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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原标题: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可以说,绿发会的声音增加了多样性,曾岩的声音在另一层面也增加了多样性。中华穿山甲的命运,本就不该被一种声音论定。

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2017年11月29日,深圳,海关向媒体展示查获的穿山甲鳞片。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两天,围绕中华穿山甲是否“功能性灭绝”的争议,正愈演愈烈。

此事的来龙去脉挺简单:公益机构、NGO组织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绿发会)公开宣称,根据其这几年的实地调研、红外相机野外记录和走访情况,中华穿山甲在大陆地区功能性灭绝了。这引发广泛关注。

对此结论,部分专家表示质疑,这其中包括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专家曾岩。曾岩在微博上发表的驳斥性言论,更引发绿发会反弹。16日凌晨,其在官方微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曾岩言行,要求曾岩道歉,甚至暗示曾岩对其动机的质疑涉嫌诽谤。

一、绿发会有资格宣布这一结论

我看了很多专业背景人士的网上发言,大多与曾岩意见相近。

这就对了。若不这样,反而奇怪。

我个人与曾岩的基本立场也非常接近。作为前业内人士,在2000年,我曾经是第一次全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普查某省区的技术负责人,自信还不至于看得太离谱。

绿发会宣布中华穿山甲在大陆地区功能性灭绝,包括曾岩在内的质疑者,大部分已经指出了其中的BUG。

在我看来,核心问题是调查方法、流程及调查范围、强度等,这些皆不足以支持一般意义上的“功能性灭绝”结论。

而对几乎同时期的很多中华穿山甲野外观察案例,又欠缺有力的解释回应。每个案例都会强力削弱绿发会这个结论的说服力。

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6月5日,广西林业部门在野外放生一只被救护的中华穿山甲。这是2000年以来,广西首次野外放生中华穿山甲。图片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官网。

还有些质疑者暗示,绿发会可能意图通过宣布中华穿山甲“死刑”,为未来引入马来穿山甲做铺垫。这有些“动机论”了。对动物濒危程度的提醒,没准指向的是对此问题的重视。已然瓜田李下的绿发会的确可做出解释,但阴谋论可以先歇歇。

但我不认为绿发会就没有资格宣布这个结论,或者说,提出一个这样的假说。绿发会只是没有提供足够坚实的数据支持而已。

二、说“功能性灭绝”准确性有待商榷

这里涉及“功能性灭绝”的定义。该定义可以说非常“漂移”,非常宽泛,而且是多维的。这可能是指物种个体数量降低到某个数量级,可能是种群的减少及隔离,也可能是某一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功能的丧失(到临界点)。

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救护人员检查被救护穿山甲的身体状况。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相比之下,“野外灭绝”的定义就要明确得多。这也导致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确定野外灭绝之前的很多年里,宣布某一物种“功能性灭绝”,严格来说都没多大毛病,但必须建立在比较充分、有说服力的调查数据基础上。

不同物种的差别,也会影响“功能性灭绝”结论的可信程度。比如绿发会当年发布疑似白鱀豚图片,险些把白鱀豚从功能性灭绝状态捞出来。

但像白鱀豚、华南虎这样的大型顶级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条件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与穿山甲这种曾经分布极为广泛、数量极为众多的小型物种相比,宣布“功能性灭绝”的准确性就要大得多。

今年5月9日,澳大利亚考拉基金会(Australian Koala Foundation)宣布澳大利亚的考拉仅剩不到8万只,该物种实际上可能已经功能性灭绝。

8万只考拉,就被“功能性灭绝”了,而且也不是什么“官方权威机构”。同样,澳大利亚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考拉的处境还没那么糟糕,报告结论会引发不必要的恐慌,甚至有政治宣传的嫌疑(报告在澳大利亚大选期间发布)。

相比之下,绿发会也不算特别出格吧。

三、声音多元,才会有健康的学术空间

在我看来,这次争议,实际是新媒体时代下搞出的新意思。没有新媒体,以往绿发会这种公益机构,在公众中的存在度不高,也不可能指望通过舆论关注,获得支持。

同样,如果没有新媒体,生物界、博物界的专业人士,也很难通过社交平台发出质疑。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常态:声音渠道多,声音放大,各方面的声音都可能参与,包括行业外的公众意见。

我相信,很多人看到新闻,本能的反应会是:怎么“专家”自己撕起来了。其实不然。

穿山甲“功能性灭绝”之争,也该包容不专业声音

▲3月底,广东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接收了一批由海关查没的走私穿山甲。图为一只被救护的穿山甲在动物医院做CT检查。图片来源:新京报网。

对保护行当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虽然看起来都是“专家”或“保护机构”,实际上,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从身份归属上,有体制内管理部门,研究、调查机构,有学院派专家,还有体制外的民间组织。下面还可以细分,比如不同专业学校,不同区域,公益组织还是行业爱好者协会……这些不同的主体,因为种种原因,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微妙而又统一的——为了一个共同的保护本土物种的目的。

在这个大的共识之下,其他矛盾都是内部矛盾,甚至是必要的矛盾。

这是好事。与一位毕业后一直教授和研究野生动物保护的大学同学说起这事,我们的结论都一样:不希望任何领域,只有一个声音,特别是只有监管层的声音。专业本能地让我们对“多样性”更为看重,无论是生物多样性,还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多样性。

多声调的互相博弈、交流、竞争中,才会有健康的学术空间。这也意味着多元主体,在大众传播、专业等不同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能指望所有的声音都是对的,所有的主体都是大公无私、没有瑕疵的。错了,就通过某种方式纠错。

眼前所见的七嘴八舌、说三道四,也是一种纠错。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最好都彬彬有礼,都节制有加。即使不是,只要还在法律框架内,也无妨。涉及法律,在法律渠道内解决就是。

绿发会作为一个民间公益机构,其存在对于官方监管机构、对于体制内科学研究共同体的监督、督促,都非常重要。在某些意义上,它是难以替代的。

而从这个角度说,绿发会同样需要被监督。可以说,绿发会的声音增加了多样性,曾岩的声音在另一层面也增加了多样性。

中华穿山甲的命运,本就不该被一种声音论定。

□宋金波(专栏作家)

编辑狄宣亚实习生葛书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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