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盘点各地奇葩村规基层权力同样不能任性丨乡村杂议
制定村规民约时，不能由村干部一拍脑袋就制定出来，首先应该由村民共同讨论，并得到大部分村民的同意
新京报讯（记者周怀宗）随着乡村治理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乡村制定了各自不同的“村规民约”，然而，并非所有的“村规民约”都值得赞赏。日前，有报道称，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村最新出炉的《紫南文明行为守则》规定，携犬出户时必须由成年人用束犬链牵领，主动避让他人。违反守则的本地户籍个人,一年内，违反者本人及其血亲三代将不能享受优先入托入学权利,并取消违反者本人及其血亲三代当年的奖教奖学金发放等。随后，新京报记者致电紫南村村委会，村委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确实有该规定，但目前已经停止执行。
近年来，各地屡屡出现各种奇葩的村规民约，新京报乡村频道记者梳理了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奇葩村规”，发现这些村规往往越过法律，违法对村民实施经济处罚，有的甚至诉诸暴力。
据《扬州晚报》报道，扬州城郊一村庄公布村规：“牲畜糟蹋别人家的庄稼，一律罚款50元；严重者，格杀勿论。”
2014年，《楚天快报》报道，湖北省保康县马桥镇尧治河村出台了《尧治河村婚丧喜庆事宜管理办法》，《办法》规定：“领导家庭（村‘两委’班子成员）吸烟不得超过10元/盒，酒不得超过60元/瓶；干部家庭（企业中层副职以上干部）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吸烟不得超过5元/盒，酒不得超过50元/瓶；普通职工家庭和普通村民家庭吸烟不得超过2元/盒，酒不得超过20元/瓶。”
2014年，《南国早报》报道，广西柳江县成团镇两个村屯村民立起了一块“村规民约”碑，碑上写着“陌生人不准进村，进村一经发现则扣留”。
2016年，《华商报》报道，华阴市罗西村公布《罗西村两委会关于低保户、贫困户以及村环境卫生的规定》。《规定》显示：“不交卫生垃圾费的户，不交纳富余土地承包款的户，不予收取养老保险费、合疗费，取消一切政府优惠政策，不予办理一切事务。”
2018年，《河北日报》报道，石家庄市赵县大安六村出台新规，规定“彩礼超两万元按贩卖妇女或诈骗罪论处”。
2018年，《春城晚报》报道，普自村对待乱停乱放者，“直接卸掉轮胎，然后再贴纸条警告司机”。
一些既违反法律又违反常识的村规民约何以屡屡出现？新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阳。
杨阳说，“有些村规民约既没有法律依据，也和公序良俗相悖，比如有些村里自己修了路，随意拦路设卡，收取费用，实际上既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也没有任何收费的依据，和理想的村治南辕北辙。这样的村规，其初衷就是可疑的。再如婚丧喜庆的管理中，领导干部和村民被分成不同等级，本身就是权力意识在作祟，显然和乡村治理背道而驰。”
也有部分“奇葩村规”，可能是“好心办坏事”，杨阳说，“比如约束养狗者的规定，其初衷可能是好的，现在很多地方也都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养狗，这也是大势所趋。但问题是不能搞株连，这是违法的，而且也不符合现代精神。再如牲畜糟蹋庄稼，理应赔偿，在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一定的处罚，也未尝不可，但直接把糟蹋庄稼的牲畜打死，那就违法了。”
“奇葩村规”在违法之外，甚至也明显违反常识，违反道德，但为何能够通过并实施？杨阳指出，“表面上看，这些违法又违背公序良俗的村规的出现，反映出来的，是社会生活中一些村干部现代法制意识、文明意识的欠缺。一些地方干部、村民自治组织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过于急功近利，又缺乏法律常识，导致在制定村规民约中，出现了违反法律、违反公序良俗的现象。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乡村治理者对权力的过度迷信和崇拜。”
杨阳说，“奇葩村规真正表现出来的，是权力的任性和傲慢。一些村干部以为权力在手，就可以为所欲为。”
实际上，杜绝“奇葩村规”并不难，杨阳说，“在制定村规民约时，不能由村干部一拍脑袋就制定出来。首先应该由村民共同讨论，并得到大部分村民的同意。其次，每个乡镇都有司法机构，在制定村规民约时可以去咨询一下。这样一来，村规民约违法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小。”
和“不规范遛狗影响血亲三代”之类的“村规”相比，还有一些村规，虽然违法，但公开之后，却并非一面倒的批评，比如“礼超两万元就算贩卖妇女”之类的村规。
对此，杨阳说，“任何村规，都应该建立在所有村民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如彩礼的问题，贩卖妇女当然谈不上，村集体也没有权力给村民定罪。但如果所有村民都同意，大家约定彩礼不得超过两万，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是不是所有村民都同意呢？财产是村民自己的，他当然有权处置，他愿意多给，也无可厚非。所以，真正合理的村规，最好是提倡性的，而非禁止性的。”
在传统社会，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主要方式，但在现代社会，法律才是唯一的准绳，杨阳说，“在宗族文化发达的古代，村规民约的力量很大，因为村规民约的基础，其实就是宗法制度。所以在古代，确实有很多禁止性的村规民约，但即便如此，村规民约也是不能违法的。我们看文艺作品中，经常会有村民通奸，结果被使用私刑，甚至打死的，以为古代这是合法的，其实不然，很多时候是官府不追究，而非不能追究。如果追究，施行私刑的人，同样会被治罪。”
新京报记者周怀宗编辑张树婧
校对李项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