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技术主导时代，人类还有何价值？
“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这是尼尔·波兹曼的经典名著《娱乐至死》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预言。尽管他的作品都出版于二十年前，但如今读来，仍会让人感到他切中了当下的命脉。《技术垄断》作为《娱乐至死》的延伸，继续着他先知般的预言：技术支配了我们。
撰文|袁子奇
尼尔·波斯曼的几部重要作品虽说都是二三十年前出版的，但读他的书，人们的一种典型的反应是“波斯曼是时代的先知”。至今依然年销14万册的《娱乐至死》，无疑是波斯曼最成功的作品。它的一个令人过目不忘之处，在于它朗朗上口、预言式的口号：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娱乐至死”，这个书名就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将会毁掉我们东西，最初在波斯曼看来是电视，但如今，说是智能手机、互联网也毫不违和。所以问题不在于电视，而在于更加宏观的人类技术状况——这一状况，被波斯曼称为“技术垄断”
（technopoly）
。作为《娱乐至死》在批判逻辑上的延伸，《技术垄断》的写作时间比前作晚了8年左右。占据着《技术垄断》的视野的，已经不仅仅是电视，而是包含了计算机、电子邮件，以及各类工业、通信、医疗、决策专业领域技术仪器在内的一个新技术体系。
在波斯曼看来，技术垄断是一种社会状况，也是一种大众心态。简单说，技术垄断是“文化”和“技术”之间的历史辩证法的一部分。在古代，人类的文化、信仰控制着技术的使用；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也是技术渐渐摆脱人类文化掌控的过程。到了如今，技术——电视、手机、计算机、互联网已经全面掌控了文化，重新定义了艺术、政治、真理、智能、历史、沟通、社会关系的意义。这，就是技术垄断。
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纽约大学教授，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精神领袖，研究领域横跨教育学、语义学和传播学。存世著作共25种，其中《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并称“媒介批评三部曲”，已经并将继续在中国学界产生持久的影响。
人把一切价值都交给技术去决定，信息爆炸造成了普遍无知——这是波斯曼对于技术垄断后果的批评。后来的社会发展，基本上也印证了波斯曼的预测。
不过，一味地赞美波斯曼是一位“先知”，并不成为有创见地解读《技术垄断》的方式。毕竟《技术垄断》首次出版距今已经20多年。这段时间里，时代向我们展现了新的境况。它们不可能都能天衣无缝地套入《技术垄断》的论述。《技术垄断》与现今的社会生态之间的龃龉，恰恰体现出很多有趣的事。
《技术垄断》，（美）尼尔·波斯曼著，何道宽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2019年4月
什么样的技术，就创造了什么样的人吗？
“技术决定论”是很多读者谈及波斯曼时，常常会联系到的一个词。波斯曼在《技术垄断》的开始，讲了一个塔姆斯法老的古老故事：
一位智者给塔姆斯法老展示了自己的发明——文字。智者说：使用文字可以增强埃及人的智慧，强化他们的记忆。但是法老回答智者说：你可能搞颠倒了。识文断字的人可能不再使用记忆，会成为健忘的人。至于智慧，人们接受的将是大量的信息，而不是老师的真传；结果人们自认为知识广博，实际上他们多半无知。
从历史维度上说，这个故事反映了识字文化带来的新主体性。在不识字的人看来，识字的人只能依赖书写去记忆，在能力上是懒惰、有缺陷的。历史上的媒介革命，从文字的发明，到印刷机，再到如今的电子媒介，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主体性变革。技术决定论，说得绝对一点就是：什么样的技术，就创造了什么样的人。
不过，关于“波斯曼的理论是不是技术决定论”，这样的争议并没有价值。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本身已经过时了。一些人觉得技术的决定作用大，另一些人认为技术终归是由人的政治、社会因素来控制的（这是知识社会学、社会构建主义常有的立场）。“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争来争去，豆腐一碗、一碗豆腐，最后妥协说“技术和社会互相决定着”，等于没说。
问题的出路其实就在《技术垄断》中，这就是“媒介生态学”
（media ecology）
。
媒介生态学
如今我们需要从波斯曼思想中打捞的部分
1962年，蕾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造成震动。其背后，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对于环境外部性的发现，是社会科学总体学术的生态学转向。举几个简单例子：默里·布克钦
（Murray Bookchin）
在1960年创立社会生态学项目；城市生态学在上世纪70年代成为建筑和城规的一个热词；著名人类学家埃里克·R.沃尔夫
（Eric R. Wolf）
在1972年提出“政治生态学”概念……
同时代，传播学和媒介批评也经历了生态学转向。媒介生态学本身，是由麦克卢汉于1964年构想的。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对媒介生态学的含义有一个简单明了的解释：如果把一种新的毛毛虫投入一个树林，你得到的不是简单的“树林+毛毛虫”，而是一个全新的生态环境；同理，如果你让全美国都看上电视，产生的社会不简单是“美国+电视”，而是被电视深刻改变的美国社会。
生态学范式的意义在于，它跳脱了“从复杂系统中抽取少数要素，简单化地讨论谁决定谁”的决定论思维窠臼——也就是跳脱了“从复杂历史环境中，抽出文化和技术两个要素，简单化地讨论谁决定谁”的思想窠臼。生态学是一个普遍适用的隐喻，生态学中一切互联，没有外部性。
《技术垄断》本身呢，并没有完成媒介批评的生态学转向。它则是“技术决定论”和媒介生态学的混用。波斯曼最震撼人心的语句，往往依然是技术决定论的逻辑：呼吁人们警惕技术对一切意义和价值的垄断，警惕人文价值的失落。
但是，社会学研究不是文学写作，震撼人心不代表准确。波斯曼已经明白了“媒介生态学”的意义，但又无法放弃技术决定论和人文主义修辞的蛊惑人心的力量。波斯曼把我们的眼界带过了那个时代门槛，而他自己，却留在了那个门槛上。
波斯曼20年前的预言，与今天社会状况之间意味深长的相符与不符，恰恰说明了旧理论之外的新现实。下面举几个例子。
文化真的“向技术投降”了吗？
波斯曼从社会生态中抽取的“文化”要素，是不成立的。
20世纪初，大量技术乐观主义者——不论自由主义者还是共产主义者——都相信，技术的进展终将带来富足，物质极大丰富，各种稀奇性问题、不平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错了。
技术不能消灭问题。新的技术只创造斗争的新领域，新的财富可能带来新的不平等。
这种觉悟，不能推及文化：技术限制不了文化，技术会创造新的文化差异、新的文化动能。换句话说，文化不会像波斯曼预想的那样，完全被技术所控制，所“垄断”。
而且，波斯曼之后的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新共识。当我们说“文化”的时候，我们往往别有所图。文化的实质常常可以归于经济或政治。所谓“文化”，归根到底是经济地位、政治诉求、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等别的东西。把“文化”和“技术”从社会生态中抽离出来并不现实。
就好比人们曾经期待ofo、滴滴打车、Airbnb会带来某种热爱分享、超越私有制、优化分配的“共享文化”。但当共享经济真实进入了社会生态，我们才能知道它们带来的文化冲击究竟是什么。比如小黄车的乱停乱放，引发的是针对城市空间的讨论；几次滴滴打车事故，让女性安全问题成为热议话题。
所以，紧盯技术与文化的二元关系，往往是徒劳的。“文化向技术投降”之事，更是无从说起了。
在信息过剩中生存
“信息过剩”是《技术垄断》的一大关键批判，也是波斯曼从《娱乐至死》就开始关切。谈到信息过剩的征候，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是这么说的：“（抵御信息过剩的）防线崩溃之后，人们就无法寻觅经验中的意义，就会失去记忆力，也就难以想象合理的未来”；“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垃圾”。
的确，当今社会，信息的碎片化、健忘已经成为普遍的现代性征候，甚至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自己有多健忘。不过在另一方面，足以令波斯曼惊叹的是他所谓的“垃圾场”上，已经成了一片新的生态领域。
从过剩的信息里面产生了巨大的产业，包括大数据、流量生意、注意力经济、区块链，等等。有企业家总结说：在这个时代，能够更清晰地组织数据，并用数据认识自己和外界，是个人、企业、国家的生存与成功之道。
有成功，也就会有失败。技术进步产生了新的不平等，有人找到了新的机会，也有人确如波斯曼所预言的那样，成为技术垄断、信息过剩的受害者。这就是人文价值需要介入的地方。
技术打开了新的领域，人文科学应该做的，是去探索、去占领这些新领域，确保固有的人文价值在新的领域得到延伸。反之，“科学技术发展得太快了，要慢下来等一等道德人心”，这种立场可谓是痴心妄想。
根据科幻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我，机器人》的海报。电影中人工智能技术代替人思考、判断、决策，最终取代了人类的位置。技术的进化意味着人类的退化，科幻大师笔下的这一暗黑预言，如今已经成为了科幻电影为取悦观众极力渲染的银幕噩梦。
技术把人变成了傻子？
“异化”的经典批判，还成立吗？
异化，最简单说，就是现代生产方式造成的“人性”流失。关于技术垄断的异化作用，说来道去，终归是说：技术把人变成了傻子，信息过剩把人变成了傻子。
技术替代人去思考、判断、决策——这是波斯曼尤其感到警觉的事。关于此，波斯曼列举了很多“异化”后果。《技术垄断》的第6章到第10章，可以说都在讲技术的多种多样的异化。比如有一处他提到，人们会把医疗、生产事故归罪于“技术故障”，这就是人过于依赖技术，而失去了对自身的反思。问题的根源永远在人身上。著名心理学家B. F.斯金纳曾说：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机器能否思考，而在于人能否思考。
但是如今，异化批判的有效性确实发生了动摇。异化批判的人本主义基础被我们这个赛博时代动摇了。电影《流浪地球》中，“领航员号”空间站上的人工智能MOSS计算出地球的幸存几率为零，所以决定放弃地球。虽然最后电影中的刘培强等人超越AI，拯救了地球，但是我们已经能够鲜明看出，人类在高技术时代一定会遭遇自己的生物能力极限。把人的思考、判断、决策、执行工作让渡给机器，这在所难免，而且机器注定会比人做得更好。
这就是后人文主义的状况。没错，“人自身的发展”或云“人的进步”，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价值，也是从伊拉斯谟到卢梭，从马克思到波斯曼前辈，都暗暗信奉的终极信条。只是，人类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发现人本身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人，不重要了。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异化”的批判力度显然会减弱。
一味相信波斯曼“准确预言了一切”，只会导致一种人文思想的惰性。因为波斯曼远没有预言到一切。甚至可以说，时代的快速前进，已经让波斯曼的技术批评思维到了不更新就会过时的地步。“让技术发展得慢一点”可谓是最不切实际的期待，也是关于波斯曼的讨论最大的伪命题。让人文价值努力去跟上技术发展的快节奏，这才是人文思考积极的态度。
作者：袁子奇
编辑：李阳、吴鑫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