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会组织蓝皮书执行主编：社会组织老同志比例高有原因
对社会组织来说，公众信任度是发展的重要傍身依据。
新京报讯（记者马瑾倩）7月12日，《中国社会组织报告》（2019）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在京发布。蓝皮书指出，我国社会组织增速放缓，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对社会组织来说，公众信任度是发展的重要傍身依据。多年来，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慈善组织在资金去向等问题上引发过重大信任危机。
蓝皮书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社会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心主任蔡礼强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提高机构透明度仍旧是社会组织获取社会信任最重要的方式，年报制度全面铺开或将成为一个趋势。
蔡礼强认为，提高机构透明度仍旧是社会组织获取社会信任最重要的方式。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这些年，中国社会组织发生了哪些变化？
蔡礼强：2008年第一本蓝皮书出版至今，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翻了一番，从41.4万个增加到81.6万个。
从社会影响力看，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社会组织的关注度很低，在各个领域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2008年被称为社会组织发展元年，汶川地震激发民间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社会组织的关注度提高，影响力加大，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社会资源也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我国社会组织涉及领域也越来越广。社会组织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的，以前主要集中在扶贫、济困等少数传统领域，近期逐渐出现了罕见病群体、自闭症群体、心理健康等类型日益多样、功能作用各异的社会组织。
蓝皮书指出，我国社会组织正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社会组织信息公开一直颇受关注，这方面有何新趋势？
蔡礼强：提高机构透明度是获取社会信任最重要的方式。通过信息公开，机构可展示自己的专业水平和规范程度，进而获取更多资源支持。
公开方式上，以前是年检，慈善组织提交相关信息给登记部门审核。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要求公益慈善组织必须采用年报方式，展示组织募集资金数额，开展项目数量以及资金去向，全部追溯可查。若存在以救灾扶贫等慈善目的为由头，获取资源却没有物尽其用，机构很难蒙蔽社会继续生存下去。
目前，山东、广东等地已要求所有社会组织全部采用年报制度。按照这个趋势，不用几年，年报制度或许就能全面铺开。
新京报：社会组织应该如何获得公信力？
蔡礼强：我们通过调研发现，专业度越高，社会组织与各个领域打交道时获取的信任度也会越高，政府也更愿意扶持，服务对象满意度更高，这样社会组织竞争力也会更强，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社会组织数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逐渐向更高专业水平发展。例如自闭症儿童照护、心理健康等领域对专业度要求很高，随着社会组织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泛，需要社会组织了解更深层次的行业规律、掌握必需的专业技能。而政府对此也有相关资质要求和禁入门槛，推动社会组织专业化发展。
新京报：近年来大量非法社会组织被整治清理，你觉得应该如何规范社会组织？
蔡礼强：2018年以来，相关部门联合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取得了显著效果。同时对合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进行清理规范和集中排查，若开展违法违规活动，同样会严厉惩治，有的地方甚至一次性注销了上百家社会组织。
除了政府监管，社会组织也可通过行业监管和自律公约等形式规范自身发展。比如，领域内专业度较高的组织提出，或者联合多家组织共同设立，形成行业标准，虽然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但影响力和推动作用同样不可小视。实际上，社会组织提出的行业标准，很可能被国家接受，发展成为国家标准，乃至世界标准。
新京报：不少人认为社会组织是“老同志”养老的地方，你怎么看？
蔡礼强：不少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是退休的老同志，年轻人比例不高。原因很简单，社会组织整体待遇低、社会认可度低、职业成就感低。不过近段时间，有不少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等人才离职来到社会组织当中，也有博士毕业后加入。
此外，大量社会组织仍面临资金不足的生存压力，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社会组织更是如此。随着互联网公益发展，这种状况正在改善，许多县域范围内的社会组织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了原先无法想象的资源。
新京报记者马瑾倩编辑张畅校对危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