疑，这么年轻能做好工作吗？对于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曹东勃：我注意到一些报道了。需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于某种特权，没有经过合法程序，抑或表面上经过了合法程序但事实上经不起深究的，这类例子有不少报道其实也已经有了后续的处理结果，这里不去讨论。
被提前免职的90后副县长杨沁图自网络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种情况。我们在认识上形成对这种世代的观念，其实时间并不算长。80后可能是这样被指称（或指摘）的第一代人，当然一旦人们开始接受这种分类方式，不仅会向后延伸，也会向前追溯到70后、60后等等。
但是一方面人们会大惊小怪，以至于每隔一段时间就惊叹“英雄出少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再没人说80后是“小皇帝”、“垮掉的一代”，似乎一夜之间扛起了家国重任，最近十年间，很多急难险重的救灾现场、不少科技攻关的紧要关头，也都能看到90后的身影，人们也会一改先见，大加好评。其实这都很正常，到了这个阶段、放在这个岗位，很多行为就是理所当然、很多情感就是油然而生，毫无必要棒杀或捧杀。
另一方面，人们的记忆太过深刻，时不时还会表露出“Ta还是个孩子呀”的怀疑心态。比如去年11月份那位一夜爆红的80后乡党委书记，就是因为人们很难把80后、白发、乡党委书记、拟任县政协副主席这些关键词串联起来，非要觉得违和：80后不是很年轻吗？怎么会这么显老？这么年轻怎么就提升县政协副主席了？一定要么是年龄造假，要么是有别的什么问题。后来真相大白，没有一件怀疑是靠谱的，人家就是地地道道的扶贫工作成绩突出的一个80后乡党委书记，而且严格按照脱贫之前可以提职但岗位不动、不脱贫不离岗的要求，只是职务级别上提为副县处级，还要继续兼任乡党委书记，带领全乡人民脱贫。
这种例子还有很多，我们县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因为工作突出被提拔和兼任县委常委，我们州也有一位县委书记被提拔和兼任州委常委、另一位县委书记被提拔和兼任州政协副主席，但他们的工作岗位都没有改变。其实，80后、90后都奔四、奔三了，真的不小了。在我所挂职的县，县委、县政府班子里，80后就有五位。在委办局和科级层面，90后脱颖而出的很多。他们很多都是经过不同县市、不同岗位的锻炼，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历。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能简单地以年龄论高下，关键还是看能力、德行是否与工作岗位的需要相匹配。
基层工作是一座富矿。选调也好、交流也好，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和组织的信任、重视，个人可能一生都未必有机会跨越几千里路，饱览大好河山，感知不同的地域、民族、风俗，提升自己的本领。基层是一本大书，实践是一座熔炉，你可以在这里学会面对和处理复杂局面，学会与人打交道，学会理论联系实际。任何时候不能放弃学习，脑子要始终高速运转，把工作变成研究，把研究做成工作，在工作中研究，在研究中工作。
年轻人应该珍惜和把握住这种机会，多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学习，多向基层工作的“老法师”、“明白人”请教，多往下面跑一跑，听听你的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难处，尽力地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就像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越是机关工作人员，越应该不断自觉提醒自己要下基层、接地气，这样你对真实中国的理解才能更深，对基层工作者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不易才会理解更透，反过来才会在机关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加注重基层视角、避免拍脑袋决策。
基层工作会议的强度和工作量超乎想象
观察者网：文山会海、任性问责、一票否决、频繁检查、精准填表……近年来，形式主义在基层不断被吐槽，却仍有蔓延之势。您在基层工作时，是否也有这样的体验？您觉得对于基层形式主义的某些现象，有何破解之道？
曹东勃：这点的确是有体会和同感。我看了一下这一年的工作日志，最密集的时候大概每天都在开会。有的会是要做出决策和部署工作的，有其必要性。而且这类会议的强度和工作量之大也超乎想象，比如政府常务会通常两周一次，有需要的时候还会临时加场。有一次政府常务会的议题多到50几个，那几乎是整整一天屁股离不开椅子。为了应对上级的各种一票否决和检查督查的要求，基层政府也只能一石多鸟、会中套会，专题研究相关工作，留下痕迹，便于备查。
县级政府不同于同一级别的其他单位，它实际上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枢纽。所以一个条线部门的处级干部，可能都未必有机会“开如此多的会议”，但是同级别的县级领导，各种会议都会找上他们。某些重要的工作会议，为了把责任压实，会一直把视频会议开到县级层面，比如非洲猪瘟防控、校园安全检查等等。那么中央的会议开完后，省级的就要接着开，然后是州市的再开，一环套一环地往下开。这类会议效率是比较高的，讲的也都是干货。
还有一类会议的“含金量”就打了折扣，明明可以借助通讯技术手段通过视频就能够开好的会议，一定要把各县市的领导干部召集到州府所在地去开会，会场也没有讨论，只是领导讲话布置工作，讲完就散会。很多边远县市从山沟沟里坐车绕着盘山公路几个小时赶过来，虽然一句话不说，但这种现场聆讯的感觉，正是主办方想要的那种“领导重视”。因而此类鸡肋会议也是始终存在。
漫画图图自网络
除了这种开会，还有来自条线和地方的各种考核、督导、督查、调研，这里面总不免有一些重复性的、低效率的事情，给基层的日常工作造成一些影响。以前人们总是抱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实际上这个话现在要中性地看，基层有的时候之所以要不得不“有对策”、搞变通，也是迫不得已，很多事情不得不同时顶着多个帽子来做，一石多鸟，否则难于应付铺天盖地的各类要求。所以这两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颗钉”这句话得到更多的认同，也得到上级的理解。它的基础是我们这样的五级政府格局下，县级及以下是根本，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这一点在我们的基本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毛主席就认识到的。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深有感触：“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周恩来总理将治理统计报表泛滥上升到反对“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这样的政治高度。他对此有过形象描述和深刻批评：“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为此，当时国务院要求各部门自上而下清理自查和各地方自下而上揭发“非法”表格，对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开展严肃的批评问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统计报表满天飞的不正常现象，清除废止了一批冗余的报表制度，改进了党的工作作风，优化了社会治理。
几十年的政府改革中，简政放权、清理文山会海一直是主要内容。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关键节点即将到来之际，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成为补齐短板的重中之重。可是近期，各方面渠道所反映的工作流程漏洞和基层干部苦衷，让人们看到了某种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死灰复燃。
在大数据时代，以各类统计报表为载体的人为工作量有增无减，岂非咄咄怪事？部分干部为了获得准确信息，将大量工作摊派到农村一线，使原有依托于熟人社会环境的、较为自然的社区治理关系骤然紧张。部分农村基层自治组织疲于登记造册，部分贫困农户的真实信息得不到反映。以至于一些大学生村官，也陷入于村委会办公室的各类文牍工作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应对各类报表的office达人，甚至挤占了下到农户家的时间。难道他们“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只能做这些纸面工作吗？形式主义的可怕后果，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很有必要。
我觉得作为基层干部，经常在思想观念、生活学习作风上检视自己，通过“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净化灵魂、改变思路、更新观念的必要形式。关键是把自己、把本职工作“摆进去”，对照同领域的最好标准来“找差距”、“抓落实”。少签一些除了转移责任之外别无价值又很难落实的责任状，少搞一些拍脑袋、一刀切的运动式治理、泛滥成灾的一票否决和虚头八脑、大而呼隆的考核。严格落实好中央对于为基层减负、治理文山会海的各项文件精神，简化考评体系，相信一些现状是会得到改变的。
责任编辑：张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