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兴化:左手郑板桥,右手施耐庵
郑板桥塑像
江苏省兴化市历史文化底蕴丰厚，近年来，他们在对外推介时，必提“板桥故里，水浒摇篮”，因为在这片古称昭阳的土地上，诞生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扬州八怪之首郑板桥等世界知名文豪和书画家。兴化人尤其以此两位先贤为傲，并且一直在效仿。
中国人追求死后“流芳百世”，有的人只活成牌匾，被高高挂起却难以亲近。郑板桥和施耐庵，在兴化不仅是供奉的牌匾，不仅被敬仰，还很好地被传承、被模仿、被津津乐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农妇写的小说“登堂入室”
在兴化入住酒店，房间案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兴化旅游》，介绍兴化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类似的书籍，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另一本则与众不同，是小说《大沪庄》，是兴化本土的人以本土人文为背景创作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小说作者王玉兰仅是位高中生，毕业后，“做过农民工，玩过大船，卖过服装。年过50才开始涉猎文学写作。”
在书内页的简介上，我看到了这位乡土味浓郁的大嫂，照片中的她穿着大红的衣服，正在签名售书。简介说，她的作品在报纸和自媒体上得到了众多读者的追捧，已出版长篇处女作《沈小菊》，《大沪庄》是其短篇小说集。
不管《大沪庄》写得如何，一位50岁才开始创作的农妇，已有两本小说问世，并能摆放到星级宾馆供人取阅，确实令人惊讶。难道这是受施耐庵的影响吗？
我有点兴奋，可兴化的朋友笑着说，“这不奇怪，前两年，有位在‘垛田黄花’风景点卖臭豆腐的农妇，也放下手里的生意，回家写小说去了。”
“你不是在说笑吧？”我有点给逗乐了。
“怎么会骗你呢？兴化的很多作家，就是农民，就是教师，就是退休职工……写作，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他们并不靠写小说养家糊口。”兴化的朋友很认真地说。
在后来的访谈中，我信了，折服了。
“《大沪庄》的作者王玉兰是我高中同学。”兴化市博物馆、郑板桥纪念馆馆长陈学文说，王玉兰高考落榜后回家种田，搞过运输，开过小店，等家庭稳定了，孩子也大学毕业了，才将高中的写作兴趣捡起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现在没有其他工作，只在家里办了个‘小作家培训班’，教孩子们写作。靠培训班生存，也算以文养文了。”
兴化市郑板桥纪念馆文史顾问郭保康说，2012年4月，兴化市获得“中国小说之乡”的荣誉。其后有一次，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各地作家到兴化采风，晚上吃饭时有人好奇地问：“兴化为什么能成为小说之乡？”一个兴化作家半开玩笑似的回答他：“我们在这里吃饭，兴化现在有不低于一千人，正在灯下写小说。”
说起兴化的民间文学爱好者，他们如数家珍。郭保康说，顾缸乡东旺村一个叫魏红芳的农妇，既开饭店也忙农活，业余时间就是创作，搞诗词搞绘画。在无锡打工的兴化籍老板有一个茶吧，聚到一起时，就喜欢朗诵各自创作的诗歌散文。“骨子里，他们都热爱文学。”
兴化市文联副主席汪夕禄对相关情况更熟悉：
“在上海开出租车的兴化人顾平祥，天天写诗，写完就发给我看。刘宝山也在上海打工，喜欢写小说，出版过一部长篇，前段时间又写出长篇《水殇》，讲国共抗战的，近30万字，还没出版。很多兴化人都有文学情怀，只要闲下来，就写东西。好像不写点什么，就对不起施耐庵似的。”
“尤杰芬，文正学校的打字员，50岁左右，一直在写小说，先长篇，后短篇。她现在越来越自信，写得越来越好，创作热情很高。没人指导她，纯粹是自发。”
“王凤祥，80多岁，退休教师，退休后一直写小说，每年都会出版一到两本。写作水平一般，但热情可嘉。”
“王志红，脑瘫患者，建立一个文学网站，为兴化大部分底层写作者发表文章提供了渠道。”
汪夕禄说，曾经有人开玩笑，说在兴化大街上随便找个人谈文学，都能谈得下去。“之前我还不相信，现在我真信了。”
兴化的朋友们唠叨着，我的脑袋也快满了。但首先，我的确相信了。
中国小说之乡
其来有自。兴化民间创作小说的热情，和获得小说之乡的称号，自然离不开施耐庵。
13世纪末，兴化东北水荡中的施家桥村，诞生了《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反元起义中，施耐庵曾全力支持张士诚。朱元璋灭张士诚后，到处侦查张士诚的部属。为避免麻烦，施耐庵回到兴化隐居，专心于《水浒传》的创作。《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施耐庵因此被称为“中国长篇小说之父”。
缘于先贤杰出成就，兴化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发祥地、明清小说重要基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就是施耐庵的学生。《西游记》的各种版本均标注有“华阳洞天主人校”，而“华阳洞天主人”正是兴化籍“状元宰相”李春芳。除三部古典名著外，明清之际兴化还涌现出一批小说创作者，其中陆西星、李清分别创作《封神演义》《明珠缘》，刘熙载则因创作《艺概》而被称作“东方黑格尔”。
陈学文说，刘熙载的孙女刘韵琴，1916年创作反对袁世凯的现代白话小说《大公子》，成为“谁是第一个写现代白话小说”的有力竞争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在小说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一个群星璀璨的作家群体。其中，毕飞宇以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中篇小说《玉米》先后两次获得鲁迅文学奖。2011年，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围的178部作品大名单中，兴化籍作家作品占了4部，分别是毕飞宇的《推拿》、朱辉的《天知道》、梅国云的《第39天》和顾坚的《青果》。最终，毕飞宇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00年以来，兴化籍作家创作的长篇小说，已经超过100部。
兴化市的作家队伍还有大量后备力量，其中，兴化市拥有地市作协、市级作协会员300多人，省作协会员近80人，中国作协会员16人，还有更多被称为“散兵游勇”的业余写手数千人。
被称为“散兵游勇”的业余写手，兴化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发表文章的载体。比如，兴化文联的《兴化文学》、兴化市作家协会的《纯小说》、兴化诗词协会的《昭阳诗词》、兴化社科联的《兴化论坛》、兴化市政协的《兴化历史文化》、兴化市博物馆《板桥杂志》、兴化市图书馆《品读兴化》、兴化市文化馆的《水乡文艺》，兴化很多中学都有校刊，《兴化报》还有文学专版。
此外，兴化市作家协会创办的“中国乡土文学论坛”，至今已有十多年。兴化市文联举办的“兴化文学课堂”，每季度请外地专家讲课，开拓兴化写作者的视野。兴化籍作家毕飞宇，每季度在兴化举办小说沙龙，请国内著名作家为普通文学爱好者讲创作体会。兴化的广场书屋，每周都有知名作家指导学生读书，被称为“文学义工”。兴化市图书馆还有一个“兴化作家作品馆”，只要公开出版的书刊，全部陈列在内。
是“根深叶茂土壤肥”？还是“肥土壤”造就“根深叶茂”？在兴化，这已经不必计较了，因为它们相辅相成。当外地人非议“中国小说之乡”的名号时，兴化市委宣传部长刘春龙总会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你们古代白话小说成就达到《水浒传》水平的，当代小说达到毕飞宇水平的，小说人口达到兴化标准的，只要达到这三个标准，兴化就不争这块牌子。”
从2011年开始，兴化市设立施耐庵文学奖，旨在推动汉语长篇叙事的创新与繁荣，进一步提升汉语长篇叙事作品的世界地位。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在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权威性，成为我国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
“郑板桥”为何率先亮相？
尽管施耐庵影响如此之大，但兴化还是先打出了“郑板桥”这张牌。
郑板桥，原名郑燮，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清朝学者、书画家、“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乾隆元年进士，官至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郑板桥的诗、书、画，世称“三绝”。
外人所了解的郑板桥，首先也是其字画。板桥的书法，自称为“六分半书”，他以兰草画法入笔，极其潇洒自然，参以篆、隶、草、楷的字形，穷极变化，开创了书法历史的先河。
“兴化从来不缺书画家。同一时期，郑板桥并不是画得最好的。李鳝画得就比他好。”扬州八怪书画院院长董怀勇说，但是，将“诗书画”三者综合到一起，郑板桥的艺术成就最突出，所以后人将他排在“扬州八怪”首位。
郑板桥首先但不仅限于是好画家、好书法家，他还是一位好官。在兴化人心目中，施耐庵是一本书，而郑板桥则是一个立体的人，字画反倒在其次了。
郑板桥的立体体现在诸多方面。兴化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任祖镛说，郑板桥为官清廉，在外为官之时，从不卖画。不像当下某些官员喜欢“文贿”——字画不怎么样，却喜欢处处留笔墨，拿润笔费。郑板桥说，“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之人也。”
兴化市书法院副院长邹仓霖说，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的观念，处处散发着一种世俗的情怀，和百姓贴得很近，至今深入人心。
刘春龙说，“咬定青山不放松”，体现的是一种执着和坚忍，“一枝一叶总关情”，体现的是一种民本思想，“领异标新二月花”，提倡的是一种创新……“从兴化走出的成名成家的艺术家，没人敢说不受郑板桥的影响。
董怀勇说，郑板桥一生喜画兰、竹、石，它们代表着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正直无私、光明磊落等特性。尤其是竹子，除了坚强正直、生命力强，还寄寓了苍劲豪迈、虚心向上等精神品质，这正好与郑板桥倔强不驯的性格相合。“与其说板桥是在画竹，毋宁说他是在表白内在的思想感情。他是通过对兰竹的直接歌颂，来表白自己的生活理想和爱憎态度。”
这显然与板桥的为人为官有很大关系。乾隆六年春，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他为官力求简肃，视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为桎梏。为察看民情、访问疾苦，他常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正是他的内心独白。
乾隆十一年，郑板桥调署潍县，在潍县任上七年，竟有五年发生旱蝗水灾。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
邹昌霖因擅长模仿板桥字画而被戏称“比郑板桥还郑板桥”，他说，“救灾就是救命，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微信，只有公文快马，如果层层上报，等待上级恩准开仓放粮，灾民估计都饿死了。果断决定开仓放粮，说明板桥心中首先装着老百姓，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官帽。”板桥的仕途因此受到影响，乾隆十七年，他愤然辞官，继续以诗书画为生，直到终老。
仕途受挫，并不影响郑板桥在兴化人心目中的地位，反使其形象更高大、更丰满。甚至，郑板桥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兴化人的生活。即便在当代，还有很多兴化人在模仿郑板桥的生活起居方式，寻求一种日常的淡泊，因为郑板桥诗云，“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兴化人的饮食观念，和郑板桥一般提倡粗茶淡饭。兴化人更愿意模仿郑板桥的字画，因为这显得相对简单些。寻常书香门第，都喜欢挂板桥的字画。“虽是伪作，也不失其雅。”刘春龙说。
不仅如此，郑板桥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兴化人的方方面面。在兴化，随处可见以板桥命名的物件，诸如板桥中学、板桥路、板桥书画院、板桥兰花协会、板桥步行街，很多企业也愿意附庸风雅，命名板桥佳酿、板桥家宴，甚至还有板桥大闸蟹。
1993年以来，兴化市秉承“纪念板桥、宣传兴化”的宗旨，每两年举办一届郑板桥艺术节，以节为媒，唱好经贸、文化两台戏，至今已第14届。
范文正公的影子
出于对小说的偏爱，我一直奇怪兴化为什么不首先打出“施耐庵”这张名片？任祖镛表示，施耐庵只是个文学焦点，而郑板桥各方面内涵都很丰富，能阳光普照。换句话说，施耐庵打造了一个文学深度，而郑板桥则拓宽了经世的广度。
汪夕禄认为，郑板桥的人文内涵以及廉政、民本思想，和当下社会的契合度更高。因此，上世纪90年代，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社会潮流中，郑板桥借助艺术节率先“亮相”。“如果重新选择，我估计还会首先选择郑板桥。”汪夕禄表示，随着国家对文化的重视，尤其是提出“文化自信”后，施耐庵被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现在打施耐庵的牌，恰逢其时。”
施耐庵因其作品而流芳百世，郑板桥不仅因为其作品，更因其人品受后人敬仰。施耐庵的影响，更多在民间，而郑板桥的影响，不仅在民间，更在庙堂。很多人虽然写不出像《水浒传》一样的传世之作，却可以像施耐庵一样写小说。但依然有少部分人，可以效仿郑板桥那样，为官清廉，泽加于民。
郭保康说，明清两朝，兴化人到外地当官的有几十人，没有出现一位贪官。明清两朝兴化籍省部级官员最少十人，也无一人贪腐。郑板桥，则是这条清官文化链上的一个节点。而在兴化为官者，自北宋范仲淹到清代魏源，同样形成一条清官文化链，历代都有廉、能兼备的清官。
“之所以出现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清官以及以施耐庵为代表的小说家，与兴化的‘景范文化’密不可分。”郭保康肯定地说，近千年来，景范文化渗透到兴化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特别显著于吏治和教育。
兴化古为水乡泽国。从8世纪开始，兴化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便进入漫长的“治水”历史。宋天圣三年（1024年），范仲淹调任兴化知县。他来兴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水。经过五年的曲折反复，水患被遏制，此前多年水涝灾害造成的社会凋零，很快恢复生机。史传，“流民返回兴化者众。”
一个社会重新回到安定的生活秩序中，不仅意味着丰衣足食，而且意味着一种社会伦理的安稳。回到兴化的农户，由于感慕范仲淹，不少人改宗范姓。任职兴化五年，范仲淹殚精竭虑，筑海堤，兴学校，定礼俗，敦民风，促进了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文明进化。而这以后，范仲淹的影响一直是兴化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兴化人用各种方式怀念和敬仰这位先贤，形成了独特的景范文化。
如果说，郑板桥崇拜范仲淹、模仿范仲淹还有迹可循，将施耐庵扯上范仲淹就显得有点牵强。但兴化人自会附会——范仲淹在兴化任上，在城南建了两座亭阁，取名“沧浪”和“濯缨”，并且赋诗其上，“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范仲淹以治水为契机，为兴化创造和凝聚了一种“水德”文化。施耐庵创造的不仅仅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更在于从“替天行道”中体现为民立命的道德情怀。“水德”再次经过文学，化出“忠义”主题。从这个意义说，施耐庵并非横空出世，也是其来有自。
“谁说施耐庵不受范仲淹的影响？”任祖镛说，《水浒传》开篇“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正是范仲淹为民请命，皇上才命张天师“祈禳瘟疫”，也才引出后面的故事。“《水浒传》中的范仲淹，是位虚构人物。既是虚构，便可用张三李四之名，为何偏用范仲淹？……”
此说法倒也不算强词夺理。但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文正公，影响的不仅仅是兴化一县之人。后来者如郑板桥、施耐庵，自然可能受其感召，而他们的后来者，同样也在感慕郑板桥和施耐庵。就像兴化寻常人家在书房内挂上临摹的板桥字画一样，虽是伪作，亦无伤大雅。就像农妇热衷于写小说一样，即使鲜有读者，她亦自得其乐。这历史的传承，就是在这点点滴滴之中。人心向善，也是这个意思。（记者朱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