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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原标题: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虽然这些90年代老炮乐队经历了与摇滚乐的“死磕”到如今终见明亮,但他们仍感遗憾,因为乐队的环境看似变好了,但属于乐队放浪形骸的年代,终究还是过去了;可被这个时代定义的摇滚潮流还没有真正到来,他们又已经老了。

90年代的乐队最流行的词是“死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与现实“作对”。这种态度在当年看来特别摇滚,也让众多乐队度过了难熬的阶段。如今回忆起乐队蓬勃发展的那十年,或许并非最好的时代,但被“魔岩三杰”催生出的这些青年,却在“死磕”中,谱写了摇滚乐最纯粹的一段岁月。

粉饰出的90年代理想状态

主唱陈辉加入面孔乐队,是1993年之后的事。他回忆94年红磡之后,“魔岩三杰”显而易见的红了,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音像制品,大街小巷贴满海报。但真要说摇滚乐红到什么份上,陈辉认为,远没有外界粉饰的那么理想。

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面孔乐队。图片来自网络

“魔岩三杰”商业化失败,导致内地摇滚乐市场并未真正拓土,所谓音乐节或商演机会对乐队而言仍是泡影。94年之后,面孔乐队长达多年仍混迹于各种“Party”,即北京马克西姆外交酒店、西郊宾馆等,这些当年寥寥可数且称不上live house的场地,一周最多时能有一场。而乐队的收入就是和老板分票账,最多的时候一人能分到一百块钱;后来一些“Party”被封掉了,场地愈发捉襟见肘,分不到钱也是常有的事。

“所以老说那是摇滚乐队的辉煌年代,我不这么认为。只不过是当时没人搞这个东西,以至于外界开始关注摇滚而已。张炬去世以后,很多人才拿出1994年来标榜摇滚乐时代。”陈辉如今已经不愿在采访或公开场合回忆“红磡”,在他看来,那被捧上神坛的一夜,终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且摇滚音乐人并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收入、相应的生活状态,直到如今仍没有活成当年理想中的样子,“活在记忆里的人往往都是在衰退,摇滚乐还是要活在当下。”

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面孔演唱。图片来自网络

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陈辉近期因为驻颜有术和长发还屡上热搜。图片来自网络

月租金百元的“乌托邦”

94年红磡一战,乐队虽没能迎来真正的时代,但仍影响着一批18岁出头的小孩们开始学着老大哥弹吉他、组乐队。新裤子、痛仰、反光镜等如今仍活跃在摇滚一线的乐队都恰逢其时。当时北京几乎每个学校里都有新的乐队,新裤子的主唱彭磊曾形容那股风潮,就像如今的偶像练习生,“当时我们感觉自己代表了中国独立音乐的未来。”

然而,千禧年将至,摇滚乐队蜂拥而起,风光背后的市场萧条,却和90年代初并无分别。演出仍是乐队最主要的生存来源。当时偌大的北京,能供乐队演出的酒吧屈指可数,多数集中在大学附近,好多俱乐部演不了多久就被关了,消费摇滚乐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玩摇滚乐的人依旧贫穷。

当年坐落于北五环的“树村”是90年代末摇滚乐最有发言权的集散地。痛仰乐队的主唱高虎、贝斯手张静以及一群准备和摇滚乐“死磕”的人都发源于此。树村的房子都是烂尾的平房,夏天终日晒不到太阳,冬天要点炉子取暖,一不小心还容易煤气中毒。但每月一百块钱的低廉房租,让极度贫穷的摇滚青年们视这里为“乌托邦”,自由地宣泄着对摇滚乐的热爱。“当时从没觉得艰苦,因为搞乐队的都是过一样的生活。虽然大家吃得差一点,房子破一些,但玩音乐的心非常纯粹和开心。”高虎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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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痛仰。痛仰乐队供图

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痛仰乐队图片来自网络

那时,树村的乐队戏称排练为“上班”。痛仰的“上班”时间是下午一两点左右,高虎、张静等人背着琴奔赴一间几平方米的小屋。“排练厅”四周裹着隔音的棉被,夏天时每个人走出房间都如同蒸过桑拿。到晚上七八点,乐队们集体出动寻找演出机会。那时一个插线板、两个KTV音箱,已算场地的“高级”配备;电压不稳导致噪音震耳是常有的事,很多场地甚至都不能插电。通常一场演出,痛仰的收入只有几十块钱,半夜哥几个挤在一辆面包车里回村,刨去路费和吃饭,每个人多的时候能分到10块,少的时候只有2块5,还不够买一盒烟。直到2001年,痛仰签约唱片公司并发行首张专辑《这是个问题》,每人分到了几千块。但高虎放弃了买电脑的想法,咬着牙自己置办了演出设备。

为了支撑生活,乐队都曾另想他法。高虎曾被家里接济了一段时间,偶尔教学生弹琴赚外快,也跟张静商量过合伙开间工厂;彭磊拍了自己的电影,新裤子的其他成员也都在外上班,只有创作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应该把生活搞好,再去搞音乐。”彭磊多年一直这么认为。

高虎回忆,当年的乐手要么“死磕”摇滚乐,要么计划南下到歌厅赚钱后再组乐队,但后者几乎“全军覆没”。“因为当他们月收入从几百块一下子增长到几千块,习惯了安逸的生活后,很难再回头为了音乐理想而受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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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仰的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摇滚到中年必须养得起家

2018年草莓音乐节上,新裤子一首《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点燃全场上万名观众,大家齐呼新裤子的名字,受欢迎的程度不亚于同场的流行歌手。追溯到10年前,如此盛况空前的招待是难以想象的事。

90年代,在窘迫的“树村”乐队“死磕”音乐

新裤子图片来自网络

90年代乐队谈及自己的转变期,大多归于2006年左右。2006年,几经离散的面孔乐队宣布重组,陈辉、欧洋带着新生力量重新以最初的面孔回归摇滚乐。2006年,新裤子发行第四张音乐专辑《龙虎人丹》,音乐开始从朋克偏向新浪潮,并带动了复古国货潮流。又是2006年,痛仰乐队开始全国大型巡演,走过的城市有50多个,各地的酒吧、俱乐部,都留下过痛仰的足迹。

高虎很难说清,为什么那几年乐队市场会风云巨变。他只记得,非典刚刚过去,奥运会即将来临,那段时期北京的音乐学校如雨后春笋,全国大大小小的音乐节邀请蜂拥而至,“可能奥运把社会方方面面都带动起来了。投资方开始愿意去赞助这样的演出形式,给乐队一个表现的机会。”

乐队明显感觉到生活状况开始有所改善,至少不用再四处找寻场地,或为了一顿饱饭而发愁。彭磊直言,音乐节的出现让乐队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好了,有更多人开始喜欢独立音乐,市场从小众变成了分众,“这个时代,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那部分。”但繁荣背后,乐队仍不乏遇到良莠不齐的演出邀请。曾有一次,主办方把痛仰接到所谓的景区里表演,演出场地只是山头几间小亭子,演出的舞台下面摆了一千顶帐篷,但一个观众都没有,“我们只好戏称这是帐篷音乐节。”高虎说,想要摇滚音乐繁荣,仅靠优秀的音乐人还不够。

今年是面孔乐队成立30周年,陈辉和欧洋即将进入“知天命”的年纪。与年轻时向世界宣告反叛的态度相比,他们似乎开始寻求和解。“今天的我已经学会抗拒不知名的放纵。清洗着失败后的痛,做自己的英雄。”新歌《英雄》更好地表达如今的面孔。当年的摇滚少年陈辉和欧洋都有了家庭和孩子,玩音乐饿不死就行的小伙子,成为了承诺“必须养得起家”的中年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觉得要征服全世界,征服我自己,但30年过去了,如今我们只希望做自己的英雄。真正的黄金年代,应该是大家都能够爆发起来,而这个时刻还没有来临。”

而彭磊答应上《乐队的夏天》则是因为节目组承诺,参加这档节目,就会招来100万微博粉丝,都是真粉。作为各大音乐节的常客,彭磊的微博粉丝却仍不足10万。而如今,《乐队的夏天》成功破圈,播放量破千万,众人感叹摇滚乐队的生存不易,但彭磊距离一百万粉丝,却还有八十八万的差距。

新京报记者张赫编辑佟娜校对翟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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