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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研究中,为什么总是无法消除种族歧视的倾向?

原标题:在科学研究中,为什么总是无法消除种族歧视的倾向?

近年来,在政治极化趋势下,族群矛盾有所加剧。在中立客观的科学研究中,就没有种族歧视了吗?科学记者Angela Saini在近期出版的新书中指出,即便在科学界,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从未消失,甚至种族的划分,从一开始就充斥着高低有分的等级意味。

撰文|肖赫曦

今年以来,科学界出现了不少颇具争议的涉及种族歧视的事件。1月,“DNA”之父、诺奖得主詹姆斯·沃森

(James Watson)

被剥夺了荣誉头衔,因为这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此前多次发表针对黑人智商的歧视言论。3月,三位美国华裔科学家联合在Science上发文,直指美国科学界对华裔科学家的偏见与歧视。

近期,Angela Saini出版了新书Superior:The Return of Race Science,将矛头指向了科学研究设计中的种族歧视。Saini在书中指出,即使是在有理性中立之美誉的科学研究中,种族歧视的问题也从未消失。

种族之概念的形成与偏见相生相伴

“种族”这一概念的历史并不久远,正如Saini在书中指出,它的首次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用于指涉一个家族或部落中的一群人。在其形成之初,“种族”一词并不具备如今所有的诸多涵义,它不涉及外形,也不用于区分肤色。甚至到了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肤色依然是一个变动不居的特征,它更多地与地理位置挂钩:在人们看来,在热带地区居住的人们通常具有深肤色,但如果他们搬到了气候寒冷的地带,他们的肤色也将随之变浅。

在科学研究中,为什么总是无法消除种族歧视的倾向?

Superior:The Return of Race Science,Angela Saini著,Beacon Press(灯塔出版社)2019年5月

如今,“种族”这一概念所携带的诸多潜在涵义,是随着种族研究的开展而逐渐形成的。在维多利亚时期,分类学开始兴起,不少研究者开始尝试对事物进行划分与归类。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

(Carl Linnaeus)

创造了双名命名法,用于划分生物,“Homo sapiens”(智人)即是这种命名规则的产物。

同时,林奈也是最早对人类进行“种族”划分的研究者之一,他将人类分为四类,分别为美洲、欧洲、亚洲、非洲,与之对应的是四种肤色:红色、白色、黄色、黑色。Saini在书中指出,林奈的这种分类方法实际上已经开始带有歧视的意味,在林奈看来,美洲土著不仅长着黑色直发和宽鼻子,同时也天生低人一等。

除了林奈之外,不少如今听来如雷贯耳的生物学家们,也曾发表过相当“政治不正确”的研究。比如,查尔斯·达尔文

(Charles Darwin)

就曾经将人类从低到高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奴隶们位居底层,主人们则位于进化序列的更高层,他以这样的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奴隶的孩子在生气时常常会撅起嘴巴,因为他们和黑猩猩一样,更靠近“原始的状态”。

素有“达尔文的斗牛犬”之名的赫胥黎也曾坦言,人类不是生来就平等的。在关于黑奴解放的文章中,他如此写道:白人的脑容量更大,最高层次的文化必然不会是由那些黑家伙们所创造的。赫胥黎承认,解放黑奴在道义上不无可取之处,但生物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如果不同种族的人具有相同的权利,那将会产生“逻辑上的谬误”。

正如《经济学人》的科学类通讯作者Alok Jha指出,在20世纪初,众多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不约而同地认为,白人位于人类种族阶层的顶端,尽管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严谨的经验材料来作为支撑,但研究者们依然坚信这一观点。而这种毫无科学根据的白人至上主义,在二战时期达到了巅峰——纳粹们竭力证明雅利安种族的优越性,甚至以此为名发动战争,进行种族屠杀。

种族研究的结论多有致命缺陷

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100名科学家、外交官、政界人士发表声明,试图终止“种族”这一概念的使用,并呼吁不要再开展以种族为对象的研究。这一声明的目的,不仅在于划清科学的边界,也是为了改变既有的文化氛围,抹消种族概念背后所存在的偏见。毕竟,那些以种族之名所犯下的累累恶果依然历历在目,而二战所留下的满目疮痍依然未能完全恢复重建。

但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可联合国的声明。许多人认为,不同种族之间确乎存在着天然的区别。雷金纳德·盖茨

(Reginald Gates)

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堂而皇之地跨越了生物学的科学界限,此举无异于以政治迫害科学。盖茨承认,纳粹对待“种族”的方式无疑是错误的,一些关涉种族的政治行动也无可为之辩驳,但他们认为,长远地看,种族研究将会带来许多好处。

在当时的环境下,盖茨无法如过去那般开展种族研究,生物学的领域内已然没有了种族研究的立锥之地。于是,1960年,盖茨和其他几位生物学家一起创办了名为Mankind Quarterly的期刊。创刊的目的是,冲决政治正确的壁垒,让科学的客观理性再次烛照于种族研究。然而,正如Saini指出,Mankind Quarterly远没有创刊者所设想的那么中立。刊于上面的文章依然表现出明显的种族主义倾向,比如,一篇文章认为混血会招致恶果,并以埃及和巴西为例证(白人居多的巴西南部比混血盛行的沿海地带发展得更好)。

在科学研究中,为什么总是无法消除种族歧视的倾向?

Mankind Quarterly期刊封面

当然,Mankind Quarterly在科学界的存在感并不强,其影响因子的峰值也不过刚刚超过1,而如Nature这样业界备受认可的刊物的影响因子则超过40。正如范·戴克

(Van Dijk)

在《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一书中指出,在大多数亚非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并取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之后,国际关系不再表现为帝国主义的征服模式,现今的国际关系声称自己基于民族平等的法规之上,主流的学术和媒体也不再公开倡导白人至上主义,对少数族群明目张胆的种族主义表现,在政策上也大幅削减。

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传统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被完全净化剔除了。恰恰相反的是,它们依然留存于如今的意识形态和日常话语中。诚然,那些激进的种族主义行为表现,会遭到大多数精英的反对;特朗普的种族歧视言论,无疑已经成为了美国左翼精英们的完美靶子。但是,在很多时候,种族主义以更为巧妙的方式活跃于精英话语之中,而科学界则是这种“隐性种族主义”的盛行地。

在科学研究中,为什么总是无法消除种族歧视的倾向?

《精英话语与种族歧视》作者:[荷]范·戴克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华裔学者蓝田,曾在Science上发表一篇关于基因与人脑容量变化之关联的文章。文章指出,某种特定的基因变体导致脑容量的增大,而这种基因变体在亚洲和欧洲更为常见。因此,欧洲人和亚洲人在认知上的发展要远远超过非洲人。蓝田研究的问题在于,即便这种基因变体在不同种族群体中出现的频率不一样,也无法证明这种基因变体会带来认知上的优势。

实际上,正如Saini指出,以蓝田为代表的这些种族研究,尽管打着科学理性的幌子,却往往在研究设计或逻辑演绎上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这亦是学术界运行机制的问题。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大发现出现之后,主要的研究领地早已被瓜分完毕,研究者只能向更细分、更狭窄的领域继续挖掘探索,而为了让自己的研究获得更强的影响力,他们往往声称自己在特定领域中的小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

曼彻斯特大学的生物学家马丁·尤伊尔

(Martin Yuille)

指出,做实验的时候,研究者不得不对许多东西进行简化,为了寻找某个现象的发生机制,研究者常常将相关性简化为因果性,把与现象相关联的某个因素视作原因,即便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此外,许多种族研究常常会选择性地处理数据,Gerhard Meisenberg和Richard Lynn曾经发表研究,声称非洲人的平均智商只有70左右,而荷兰心理学家Jelte Wicherts在分析这一数据后指出,只有故意筛选数据,才有可能得出如此惊人的结果。

种族研究者以反政治正确为名开展研究

近年来,政治极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族群差异上的立场分歧再次扩大升级。在美国,特朗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被一些评论家讥讽为“让美国再次白起来

(Make America White Again)

”,但与此同时,当特朗普以口无遮拦的姿态随意论及敏感的族群问题时,他又被人们视作对已被污名化的“政治正确”的挑战者。

一方面,正如,艾丽西亚·德哈克

(Alicia Duchak)

在A-Z of Modern America中所言,政治正确对社会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它是人们所遵循的理念,它还是人们日常所践行的价值导向,政治正确使人们不再以歧视性的言词谈论少数族裔和妇女;但另一方面,政治正确却因其对自由的限制而时常招致批评,诸多在主流学术圈之外另立门户的种族研究者,正是以此来为自己的研究正名。

在科学研究中,为什么总是无法消除种族歧视的倾向?

A-Z of Modern America作者:Alicia Duchak出版社:Routledge 1999年3月

《伦敦学生报》在2018年曾刊文指出,Mankind Quarterly的编辑Richard Lynn和Gerald Meisenberg,从2014年开始就在伦敦大学学院召开小型会议,只有收到邀请的人才能参加会议。这些群体试图反拨盛行于学术界中的政治正确,寻求更为多元化的政治倾向。而对Saini来说,即便抛弃政治正确的问题,不对种族研究进行价值预设上的评判,但种族研究依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些研究开展的背后,常常有着某些不可告人的机构和种族主义者的暗中支持,正是在学术自由的旗帜之下,这些群体在不断形塑着既有的种族秩序,强化白人的优越地位。这所体现的是关涉科学本质的问题:科学从来不是天然客观的,相反,它一直受到环境与时间的制约,并与政治紧密挂钩。

约翰·罗尔斯曾对正义与善作出区分,正义是指社会应普遍遵循的公共价值,善则是指在服从正义的前提下,允许不同价值与观念的共存。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科学研究时常徘徊在正义与善的边界,其所指向的是一个值得省思的问题:是否以造福于人类的善之名义,就可以无视正义所代表的普遍理性?

参考资料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may/27/superior-the-return-of-race-science-by-angela-saini-book-review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9/jul/03/superior-by-angela-raini-review

https://www.waterstones.com/book/superior/angela-saini/9780008341008

作者

:肖赫曦

编辑

:李永博;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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