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章莹颖案嫌犯不认杀只认罪：罕见辩护策略能否奏效
就量刑而言，一方面，嫌犯是否主动承认犯罪事实，是陪审团在判定是否要适用死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否认犯罪事实，有可能于事无补，还会进一步引发陪审团的反感，影响以后的量刑。
▲章莹颖案庭审第3日：嫌犯承认让其上车曾配合FBI一起重走行驶路线。新京报/我们视频
章莹颖案在历时两年之后，于当地时间6月12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开庭审理。虽然章莹颖案发生在伊利诺伊州，但是因为《联邦绑架法案》为联邦法院在绑架案中创设了管辖权，因此本案由联邦政府提出指控，并适用联邦刑法。
在开庭陈词中，被告人布伦特·克里斯滕森的律师首次当庭承认其当事人杀害了被害人章莹颖，应为章莹颖的死亡负责，却仍然坚持无罪辩护。
嫌犯承认奸杀为何拒绝认罪？
12日的庭审，最让人难以理解的莫过于被告承认奸杀，却又坚决拒绝认罪。在刑事审判中，这一主张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首先，对事实的坦白并不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虽然案件已经存在被告人供述这一直接证据，但是口供不能单独定罪。
检方目前已经披露的一系列证据中，如犯罪嫌疑人与女友的对话录音、留有被害人DNA的关键证物，以及犯罪嫌疑人在事后购买的疑似处理尸体的相关物品等，也只能作为间接证据存在，且很有可能被辩方质疑。
此外，被告还一直拒绝透露被告人遗体去向，因此，目前的构罪证据并不充分。与民事案件不同，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除非警方或检方还有重要尚未披露的证据，否则难以将其定罪。
其次，在刑法上，即使证据充分，在事实上能够肯定被告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并不能完全肯定被告就是有责的。
正如辩方律师在庭审上所做的那样，他不断将被告描画为一个被药物滥用和心理疾病所折磨、学业不成、婚姻破裂的可怜人，其杀人行为是在酒精作用和角色扮演妄想作用下的结果，甚至还幻想出前面存在其他12名被害人。
虽然醉酒状态作为一种“先在过错”行为，并不能免除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如果精神妄想的严重程度足以完全消除行为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被告就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构成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承认犯罪，是一种辩护策略
不过，为何被告及其律师还要多此一举，承认犯罪事实呢？这显然是被告与其律师的辩护策略。
辩方并不完全知晓检方掌握了多少证据，尤其是在被害人遗体还未被发现的情况下。因此并没有选择一开始就进行辩诉交易，完全认罪，而是保留了无罪抗辩的可能性。
在以后的庭审中，辩方甚至还会对诱导式录音、录音质量、被告女友的可信度等问题提出质疑，承认犯罪事实。就现在来看，这些并不会对判决造成决定性影响。并且如果出现特殊情况，辩方在庭审阶段还可以随时选择同意辩诉交易，以换取有利结果。
同时，如果在之后，出现了关键性证据，或辩护不力，被告一旦被判定有罪，目前对犯罪事实的承认以及对心理问题的描述，也是为被告免死而进行的准备。如果在定罪阶段结束时，12名陪审员一致认为克里斯滕森有罪，就将进入量刑阶段。
伊利诺伊州虽已在2011年废除了死刑，但根据《联邦绑架法案》的明确规定，如果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告将会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因此克里斯滕森仍然存在被判处死刑的空间。
联邦法律中，对于是否要判处死刑，必须由陪审团做出决定。
在本案中，同一陪审团将判断其是否具有加重情节，以确定是否判处死刑。陪审团必须再次达成一致意见，才可适用死刑。如有一人持不同意见，克里斯滕森将不被处以死刑。
就量刑而言，一方面，嫌犯是否主动承认犯罪事实，是陪审团在判定是否要适用死刑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否认犯罪事实，有可能于事无补，还会进一步引发陪审团的反感，影响以后的量刑。
另一方面，从现在的定罪阶段到真正的量刑阶段还有一些时日，目前辩方坦白犯罪事实可以给陪审团足够时间，以缓解案件对他们造成的情感冲击，减少适用死刑的可能性。因此，承认被告应对章莹颖的死亡负责，也是为避免克里斯滕森被判处死刑而作的打算。
目前，章莹颖案的庭审还在进行中，定罪与量刑阶段预计将耗时两个月的时间，相信检方能够继续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法院可以作出公正的判决，以告慰逝者、安抚被害人家属。
□冀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