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19世纪俄国父与子的矛盾代沟被以色列这个剧团演活了
7月18日-20日，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继《唐璜》（2013）、《耶路撒冷之鸽》（2014）《乡村》（2015）、《我是堂吉诃德》（2017）之后第五次来到首都剧场，上演了改编自俄国小说家伊凡·屠格涅夫《父与子》的同名戏剧作品。如何将小说中所涉及的父辈与子辈两代人在代际、阶层乃至信仰上的矛盾与当下社会症候与时代精神衔接起来，是其中最大的挑战也是看点之一。
巴扎罗夫（右）与阿尔卡迪的父亲尼古拉（中）。
这部发表于1862年的小说，不但具有典型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风格——复杂多面的人物性格、浓厚深邃的思辨色彩，以及对高度分层但又处在剧烈变动中的现实状况的呈现，同时更因首次提出了当时俄国社会所出现的“代沟”问题而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这部小说，最终让屠格涅夫的名字与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果戈里等伟大俄国作家相提并论。
故事的主人公是平民知识分子、医学院学生巴扎罗夫，作为一个秉持务实态度、拒绝关于政治、家庭价值、社会等级、传统等几乎所有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普遍观念乃至爱的概念的虚无主义者，他在初到好友贵族青年阿尔卡迪在乡下的家做客之时，便与阿尔卡迪的伯父、昔日的贵族将军巴维尔在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产生了剧烈的冲突，而随着他对寡妇安娜爱情的萌发，他也一再挑战着自己原本的认知体系。尽管在决斗中击溃了作为父一代与旧阶层象征的巴维尔，但巴扎罗夫最终在一次手术中因意外感染而离开了人世。
代表父一代、俄国旧贵族阶层的巴维尔（左）。
1974年出生的导演耶海兹克尔·拉扎罗夫，身兼导演、编剧和舞台美术等多重职务，带领以色列盖谢尔剧院的众多出色演员们，带给了观众们一部在形式和文本层面上都作出了相当颠覆性演绎的《父与子》。
文本层面上，一如海报上的巨大蓝色青蛙所示，被医学生巴扎罗夫用作观察和实验对象的青蛙构成了剧作的核心意象，以“有丝分裂”、“骨骼”、“大脑”、“心脏”、“神经”、“血液”和“死亡”等冰冷的医学概念切分出剧作的段落章节，正是以巴扎罗夫所信奉的自然实证主义的方法，揭示出这段人生经历作用于他而产生的主观的、内在的变化。
海报上的蓝色青蛙。
故事情节方面，戏剧则是以阿尔卡迪和巴扎罗夫漂泊不定的旅途为线索，二人在各自的家与寡妇安娜的乡间别墅之间辗转，既串联起了情节的起承转合，二人所抵达的不同终点也隐喻着彼此命运的差异。最终青蛙在理性唯物主义的旗帜下被一刀一刀地剖开，被虚无的理智意识和忠实的情感冲动之间的斗争折磨至抑郁、分裂的巴扎罗夫，在看似意外、实则必然的逻辑中走向了死亡，这既是个体的陨落，似乎也透露了创作者的某种态度。
而在形式方面，导演抛弃了繁琐臃肿的古典写实主义的布景，现代主义的简洁与强烈的整体色彩统率了舞台，忧郁的深蓝色和冷静肃穆的氛围成为舞台的基调。灵活的舞台空间调度，消除了传统舞台剧中处理人物高频度上下场的冗杂，人物之间即便繁杂的对话和冲突，也得以通过一种清晰、自由而富有节奏感的方式呈现出来。
多媒体影像的运用也是本戏吸引人之处，舞台上方的屏幕具有多重功能，不但实现了不同场景中长方形舞台如电影画幅一般的比例调整。后半段角色用横卧在地面、实时投影在屏幕上的方式完成表演时，也为贵族庄园的森林、农场和客厅提供了换景的可能，一定程度上调剂了观众对这样一部思想深邃的戏剧的观看兴趣。如葬礼送行队伍一般的换幕方式，也终于在结尾巴扎罗夫的死亡仪式中得到了解释，并为这部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舞台上方的屏幕具有多重功能。
而在今天，虚无主义者的命运，是否将如这被层层剖开的青蛙、被挽歌埋葬的青年一般呢？正如末尾时而疯癫时而清醒的安娜的姨妈所指出的，“你必须在黑与白之间做出选择”，虚无并没有可能通向革命成功。但创作者无论是否回答，抑或如屠格涅夫一般并不打算作出回答，在落幕之后，还在以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持续不断地拷问着每个观众的灵魂。
□王一可（剧评人）
新京报编辑吴龙珍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